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

　　武力,男，1956年生，江苏省徐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正局级），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曾参加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首席专家、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工业史》综合卷主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中国经济数字地图》（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合著）、《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背景研究》（独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研究》（独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抚今追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同时，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也将为人类社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经济发展历程，总结经济发展经验，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专家武力研究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和作用

　　▲（采访者简称▲，下同）：武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有不少人提出疑问：既然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当年有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吗？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走进当时的历史场景，看到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最紧迫的任务，才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当时的国际环境严峻、资本积累能力很低、重工业非常薄弱是选择计划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时，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方针政策，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运行上，实行政府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受到威胁，加快工业化，尤其是加快重工业发展，成为关系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最重大也是最紧迫的问题。1952年，中国经济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开始转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此时国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年春荒时节全国尚有两千多万人食不果腹，国内资本积累能力非常低。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情、世情、党情，选择了可以发挥政府优势、集中有限财力和保证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在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人民币。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于是，为了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确保高积累的体制，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势严峻，建立能够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工业显得尤为迫切。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同时受到作为成功范例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为了摆脱贫困陷阱，新中国最终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通过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并建立新的基础产业，同时设立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又相继建设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等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那么您能谈谈计划经济在当时的作用吗？

　　 ●：好的。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它的建立不是要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主要是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这实际上也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问题等。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适应了中国追求加快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还应该看到，2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原来预期，原来准备在10—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经济落后大国，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顺利实现了，既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胜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创新。然而，这种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也使得原来就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显得更加准备不足了。因此，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1957年以后走了一段弯路，但是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前30年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于后一个不能否定，社会上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前一个不能否定，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很活跃的地方。您可否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谈谈这个问题？

　　 ●：好的。我简要谈谈前一个历史时期对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怎样的基础和条件，从而说明为什么不能否定。

　　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长达100余年的战乱结束后、人均收入整体处于贫困线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这两个要求使得中国选择了以集中资源于政府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相应的体制政策，这个体制政策使得中国工业化成功地突破了“贫困陷阱”，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并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同时，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供求关系紧张、经济严重波动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较大的改善。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加速的条件。概括地说，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至少准备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历史任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求强”“求富”的不二选择。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工业化以来，工业化进程由于受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当中，工业产值仅占30%，农业产值占到70%。工业总产值140亿元（以当年价计算，下同），工业净产值45亿元，在全部国民收入中仅占12.6%。同时，产业结构畸形，重工业发展极为滞后，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为103亿元，占73.6%，重工业产值37亿元，仅占26.4%。即使在比重很低的重工业当中，采矿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所占无几。如何建成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最重大现实问题。加上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导致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选择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符合当时基本国情的。以重工业加速扩张为契机的结构转换，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产业结构束缚的历史起点，也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既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设备等物质、技术条件，也为消化和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必要的前期技术积累，成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组织化和庞大的国有经济，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投资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政治资源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责任重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空前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任务，而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这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政治资源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加快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成为重中之重。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所积累的经验和庞大的国有经济，以及政府动员能力，都为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力资本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或技术素养越高，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强制性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通过推行大众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人力资本的内生改善，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为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进步巨大，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从1949年到1979年，小学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亿人；中学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增加到67.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当中，小学增加了3倍，在校生增加了4.1倍；中学增加了47.5倍，在校生增加了56.2倍；高校增加了2.1倍，在校生增加了5.8倍。

