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无锡地区为视角的历史分析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也认为后者对前者也有反作用，不完全是“被决定”，而是一种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基本原理，已经被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所证明。无锡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化繁荣之地。在近代以来的数次经济好文化转型过程中，也显示出它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屡屡走在前列。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无锡地区经过长期的积淀，其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为经济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宽松发展氛围好环境。在今天无锡面临着新一轮发展方式转变，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好技术创新的形势下，认真总结文化包容性与经济创新发展互动关系的历史经验，很有意义。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文化包容性 文化多样性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又都离不开创新的主体人的思维活动，而人们的思维活动显然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影响。从历史上看，人类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好制度创新，其先导都是思想解放，或者冲破愚昧的神学束缚，或者冲破已有的思想理论框架和成说的限制。换句话说，都是打破了一言堂、一家独尊、绝对真理的文化专制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就一个地域来说，社会对文化种类的多样和创新行为的宽容程度，或者称之为文化的包容性性，就显示出重要作用。这里，想以无锡地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谈谈文化包容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文化的包容和创新往往是科技和经济制度创新的前提

马克思曾经将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产生的欧洲殖民浪潮和商业革命、18世纪蒸汽机等科技带来的工业革命和19世纪末能源和通讯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能源的压力，19世纪只有欧美等少数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支撑其发展，20世纪，还是欧洲、北美、东亚等不到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支撑其发展，过着高收入的生活。到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发展行列，尤其是中国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后期，使得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不仅是环境、资源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机会和成果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做到公平共享的问题。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说明，少数发达国家依靠原来形成的资本优势和控制手段来不公平的占有世界资源、市场和独享发展成果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需要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怎样成为“软实力”以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怎样走出国门，与我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匹配，是未来3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并在经济总量上也居于世界第一后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处于空前的交流、竞争和互动中，虽然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以国家、民族、宗教以及经济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却大大扩展了，大多数人以平等、平和、包容地心态对待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和新事物的出现、旧事物的消亡。

从世界历史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从中国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文化繁荣，为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地主制经济准备了条件。

再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20世纪50年代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首先是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好一整套思想理论；同样地，1978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速发展，也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总体上讲开始进入一个创新阶段。虽然我们过去常讲创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从经济层面来看，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从生产力角度看，主要是引进好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在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层面，主要是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引入市场机制，既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也主要是学习和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好教训。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2011年达到47.2万亿元，比1978年增加128倍，比1992年增加16.5倍，比2000年增加3.76倍，我们的资源好环境还能支撑经济按照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方式发展吗？我们还能继续通过扩大低附加值的“世界制造工厂”来实现经济的翻番吗？显然不行了，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大国地位，都不允许在经济全球化中，继续停留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地位的二流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也必须创新。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说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显然存在着不可严重弊病，中国的市场经济今后怎么办？怎样克服现在已经显示出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资本主导社会的弊病，显然解决这类问题，已经不像前30年解决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那样，已经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借鉴了，需要创新。

　　　  二、无锡地区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递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

举五个例子：古代的东林书院；近代的无锡民族工商业；近代独树一帜的无锡国专；近代以来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及苏南模式。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都存在着必然的因素，为什么东林书院、无锡国专、荣德生、张闻天、孙冶方、薛暮桥能够产生于无锡。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无锡的文化好人文精神里面，包含着允许甚至鼓励这些不同于当时潮流或统治思想存在好生长的空间。

1604年，东林学者顾宪成重新修复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在封建思想文化专制最严重的明清时期出现“东林书院”。即显示出当地文化的包容性，为什么不能再别的地方出现？

近代以荣家、薛家等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及企业家精神。

同样，近代以来，无锡地区始终活跃着三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学和工商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

在举国学习西方和否定传统文化时产生“无锡国专”。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产生于20世纪的20年代初。在当时无锡国专成为国内唯一的以研究和弘扬国学为己任的学校。1931年11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在考察国专后曾言：“这所学校是纯粹中国化的学校，中国固有文化仅赖此校一线维持。”

20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交会碰撞的时期。自晚明以来西方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从“量变”到“质变”，至此形成高潮，引发了深刻的思想变革，并最终爆发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

