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高林，教授，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居民生活总体状况的历史考察（1949～1976）》（12BDJ00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学术界总结回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学术文章愈益增多。虽然党的有关文献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评价早有定论，但近年来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出版言论的相对自由，一股修改现代史、否定计划经济时期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风气抬头。一些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停滞，甚至赶不上民国时期，并把根源归结为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制度，是“系统的问题”。这种以人民生活水平停滞或倒退为突破口，否定前30年的言论，虽然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信息化的今天，极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一、几种不同的观点

　　当前，学术界关于1949～1978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状况的争论比较激烈，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倒退论

　　持此观点者认为1949～197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甚至赶不上民国时期。有学者用前30年固定资产总和，减去抗美援朝、“大跃进”、援外、“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等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得出国民经济呈负增长之势，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差；有人认为，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没有真正吃饱过，到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有人甚至提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民国时期，一些学者从新旧中国某教授收入水平的变化出发，为此种言论进行注解；有人一退到底，认为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康乾盛世；有人更是语出惊人，提出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认为毛泽东当权的30年是使中国落后的30年。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1］

　　二是停滞论

　　持此观点者认为1949～1978年是一个错误连着一个错误，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只会阶级斗争，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在他执政期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有人提出，相对于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毛泽东最大的软肋是对经济的无知；有人企图割断党的历史，把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被耽误了20多年，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正道，并把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的结果。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

　　三是曲折进步论

　　持此观点者认为1949～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过挫折，但从大的历史过程看，中国经济仍是快速发展的，人民生活水平在曲折中得到提高。与上述言论相左，不少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赵德馨把1949～1978年划分为1949～1956年和1957～1978年两个阶段，认为1949～1956年是经济增长质量较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1957～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质量较差，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2］董辅礽提出三阶段论，即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是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时期，1956～1966年的探索时期是人民生活曲折反复时期，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是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时期。［3］苏少之提出四阶段论，即1953～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居民收入增长也较快；1959～1961年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居民收入直线下降；1962～1966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逐步好转，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很快；此后十多年，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文革”干扰，居民收入增长长期缓慢、停滞。［4］程恩富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5］总的来看，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相一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虽然出现一定反复，但总趋势在缓慢提高。

　　二、对1949～1978年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判断

　　在上述观点中第三种比较客观，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这一类文章大都理论色彩浓厚，不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成为象牙塔里束之高阁的藏世之作，影响力大打折扣；而第一种、第二种观点，多在网络论坛发表，并打着学术的幌子，利用剪裁的数据，引经据典，语言活泼，影响甚广，不少文章点击率达到万次以上，误导欺骗了很多阅历不深的年轻读者。对于如何认识1949～1978年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笔者提出以下判断：

　　一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虽然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年份或某一阶层生活水平与民国时期相比略有下降，但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超过民国时期。有些学者不顾基本事实，以偏概全，从个体出发，以民国时期某大学教授或某工厂工人的收入水平的个案对比，得出民国时期教授、工人的总体生活水平高于新中国的结论是十分片面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农业社会里，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和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高出同时代的一般民众，甚至相对高于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知识和技术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掌握，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智力差距在不断缩短，收入差距也应不断缩小，这是造成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于民国时期有所下降的根本原因，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我们绝不能以偏概全，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看不到城市下层的劳动人民和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以局部代替整体，得出民国时期居民生活水平超过1949～1978年的结论，更不能以此方法推定，1949～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如康乾盛世时期的结论。

　　民国时期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可以从人均粮食占有量上略窥一斑。以抗日战争前经济发展较好的1936年为例，当年人均粮食占有量270公斤。1949～1978年，在长达29年的时间内除特殊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外，有17年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事实上，民国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并非都像1936年那么高，1938～194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245公斤［6］，略高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此，1936年代表不了整个民国时期。同样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代表不了1949～1978年的总体情况。如果仅以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标准得出民国时期生活水平高出1949～1978年就太轻率了。民国时期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口粮消费即便在抗日战争前的正常年景也仅仅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相当，农村底层则长期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农村口粮消费相当。整个民国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呈下降趋势，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在不断恶化。［7］艾奇逊总结国民党政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里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那么，1949～1978年是否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打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自然秩序”，使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加之人口政策的失误，人口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在短短29年时间内从5.4亿人骤增到9.6亿人，造成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勉强赶上甚至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面临着“马尔萨斯陷阱”（按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国人口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超过基本的生存标准时，人口数量会成倍地增长，当增长到一定限度，造成所需的生活资料低于基本的生存标准时，将会爆发战争、瘟疫、饥饿，促使人口向适应的数量回归，硬性地将人口规模回归到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水平上。）的威胁。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采取了凭票限量供应粮食、跨区域调配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等三大措施，保障了人们最基本的口粮需求，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营养不良问题。1975～1977年中国居民每天摄取的营养成分包括：热量为2439卡路里，蛋白质为63.4克，脂肪为38.9克，各项指标超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水平（详见下表）。正如世界银行考察团得出的结论，“实行中国制度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必然导致早死、体衰、其他的体质缺陷和智力迟钝）几乎已经消除。”［8］