　　第四，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立足农业国的现实，从农业剩余中获取资金积累，配套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也造成了城乡隔离，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前，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所创办的社队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大的发展在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的要求，鼓励包括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在内的基层组织兴办工业，全国各地很快掀起兴办乡村工业的高潮。之后由于治理整顿，社队企业数量逐年减少。第二次大的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1966年发表“五七”指示，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同时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当时城市的许多工厂因“文化大革命”陷入瘫痪，农村社队利用城市工厂淘汰或闲置的设备以及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技术人员，依靠社队公积金和农民集体劳动的积累，使社队工业又一次发展起来。到1978年，社队工业的产值达到385亿元，比1970年增加了469%。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剥削，实现了人人平等、按劳分配制度，使得平等、公正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标杆，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改革开放以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实现公平竞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可以利用的、成本最低的经济发展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平等、公正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过程中的阶段性社会形态，实现了对此前所有社会形态公平正义理念的历史超越。新中国成立后，非常注重人民在基本权利上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形成了高度的价值认同，并将男女平等、教育公平等社会公正理念制度化，极大地改善了社会公平的程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高程度的社会价值整合、制度整合和资源整合，实现了人民团结和民族关系和睦，为改革开放之后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氛围中快速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新中国70年在不断认识和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能够用历史说明这个论断吗？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与市场在各自的领域和合理的边界内发挥作用，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双轮驱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的特点，也是优势所在。

　　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不同，强大的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系有效保证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计划具有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仅仅靠政府这一只手来有效调控经济，困难重重。这使得计划经济实际上是行政管理式的命令经济，特别是在生产社会化水平还非常低、比重很大的农业还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多样、瞬息万变的供求关系。因此，从计划经济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考虑运用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惜后来没有坚持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即“双轮驱动”是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特点，也是优势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作用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要同时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既避免“政府失灵”，又避免“市场失灵”。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个决定对下一步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体系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划分出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总结新中国70年来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就，还是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紧密相连，而这个关系并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因时、因地、因事、因发展水平而变动。

　　 ▲：这就是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变化，我们要不断地正确认识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的。就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经济职能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调节均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需。新中国70年来，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仅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到政府与市场两手“双管齐下”，后者显然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计划经济的退出和出于对“政府失灵”的担忧导致市场“迷信”盛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政府回归到古典主义的“守夜人”角色中去；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特别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使人们对政府经济职能寄予厚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仿佛跷跷板的两头，要么此起彼伏，要么此伏彼起，难以协调和平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难题。但是，正如“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同样“政府失灵”也并非必然要求构建不受干预的市场。实际上，政府经济职能绝不是要不要权力或其大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职能强化或弱化的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确分工、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对外出口来看，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且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某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环境要求宽松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从国内投资来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资源价格正在攀升、环境制约越来越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拉动难以为继，这些都使得经济发展成本明显上升，从而制约了投资效益提高，这已经从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中得到证明。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更需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从世界经济看，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奋力攀升，在科技方面也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对象也主要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效应开始大于互补效应。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并进一步扩展到“科技战”，就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焦虑不安甚至恐惧心理。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科技创新中的助推作用，为企业转型和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充沛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就成为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政府实现2025年、2035年、2049年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41个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来看，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改革正处于进行时。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还没有实现，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还很多，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例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转移支付的有效使用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一致问题等。另一方面，市场建设还任重道远，市场诚信失范、秩序混乱、不公平竞争、价格扭曲等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的表现随处可见；对企业违法行为有效监管和消除负外部性的能力还很弱，这主要是市场监管问题，对企业的外部性（尤其是环境问题）、社会责任，政府的监管不到位。

　　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调整的。在当前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当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调整。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应当充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随着中国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我国自主创新的压力日益增大；但前沿的技术创新又具有较大风险，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基础性的科技研发、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夯实自主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当以企业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对于技术前沿的探索，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更好反映供求关系，倒逼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特点

　　 ▲：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曲折挫折的阶段，沿途不断遇到挑战，但是也不乏机遇，70年我们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可以说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您是否可以为我们简单概括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呢？

　　 ●：好的。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实质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来实现物质产品的数量、品种、品质的增加和提高，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品质的改善。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则意味着工业化，以及与之相随的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就工业化来说，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内容：一是从以传统的农业为基础和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和主体的产业结构；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即由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结构的转变。

