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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武力: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述论(1978—2017)
发布时间: 2020-01-17    作者:李扬 武力    来源:第十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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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从历史的纵向来看,1978年至今的改革发展一脉相承,独立自主、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引领我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方面的时贤新论多不胜数,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则研究还不够。本文就试图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放在全球经济中去定位、去比较,去发现问题,去总结历史经验。

  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自己

  1978年的中国经济,GDP在世界中的占比仅为1.7%,面临着产业结构畸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计划经济体制效率递减等诸多问题,亟须完成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三重任务。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回顾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79—1991年:增量改革先行,为避免转轨通胀创造物质基础

  1978年前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了为中国构建完整工业体系的历史任务,同时也因低效率而开始束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改革起步时的中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短缺,只能依靠以票证供应为主的分配制度来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帕累托改进的增量式改革,从而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前,基本解决了农、轻产品短缺问题。具体来说,以农村体制改革先行,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产品的连年增产,避免了因食物短缺而引发通胀。改革带来的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剩余,又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条件。城市方面,国家以先试点后推广的谨慎态度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并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不颠覆计划体制的情况下发展商品经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城乡经济相辅相成,使中国迅速摆脱了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短缺的局面,基本实现温饱,为全面市场化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尽管增量改革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价格“双轨制”等问题,但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且在80年代保持了较快增长。对比其他转轨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1992年通胀率达到1353%)和之后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国的增量式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二)1992—2000年:迅速构建市场经济框架,奠定发展的体制基础

  经过80年代的物质积累和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国经济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90年代初,国家适时放开了大部分产品价格,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完成了价格改革,为全面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国家在短短几年里迅速果断地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微观方面,国企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向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微观市场主体转化。同时,国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宏观方面,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初步建立。计划经济时期以行政指令为主的调控方式已不再有效,国家通过改革财政和金融体制建立了市场经济调控机制。财政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使国家有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调控全国经济。金融方面,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结束中央财政收支缺口向银行透支的做法,使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更好地管理货币发行量;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开,组建了三大政策性银行来承担政策性贷款任务,从而结束了以往商业性银行既要盈利最大化,又要受承担政策性贷款而导致利润受损的矛盾。随后,针对国有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大量坏账问题,国家通过充实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的方式,使商业银行轻装上阵。通过上述改革,中央政府有了执行财政政策的充足财力,中国人民银行也有了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宏观调控机制基本确立。

  此外,我国在90年代还初步建立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支撑了我国后来近20年的快速发展。

  (三)2001—2012年: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9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也使中央政府有能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中国经济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萧条,并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基础产业瓶颈问题。2001年加入WTO又为中国提供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业已成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资源环境,以及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城镇化加速推进,工业化迅速进入中后期,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增强。2001—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10863.1亿增至540367.4亿,翻了两番;进出口总额由42183.6亿增至244160.2亿,增长4.8倍;外汇储备由2121.65亿美元增至33115.89亿美元,增长14.6倍。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货物出口,但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的红利仍然存在,增长潜力巨大且增长需求迫切。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当时金融体系内的杠杆率也较低,有能力为财政扩张提供信贷支持。因此,规模空前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尽管对这一计划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它在当时避免了中国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及由此带来的财政、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从全球视野来看,它延续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势头,在主要经济体徘徊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使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壮大,国内基础设施面貌焕然一新,一批国有企业迅速成长为世界级巨头,贸易规模逆势上扬而为后来的人民币国际化继续积蓄着力量。虽然刺激政策导致了后来的许多问题,但正是这几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也为十八大以后向强国的迈进奠定了基础。

  (四)2013年至今:改革开放升级加速,由大国向强国迈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巨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四个全面”,从高压反腐、锻造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入手,在利益格局错综复杂、既得利益日渐固化的形势下,使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然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流动性紧缺,以及“重返亚太”的战略威胁,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压迫,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似乎也在预示着全球化有倒退的危险。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采取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成为国际舞台上全球化最坚定的推动者,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总的来看,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经济主要有三个进步。

  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新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过度依赖生产要素投入而忽视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力图建立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加等问题。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中央提出了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不仅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且要从根本上扭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继续保持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且要实现全面脱贫,不使一人掉队。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迅速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冲破国内资源、市场限制和旧国际经济秩序约束而提出的重大倡议,旨在实现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线包括60多个国家和地区,44亿人口。该倡议的实施将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和丰富的外汇资源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对接起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产能过剩、出口下滑的压力,使中国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为了给“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由中国主导的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继运营,中国凭借十几年高速增长而积累的资本,尤其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开始发挥作用。当前,“一带一路”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这为中国国内经济转型争取了更多空间,也使中国在保守主义普遍抬头的背景下,成为全球化的最有力推动者。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将这些成就置于全球视野之下,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正在由大国向强国迈进。

  (一)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速的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至2016年的744127亿元,年均增长1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由1.7%升至14.8%,落后第一名美国9.7个百分点,领先第三名日本8.3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除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之外,中国在GDP增速上也超过了绝大多数经济体。农业领域,中国的粮食、蔬菜、肉类、禽类、水产品、水果、烤烟、卷烟等多种农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工业领域,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包括煤炭、生铁、粗钢、造船、汽车、农用机械、水泥、电解铝、化肥、化纤、彩电、手机、集成电路在内的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净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规模也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在电网规模、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公路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内河通航里程、港口吞吐能力、公路客货运量、水路货运量等方面都达到世界第一,铁路里程世界第三,高铁里程世界第一。