　　1949～1978年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从中国人口增长率攀升、死亡率下降、营养水平超过发展中国家等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在低水平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中国成功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并动员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资料来源：参见范慕韩编的《世界经济统计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33页。

　  二是要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

　　1949～1978年虽然物质生活提高缓慢，但精神生活进步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呈现出非协调发展的特征。生活水平问题不仅是吃饭穿衣问题，还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问题，既包括物质消费，又包括精神消费。我们不能因为前29年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缓慢，就说前29年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把公共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优势，遵守精神财富独特的生产规律，以极低的成本，面向基层群众，大力发展大众文化、基础教育和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9］

　　在文化娱乐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仅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连接千村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10］，而且还建立了以县电影管理站为中心，以电影放映队为触角的城乡电影放映网络，基本上每个农村人民公社甚至有些大队都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设有地区电影管理站、县电影管理站、农村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等专业机构，农村电影放映队由人民公社招聘来的农村人员组成，担负着在本公社各大队轮流放映电影的任务，有时也承担到周围其他公社放映电影的任务。据史志记载，70年代很多人民公社都有电影放映队。参见柏晓主编的《吐鲁番地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页；《泰宁县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焦作市志》第3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4页；《东胜市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6页；赵宝金主编的《翼城县志》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6页；《无极县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等。另据史志记载，一些条件好的大队也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队。详见《拜泉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486页；《集贤县志》，1985年印刷，第37页；王琼主编《通辽市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页等。）这些遍布城乡的有线广播网和电影放映网，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在国民教育方面，针对财力有限而人口众多的国情，中国采取了基础教育优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面向工农群众，以保障大多数人受教育的权利，极力发展大众教育，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坚持不懈地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方式，使中国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彻底改变了“穷人读不起书”的状况，使中国从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识字人口为主的国家，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在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和大多数职工家属，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虽然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1］

　　当然，对中国居民在文化、教育、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做出客观的评价。这一时期虽然建立了遍及城乡的有线广播网和电影放映网，但广播、电影的内容较单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仍相对贫乏；采取的面向工农开门的大众教育模式，使文盲人口大规模减少，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建立健全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和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了城乡居民身心健康，但中国医疗体制的运行是以极低的医疗成本来实施的，还只是在较低的保障水平上有限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消费需求。［12］尽管这样，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因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能力，一些人文指标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甚至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支持和促进作用。

　　三是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缓慢提高换来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为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怎样使中国从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共按照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发展主线规划自己的奋斗目标。

　　当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立和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寻求国家强大的第二个历史主题凸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3］因此,迅速求强,建成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和国防实力的社会主义强国成为党和人民的必然选择。这种先国强后民富的发展路径决定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

　　为了筹集工业化的发展资金，中国长期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预留用于投资的部分过大，用于居民消费的部分过小，使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得到较大改善。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移天换地的豪情，开河挖渠，构建了新中国农业灌溉网络，修路架桥，编织起新中国交通运输网络，航空、卫星、原子弹等一项项尖端科学技术不断突破，石油、化工、煤炭、钢铁、冶金、电子等一个个工业基地拔地而起，初步构筑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构成了国家的硬实力，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工业化是在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起步的，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这三个劣势相互作用，使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资源浪费十分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效果。可是，这同样不能影响我们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成果的评价，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奠定的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配套的工业分工体系、方便的交通设施和大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90年代中国有效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重要条件。人世间没有无因之果，前30年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成为后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14］

　　综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强大优势，在保障人民基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搭建起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为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中共积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从微观经济基础到宏观调控体系的全面改革，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可谓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历史是连续的链条，我们不能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不能因为今天的成功，就否定过去艰辛的探索，像泼洗澡水一样，把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虽然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5］

　　［参引文献］

　　［1］〔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李华译、墨石校：《为了建设新中国——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时代》，《英才》1998年第12期。

　　［2］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3］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9、383、406、586页。

　　［4］赵德馨主编、苏少之著：《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2、1075页。

　　［5］程恩富：《新中国的经济变迁与趋势定位——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三》，《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

　　［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7］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238页。

　　［8］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9］朱高林：《1949～1978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10］刘爱清、王锋：《广播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1］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2］朱高林：《非均衡视野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考察：1949～1978》，《学术界》2012年第4期。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14］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15］《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