　　 用唯物史观来观察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虽然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源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那就是工业化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基本国情是：（1）中国人口众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人口就达6亿以上，2018年人口达13.9亿，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远在经济学家定义的大国标准之上。如按照经济学界界定人口5000万以上属于大国的标准，中国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河北、安徽、湖南、湖北等9个省人口均超过5000万人。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潜在的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些都成为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工业化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多样性，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新中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3）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区域之间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如何缩小区域差距成为中国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4）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是发展中国家里唯一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扮演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这使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突破人均资源不足和环境脆弱的瓶颈，实现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6）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那么，再请您谈谈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

　　 ●：正确认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关系，从中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很有必要。回顾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史，我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而这些特点还会继续存在并影响着未来：（1）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双重赶超升级的特征。中国产业结构并未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升级模式发展，工业内部也没有按照“轻工业——重工业”的模式升级，进而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轨迹是从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让新中国领导人重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新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新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在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后，又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现在正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链中由目前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2）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3）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演变对中国工业化有着显著影响。例如：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局部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让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印、中苏边境摩擦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紧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成为中国优先重工业发展时期的重点。而军事工业产品，尤其是高端的军事技术则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难以按照经济原则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中国大国地位使得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发挥大国优势，在高端军事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4）总体上实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中国区域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既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现实经济发展中的市场选择结果。区域的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努力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提高效率，我国又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为迅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重点采取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5）中国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前，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下，中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集中的技术引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优先重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压力增大，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科技创新，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中国正在加速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五、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

　　 ▲：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也影响了世界，您可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空前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引擎。反过来看，经济全球化在助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受益于中国的发展和开放，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福祉。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尚处于经济落后的贫困水平，但是仍然倾力援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依然在不断地为世界作出贡献，并且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历次大的国际经济危机中，都发挥了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发挥了稳定东亚货币体系的作用。危机期间，东亚东南亚各国以邻为壑，货币争相贬值以刺激出口。而中国坚定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于稳定亚洲经济、缓和对欧美各国的贸易摩擦、稳定国内物价、坚定全球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的信心，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也因此在国际经济领域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人民币的信誉得到了保证，也成为濒临崩溃的东亚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

　　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爆发以及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锐减，以出口能源和原料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出口骤降的风险。而中国在危机中实行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国内需求的增长对冲了出口下降的风险，继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对能源、原料的大量需求，从而稳定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在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增长乏力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对能源和原料的庞大需求，成为支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为增进全人类福祉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是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价值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内产业空心化、工人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也促使各国重振制造业。为此，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了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工业，而为了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竞选人纷纷走上政治舞台，极力鼓吹保护主义，甚至将本国经济问题产生的罪名强加于他国，或归罪于经济全球化，从而导致全球化出现逆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继续扩大开放，增加进口和吸引外资，而且在价值观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指出：国际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而要同心协力，和衷共济。这为各国理性面对分歧、合作解决问题、共谋和平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是中国提出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的意义不只在于加强东西方的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它将通过经济交往来促进政治互信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符合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但是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发起这一倡议。如今，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和生产能力，发起这一倡议，并推动设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来支撑相关建设。尽管建设的过程还很漫长，但“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亚非欧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是中国在应对贫困方面为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难题，扶贫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近8亿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摆脱了绝对贫困。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到2020年，中国还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不仅自己脱贫，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扶贫脱贫工作提供了多重经验。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举办国际减贫高层论坛，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包括资金支持、免除债务、医疗援助、减贫培训等，为全球减贫贡献了力量。

　　四是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后，中国不断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性。自2008年起，中国每年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接受世界监督。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推动巴黎谈判取得成功。习近平主席多次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并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系统阐述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为促成大会达成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中国率先批准了《巴黎协定》，有力地推进《巴黎协定》的生效进程。

　　五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智慧。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中国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证明，它能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示：（1）坚持经济市场化改革方向，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和完善政府的职能，更好发挥其在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3）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走对外开放、互利共赢的道路。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