以“无锡国专”为代表的国学，之所以能够在无锡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经世致用”的现代教育方兴未艾、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正是无锡地域文化所具有的魅力，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总结的。

例如：在私营工商业兴盛之地，与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在无锡创办现代工商学校、钱基博等传统文人创办“无锡国专”同时期，为什么会产生张闻天、博古、孙冶方、薛暮桥等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显然与古代东林书院的文化遗风、与近代无锡薛福成等提倡的“经世致用”三下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如：新中国的乡镇企业滥觞于“大跃进”时期。在“文革”时期，各地在“三就地”和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约束下，也都多少有所发展。但是无锡地区的乡镇企业在“文革”时期却显示出它不限于为当地农业服务和商品经济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大的环境不允许人们从理论上探讨商品经济，来自无锡的孙冶方的遭遇即是一个例子，但是无锡人却想方设法，在集体经济这个大前提下，从微观上突破大一统计划经济，积极进行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这就是后来概括的乡镇企业文化和创新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三、文化的包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从无锡地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如何充分利用文化的这种反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无锡经济发展水平和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无锡属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中的发达地区，其工业化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发展阶段，都显示出无锡将率先面临所谓工业化后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即率先要解决好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缩小贫富差距、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里从以下七个方面简要探索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文化建设与提升地区软实力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区域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竞争、互补和共同发展的横向关系，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的“锦标赛”。在区域之间的竞争或互补关系中，除了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区位优势、资本外，人力资本、制度环境以及非正规制度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二）文化的包容性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关系。文化包容性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文化消费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经济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也必然导致文化的多样化，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文化影响扩大，文化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李长春指出的那样：“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3]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2011年10月召开了专门讨论文化发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三）文化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无锡现在的环境、资源都不可能在支撑原来那种以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的环境、土地、水资源就不允许，因此再发展，就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有利于节省资源、保护环境、增加就业和扩大内需。

为了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2012年2月20日，文化部制订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实现倍增。文化原创能力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文化产业成为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就业容量大、形式灵活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吸纳就业效果显著的产业之一。文化消费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占城乡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文化建设与企业家代际交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如果从90年代大规模的转制算起，第一代依靠改革和打拼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今天普遍面临退休问题，这种整齐一致的代际交替，是其它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因此，从一个地区来看，当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家代际交替同时进行时，困难会更大。

（五）文化建设与建立和谐社会，消解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防止腐败、消除造假、欺诈等违法行为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前者是产业结构升级前提，后者则是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的保障。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创新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即从文化角度来说的人们好社会的宽容性好开放性，以宽容好鼓励的态度对待不同于现有生产好生活方式，不同于现有观念、习俗、秩序、制度的新生事物的存在和发展。（2）较强的学习能力。一是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不是空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弊病就是崇尚空谈，追求“心”、“性”之学，正所谓“平生袖手空谈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例如程颐就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4]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等的学问，朱熹则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5]

（六）文化建设要“不以所有害所受”，即：不固步自封，不抱残守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余年间，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最剧烈、最迅速的时期，而且这种新旧交替变化的速度像自由落体运动一样，呈现出加速度态势。在这种剧烈的文化变迁好发展中，也可以用孙中山那句名言形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于是怎样不被积淀丰厚的文化包袱所累，能够不断及时吸取新生事物的养分，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七）文化建设要与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日益增加的发展规律相适应，要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

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远近为基础、以政治、经济地位为标准的等级制的熟人社会，遵行的是“三纲”“五常”，因此维系社会秩序和正常运行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皇权）和地方乡绅治理（宗法和族权），因此在主流文化理念上，根本就没有或者不允许存在平等观念，在国家、血缘关系之外，也很难存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但是当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好发展方式，使得人们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与陌生人（包括机构）打交道越来越多，需要外部提供的消费和服务越来越多时，当我们已经不在是处于一个亲朋环绕的熟人社会时，已有的“亲亲”、“疏疏”传统观念，已有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处事哲学，都已经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同时，原来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也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很难发扬光大了。但是无锡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却反映出自己的特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苏南模式”一枝独秀，到今天集体经济组织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无锡的民间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与其他地区相比，是较高的。因此，无锡作为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现代商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代公益事业和社团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民间社团的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也为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说明：此文发表于《江南论坛》2012年第5期，这次上网前，又做了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