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要求我们“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怎样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贺信里面提出的上述要求？就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来说，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机结合、高度融合，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发展空间，实现1+1大于2的目标。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中国工业化与科技发展面临两大重要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创新，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发展，这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必要进入更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不只是对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更应该探讨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应用和普及的规律。

　　第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流、融合。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尤其是历史学而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科技研究，比较薄弱，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的规律以及比较具体的产业和技术问题，包括世界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传播渠道和速度、社会效益等，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板。而就自然科学而言，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政治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政府政策问题等等，则往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短板”。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应该拓宽研究领域、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进一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中国学术，创新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二是应该打通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经络，实现历史纵向贯通。三是应该打通研究中国与研究外国的渠道，拓宽产业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是就中国讲中国，而是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来看待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的坐标体系中观察研究，即加强横向比较研究。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择其善而从之”，才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样通过国内、国外研究的结合，拓宽了视野，实现了知识结构上的互补，研究领域的跨界和不同学科的交流，从而可以产生思想上的撞击，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共同推动经济史、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实现“1+1＞2”的效果。

　　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研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也是其创新点和亮点。过去，经济史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关系变革，可能受两方面影响。其一，受中国100多年经济发展最大障碍是制度障碍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打破旧的制度，而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时代也是搞社会主义改造和不间断的经济体制调整，试图改变生产关系以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更是急剧和深远，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改革还处于进行时。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更多关注点是制度变迁，认为生产力是有活力的，只要好的制度和政策建立起来，有了资本，生产力就会自动发展起来，因而对其关注不多。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都是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研究生产关系。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离不开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深入全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就如空中楼阁、沙滩大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过多关注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研究薄弱的不均衡状态，不仅影响其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阻碍研究的深入，更成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短板”，非常需要“补课”和“赶上来”。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不仅是经济增长和量的扩张，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根本、最活跃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科技的发现、发明、创新和扩散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由此导致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亦是如此，而这方面在过去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中还属于薄弱环节，现在看来，补这个“短板”非常必要、也很紧迫。

　　第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产业发展，要把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从古代到现代打通，打通即意味着怎么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包括怎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讲传统文化，主要是讲“形而上”的东西，现在所谓的“国学”很热，也主要是讲儒家文化，讲指导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礼义廉耻”，儒家思想基本上不讲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25）正如《论语》中记载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等的学问，朱熹则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中国古代社会到明清时期，已经达到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技术，其中丝绸和陶瓷是其代表。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和传入中国，中国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借助现代的科技焕发了新的景致，不仅没有湮灭，而且成为近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要产业。最近，“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合作共赢”、强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一带一路”中的丝绸和陶瓷，是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弘扬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精神层面的遗产，还有物质方面的遗产，以及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业和产品。就物质层面来说，凡是优秀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湮灭，它反而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通过“扬弃”来传承的，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怎么去研究和保护，怎么去传承和发展。从事经济史、科技史和产业史的研究者，应该从更高层次，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局限于物质本身。

　　第四，关于产业政策问题。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讲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今年上半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实质，是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的问题，这里既有对现实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有利益问题。中国道路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实处，仅从理论制度方面讲是讲不通的，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就角度去讲，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是全能型政府，什么都管，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标志之一，就是政府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其发展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弥补“失灵”。而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常常体现在全国的五年规划、年度规划、部门规划以及相应的地方规划中，最近五年来中央则越来越多地以行业或产业规划的形式来体现产业政策。“十三五”以来专门提出产业政策，各部门都在自建规划，不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发展成功也好，失误也好，都与政府主导作用和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正确和得到落实，经济就能够加速和比较均衡地发展，如果失误或错误，就会迟滞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中国的国情是政府主导，这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力量强大是一个资源，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想要就有的，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但是它也可能导致“资源的诅咒”，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借这个优势发挥长处，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产业和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有三个优势：一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和动员能力，比美国强大，它能够动员整合的资源，不仅是庞大的国有企业、基层政府和科研单位，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除了财政（税收和投资）、信贷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常用的杠杆外，更重要的还有行政手段。政府不仅可以调动全部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搞“集体攻关”、“协同创新”还可以利用控股企业、混合经济、社会组织（工商联、企业家联合会、行业组织），以及基层政府（甚至深入到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党和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并承担科技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很快通过市场的扩散形成经济效应，例如支付宝、共享单车等创新都能够在初期利用市场规模来产生效益。三是中国经济的产业门类齐全。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大、区域之间经济呈现产业优势和特点多样化，而且产业门类非常齐全，产品品种丰富多样，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条件和机会。因此，中国一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技创新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定能够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同时因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压力大，例如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都迫使中国必须走技术密集型道路，今天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反映了这个客观要求。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政府，如何发挥市场作用和避免其“失灵”这方面，外国经验已经非常多了，但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国外成功的经验不多，我们有自己的特点，要好好总结。

　　第五，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经济史、科技史要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从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来看，既要研究农业文明下的封建社会，由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工业化是怎样推进和实现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样的规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来看，既要研究传统农业向信贷农业的转变，、更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以及中国的发展阶段与世界发展阶段，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在历史坐标中的定位，目前中共中央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以及以此为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

　　例如我们在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历史时，就应该关注其受外部影响而出现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变化这个特点。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经营体制和规模发生了从封建的地主制到土改后的自耕农制，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制，最后到今天的“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有连续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的，与制度变革并不一定是同步的。将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视角与社会形态演变结合起来来看社会的发展，并且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研究的“资政育人”作用。

　　第六，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和共同愿望。实际上，即使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尽管交通极不发达，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代的许多农作物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到明清时期，红薯、玉米、辣椒、烟草的引进，白银大大量进口，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商业发展和生活习惯明清时期如果没有玉米、白薯的引进，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那么快，中国的农业也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这种引进对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变的作用非常大；同样，没有大量白银的进口，明清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当1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落后了，从生产力方面开始学习西方和技术引进/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落后大国，在科技方面基本上处于“跟跑者”的地位。近代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中国绝大部分现代工业、科技、甚至高端工业品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大部分高端的科技人才也是通过留学来培养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实行“赶超”战略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的决心，但是赶超并不容易，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即将“对外开放”与改革并列，才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不要因为引进就低人一等，输送就高人一头，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的融通交流是正常现象，是互惠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已经贯彻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就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以最优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引进国外的科技，并在国内进行消化、扩散和改造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此外，研究中国产业发展史和科技史，也离不开国际比较，只有从全球史的视角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中去考察中国，才能寻找出世界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才能真正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还是那句话，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很欣赏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这句话：“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因此，我们研究产业史和科技发展史，一定不能忽视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较。

　　 本文摘编自《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研究》(武力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已获得武力老师授权，在此对武老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