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的水平，首要的是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时，学术界就理想信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邓小平是主张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政治方向的。有人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概括为“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仿佛邓小平就是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者。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是现在才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就有人说邓小平主张不要问姓“社”姓“资”，谁要讲姓“社”姓“资”，就是“左”，甚至认为，不问姓“社”姓“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发展经济的秘诀。这种论调当时就甚嚣尘上，而且众口铄金，似乎真的是邓小平倡导的了。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和歪曲，然而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危害甚大，对此，我们不得不从理论上进行澄清。

　　一、邓小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

　　邓小平是坚定不移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从来没有说过不要问姓“社”姓“资”的话。翻遍《邓小平文选》，始终找不到邓小平有“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提法。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讲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人引用这句话来证明，邓小平主张不要问姓“社”姓“资”。然而“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等于说不要问姓“社”姓“资”。他在这里说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搞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把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先进的经营形式、管理方法，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不敢借鉴和学习，这是我国改革的最大障碍。“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是就这一点来说的。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它具备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原则区别的；其次，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笼统地说邓小平主张不要问姓“社”姓“资”，连社会主义都不讲了，哪来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说邓小平不问姓“社”姓“资”是不顾最起码的逻辑。

　　邓小平不仅没有提过不要问姓“社”姓“资”，正相反，他十分重视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1993年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使用最多的词是“社会主义”。如果他主张不要问姓“社”姓“资”，那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强调社会主义、说那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话呢？

　　二、必须正确理解姓“社”姓“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曾经引起一场大争论，其影响至今犹存。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很有关系。对这个问题必须做具体分析，应该分别从两个层次来讲。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这个层次而言，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于这一层次的问题，邓小平坚定不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最为旗帜鲜明，从来没有说不要问姓“资”姓“社”。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二者的原则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警告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1985年8月，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1987年，学潮刚刚过去，邓小平在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的同时强调：“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显然改革开放存在着方向、性质的问题。有人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搞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所以不能认为改革开放就不要问姓“社”姓“资”。直到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他还一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第二，在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发展经济的具体做法、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这个层次上，许多问题客观上并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是商品经济，都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要求进行管理，都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运转；因此，许多具体的运行机制、经营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而没有社会制度性质的区别。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来说，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的具体做法，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应该利用。导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思想障碍是纠缠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而不敢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可见，不能笼统地谈论姓“社”姓“资”的问题，需要做具体分析。凡是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上，必须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凡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就不应该纠缠是姓“社”还是姓“资”。

　　三、必须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对“三个有利于”，人们有各种议论。有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论证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的论据，说邓小平主张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过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人还进一步论证，“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三个有利于”的提出，表明邓小平是不讲政治方向的实用主义者。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第一，把“三个有利于”当作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说不通。这种说法搞混了一个起码的逻辑：社会主义制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的命题；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当它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都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它不可能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区别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而不在于它同生产力的关系，不在于能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时候，前面都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限定词，显然在他的思想里，社会主义是既定的前提，而“三个有利于”指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用“三个有利于”来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警惕有人利用“三个有利于”，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把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却说成社会主义，从而力图把我们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第二，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成败、对错的判断标准，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改革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说，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可以实行那样的体制，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规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我们在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以此标准作为选择的依据，必须抛开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

　　第三，谈到改革的政治方向的对错，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两个如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面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如果”，除非是故意制造理论混乱，谁也不能说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是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

　　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只谈“三个有利于”这一项标准，而不谈“两个如果”，是不完全的。这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成败的标准：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然而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取代“两个如果”这一政治方向的判断标准。如果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用不着再考虑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抽象的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道，当窒息生产力、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显示出来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四、必须正确理解“不搞争论”的含义

　　有人把邓小平说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句话，作为邓小平是不讲社会主义信念、不讲原则是非的实用主义者的根据。所以有必要讨论一下邓小平说的“不搞争论”的含义。

　　我们比较完整地引用一下邓小平关于“不搞争论”的原话。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诸如办经济特区，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等，“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很明显，不搞争论是就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而言的。改革开放采取什么措施，发展经济采取什么政策，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应该通过实践，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行选择，这靠抽象的争论是解决不了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遵循，一切措施都需要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有问题要及时解决。这就叫“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要通过实践来判断对错，逐步完善。

　　但是，邓小平绝不是主张任何问题都不搞争论。他在涉及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历来主张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当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出现以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为特征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时，他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指出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决同各种精神污染现象做斗争。他警告说：“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有人主张在全会决议中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删去。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针对1986年学潮和1989年政治风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止20年，恐怕要50年、70年。1992年初他又指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防微杜渐，“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还说，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从邓小平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主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于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不能和稀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不搞争论”，而是主张坚决同错误思潮做长期的斗争，而且苗头出来就要批判。可见，邓小平是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革命家，而不是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的实用主义者。

　　来源：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5-2016）——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二）》（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