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外学者专注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但多数人把研究范围集中在冷战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和新世纪，而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一段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似不多见。本文拟对中苏（俄）关系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演变，以“正常化”为线索，作一回顾和分析。
　　 一、简单的回顾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它标志着中苏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终于走向和解，实现了正常化。从这时开始，人们可以从容地回顾和反思中苏两国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正常化这一漫长而坎坷的历史。说它“漫长”，是因为仅仅考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从准备阶段算起就长达10年。因此，我们在切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为中苏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该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条约规定，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均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自动延期5年。在此之前，中苏关系虽然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甚至兵戎相见，但双方都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出终止或废约的问题，这样就为日后的接触提供了一个契机。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条约期满后将不再延长。同一天，黄华外长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同时建议，中苏双方应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不久，经双方商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政府特派代表（副部长级）谈判。
　　 1979年9月27日，中苏关于两国国家关系的首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王幼平，苏方团长是副外长伊利切夫。在谈判中，双方的分歧很大，至11月底谈判结束时未取得任何成果。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645页。尽管如此，在经历了20年的紧张对峙之后，两国代表能够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高级别对话，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定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搁浅，但是，已经转动起来的车轮并未停顿，它沿着多条轨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首先是政治磋商。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建议双方就此进行磋商。钱其琛对此做出反应，说中国将“听其言，观其行”。不久，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苏联应主动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武装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8月，我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去莫斯科，向苏方提出举行副外长级特使政治磋商的建议。10月，磋商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特使是钱其琛，苏联是伊利切夫。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它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此后的6年间，中苏双方在北京、莫斯科共磋商了12轮，虽然最终未能打破僵局，但磋商却成为当时两国政府之间最直接、最权威的对话渠道，其意义不可低估。其次是葬礼外交。从1982—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均派特使赴苏联参加葬礼，且特使的身份一再提高，保持了双方的高层对话，使参加葬礼活动成为一条特殊的外交接触渠道。第三是纽约会见。多年以来，中苏的高级官员在中苏领土以外的第三地是不接触的。直到1984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才冲破了这一僵局。以后每年亦是如此，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每次会见中，双方都要讨论两国关系并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1986年秋两国外长在纽约商定的。第四是边界谈判。中断了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重新开始，成为又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最后是多项交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苏之间在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