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现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不辞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真理。因为当时的中国只面临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所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久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

　　洪秀全并不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

　　魏源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主张。不过，他们主张的学习西方，主要地还是限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认为，英美法等“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他主张不仅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设新闻官书信馆，而且要“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则“宜令其作工以受值”，即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主张，得到了洪秀全的支持。他曾在该书上面，多处写下“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的批语。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因而力主学习西方，厉行变法，以便“使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3]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主张对工商业“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而且主张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4]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并且乐观地预言：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又有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可资借鉴，必定“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5]

　　严复是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6]海禁大开以还，中国人学习西方而不能收实效者，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根本。他认定自己的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就是集中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人们自强不息，与天争胜；翻译了《穆勒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鸿的《法意》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宣传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学原理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他以为，这些理论一旦被中国人接受并付诸实施，那中国就不仅救亡有术，而且富强有道了。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是直接在英美等国接受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早年，他就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7]当他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的立场以后，他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日民生。”[8]这就是说，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的。当然，他也看到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9]这个事实，因而企图在学习西方时能预防西方的社会弊病，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纲领，其实际意义，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曾经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十分虔诚的。毛泽东说过，在当时，学了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10]当时的先进分子，并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并没有限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还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学习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这种学习，应当说是相当全面的。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奋斗，包括组织过政治团体和党派，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

　　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多，但成效却甚少。太平天国运动遭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洪秀全本人殉难，《资政新篇》的主张也就无从实行了。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只百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除了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依然存在，“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而已。孙中山本人就沉痛地说过，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盛，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1]这场革命也流产了。这就是说，先进的中国人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为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和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统统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中国的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了，人民越发贫困了，国力越加衰弱了。这个基本的事实，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的有效性的极大怀疑。还在1916年5月，李大钊就已经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12]毛泽东在1917年8月更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3]这种怀疑论，成了人们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的推动力量，为人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土壤。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个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社会主义之进行”（彭璜）。它确实使陷于徬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个革命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视野，使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他们在认真地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并对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建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之后所作出的理性的选择。

　　在中国最一早举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随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也起而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骨于。同盟会的著名会员、孙中山的战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稍后，孙中山本人也宣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并且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自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庆龄、何香凝等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事实证明，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抉择。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立即就被所有的中国人抛弃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也还是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第二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是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们，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只有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所发布的“五一”口号中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份开始，他们纷纷进人解放区，参加筹备建欲新政协、筹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了。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上面叙述的这些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一点，首先由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的历史提供了证明，随后又由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整整三十年的历史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中国人民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摸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才最终地决定抛弃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的；中国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