 

  表1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GDP增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 chart&year_high_desc=true。

  

  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8—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由355亿元增至243386亿元,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一直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经济体合起来约占世界GDP的80%;2016年,美国以37059.78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中国204.05亿美元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出口规模中国仍稳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53484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进口国和第三大服务出口国,服务贸易总规模世界第二。1983—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9.2亿美元增至1260亿美元,吸收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三。对外投资方面,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左右,首次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到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并且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为第二名的3倍。1978—201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至30105.17亿美元,从2010年起一直位居世界第一。

  (二)中国企业实力与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

  在全球领先的产量背后,是一批正在崛起的世界级企业。1995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51家)一倍多。

  表2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国别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中文网数据整理。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7-07/20/content_286785.htm。 

  “中国制造”在行销世界的同时,正在逐渐摆脱创新能力弱、产业附加值低等问题。一方面,国内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促使中国在采矿冶金、新能源发电、煤炭利用、高压输电、高速铁路、工程建筑等领域领先世界,进而带动了工程机械、电器设备等重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但另一方面,在精密仪器、商业航空、半导体设计、应用程序和系统软件、生物技术、医药开发、特种化学品等技术密集型领域,中国由于工业化时间短、技术积累有限而尚处于落后局面;同时,在服装、家居、包装食品、饮料和化妆品等领域,中国在品牌竞争力上也有待提升。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阶段。一方面,中国加快了赶超步伐。从2013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6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5500亿元,研发经费占GDP的2.08%,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14财年,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仅增长1.4%,北美和欧洲企业分别增长3.4%和2.5%,日本企业下降14%,而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却增长了46%。2015年,123家中国企业入围全球创新1000强,总研发支出394亿美元;2016年达到130家,总研发支出达到468亿美元,而在2005年时中国还只有8家入围。另一方面,中国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契机,通过在新领域取得突破而变跟随为引领,这种创新战略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4G通讯、3D打印和民用无人机等领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中国在超级计算机、航天、雷达、激光、纳米、微晶钢、石墨烯和量子通讯等领域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这些技术使中国制造业有潜力在未来颠覆传统产业格局,而一跃成为新的领导者。

  三、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大幅度提升

  凭借显著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实现了由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跨越。

  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是世界经济中的追随者。这一时期,中国货物出口在全球份额中的平均占比不足3%,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也较为有限。9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打开局面。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2年,中国与缅甸、越南等国家成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95年,中国与朝鲜、韩国、俄罗斯、蒙古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1996年,中国与俄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成立“上海五国会议”,该会议逐渐发展为我国与中亚合作交流的平台。1996年,中国成为亚欧会议创始国。1997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共同成立“10+3”区域合作组织。到20世纪末,中国在东部、东北、西北、西南和南部都建立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仍局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仍非常有限。

  2001—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积极参与者。2001年是标志性的一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它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5月,中国加入《曼谷协定》,它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协议;6月,原“上海五国”加乌兹别克斯坦这六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成立了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合作组织;12月,中国结束了长达15年的谈判,加入WTO。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此后到2012年,中国先后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在2010年由大陆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一时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成为国际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2013年至今,中国开始积极引领世界经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往对外开放的所有政策都被统一在了该倡议之下。在国际贸易方面,从2013年到2017年5月,中国先后与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和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使自由贸易协定达到15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还将与20个沿线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其中包括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海合会、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斯里兰卡和中国与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与蒙古、尼泊尔、孟加拉、摩尔多瓦等国家开展自贸协定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国际金融方面,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2015年12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月,中国在IMF中的份额由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6年12月,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IMF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180多个成员国官方使用和储备。总的来看,中国已成为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力量。

  四、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三点经验

  通过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经济崛起,我们认为以下三点经验值得我们坚持和发扬。

  第一,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城乡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既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又有着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许多特征。这是中国独有的约束条件,也是我们制定一切战略的出发点。中国取得今日成就的根本在于实事求是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听命于他国的摆布。走自己的路,关键在于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把顶层设计与“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相结合,坚决避免在重大改革环节上“犯颠覆性错误”。同时,我们要做好对中国发展历程的研究,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来认清中国崛起,认识到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与成功之处,从道路自信中获取制度自信,进而升华出理论与文化自信。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之所以能顶住内外压力走自己的路,并以令世界惊叹的效率进行经济建设,关键在于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优势在于始终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某个阶层、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今中国利益主体为数众多、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量改革空间极为有限,深化改革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个别阶层、个别团体财富逐渐庞大的情况下,失去统一领导的利益纷争难免不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甚至社会不安定。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为前提,要确保党的性质、宗旨永不变,既要通过持续反腐和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又要增强党的治国理政尤其是驾驭资本、领导全球化的能力。

  第三,坚持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国外的资本、技术、市场和资源。当今中国面临国内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压力,必须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抬头、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新调整的历史时期,中国更应把战略着眼点放至全球,从而力争成为下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主导者。唯如此,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基础仍不牢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定力也不够强,因而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姿态参与、推动和引领全球化。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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