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至今，中国已经历了40个年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世界称奇。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接近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还很长，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力和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因此，研究改革开放史，总结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就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方法论谈几点看法。

　　一、要有世界视野

　　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一定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下去定位，也才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属于中国，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同时也才能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得失，准确把握未来改革开放的方向。

　　第一，通过世界视野，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及成功的外部条件。内因固然是决定因素，但是外部世界和环境也是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冷战中处于下风，从而在政治上主动接近中国，寻求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这使得中国在70年代以破竹之势与众多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经济合作范围迅速扩大；同时，刚刚经历滞胀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资本过剩、市场狭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亟待开拓市场、为产业转移寻找要素成本更为低廉的投资目的地，而拥有庞大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中国自然成为国际资本竞逐的新高地。1978年4月，谷牧副总理率团出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无不表示出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意愿。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联邦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并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贷款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1]可见，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外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期待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也使中国自身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文革”结束后的重新开眼看世界开始的，1978年谷牧率团访问欧洲，林乎加率团访问香港等地，邓小平访问日本、新加坡，都看到了世界发展在加快，而中国因十年“文革”，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了，大陆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比日本大大落后，比香港、台湾也大大落后了。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占比仅为1.7%；[2]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长44%，其中农民增长34.5%，非农业居民增长68.6%；[3]根据恩格尔系数衡量，城镇居民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处于贫困阶段。如何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这个问题使全党产生了危机感，也意识到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新闻代表团时所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4]

　　第二，通过世界视野，可以准确把握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是40年来党实行的基本方略。而每一次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都促使中国调整开放战略，进而带动国内改革政策调整。中国正是在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改革与开放战略，从而一步步由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逐渐走近中心。

　　80年代，国际形势与中外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促使中国打开国门，逐步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而国际商品、资本、技术与规则的涌入也在极大程度上促使计划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的竞争对手，欧美的制裁与第三世界要求中国“当头”的呼声交织而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出改革与发展是应对复杂形势的根本出路，并推动中国在1992年重启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改革在90年代大刀阔斧地进行下去，在20世纪末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随后近20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美国为了在反恐战争中团结力量而相对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制，加入WTO又为中国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抓住时机，实现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内制度建设也日益与国际接轨，日益雄厚的综合国力也使中国确立了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提出了“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然而近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中国的因素，美国发动贸易战，并试图建立旨在孤立中国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面临着出口萎缩、核心技术瓶颈和资本外流等多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使得国内在市场规制、国有企业改革、分配机制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更显著地暴露出来。严峻的内外形势，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动力，各种关于改革的讨论正在形成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高潮。201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宣言”的文章《改革开放天地宽》，文章提出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利益固化之藩篱，以持续扩大开放战封闭孤行之逆流，再闯出一处更加广阔的新的天地”。这篇宣言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将进入更加务实的新时代。可见，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与世界形势密切相关，只有站在世界视角，才能认清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通过国际比较，能够科学准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为今后的发展树立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如果置于全球视野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拥有着众多人口的落后农业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的伟大实践。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的得失将为各国提供历史经验，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也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在研究中，可以将中国与国际进行三方面的比较：

　　首先，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可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从理念、领导力量、方向、路径、步骤以及策略等方面总结中国成功的历史经验，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在从事研究，成果也颇多。

　　其次，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过去40年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进行比较，这类比较可以从多角度进行，例如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进行比较，防止中国重蹈覆辙；与东南亚各国在金融开放领域进行比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与印度、越南等产业转移新目的地在要素成本上进行比较，探索中国在人口和资源环境红利消失后的转型升级路径。

　　最后，可以将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一方面，将当今中国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吸取各国在产业升级、城市化、法治建设、解决贫富分化、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将当今中国与当今发达国家相比较，寻找差距，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方向、任务、步骤、策略等可行性建议，因为中国的2025年工业发展规划、2035年现代化目标、2050年强国目标都是以世界各国发展为坐标的。

　　二、要有历史眼光

　　研究历史，自然要有历史眼光和历史科学的态度，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由于改革开放还是眼前40年正在演进的历史事件，尚未结束，还没有经过沉淀，不仅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而且对其评价还牵涉对执政党、政府、阶层、机构、企业乃至个人的评价，以及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制度、方针、政策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史研究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和利益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改革开放本身尚未完成）、当事人眼界和利益的局限，以及史料的局限，一些研究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当下的立场和需要，用固定的眼光看待问题和讨论得失，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的。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把各个历史时期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追溯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认清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予以客观的评价，并把握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历史眼光研究改革开放史，最关键的问题是认清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其次是认清40年改革开放中各个阶段的关系，尤其是认清各阶段历史任务之间的接替关系。

　　对于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不能用改革开放来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前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从最近几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无论用后者否定前者，还是用前者否定后者，都缺乏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就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的论点为例，这种观点只看到我们改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看到了我们打开国门、改变了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却没有走进历史，看不到前者形成的背景是什么，前者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从国内条件来看，新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这必须实行资源集中和高积累政策，并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因此我国选择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从国际条件来看，当时的总体环境紧张，5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60年代和7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次局部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中美、中印、中苏之间都发生过武装冲突。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那时对外开放的条件不具备。前30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科技力量。当然，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失误，成绩还会更大些。1978年之所以能够实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已经突破了“贫困陷阱”，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国际环境大大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这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相比，后者超过前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改革成为必然，而同时对外开放的条件也具备了。

　　同样，那些用前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用前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是只看到市场“失灵”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问题丛生、社会道德下滑，认为这好像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是倒退的，但是没有看到正是市场经济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优化了资源配置，才取得这样快的经济发展，使得近十四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正走向富裕，从而解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世界上任何制度和政策都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利弊好坏的比例，尤其是在体制机制和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时候。贫富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相比共同贫困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和政治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表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尚未实现现代化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需要假以时日。同样，道德滑坡问题也是如此，它要靠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完善来解决，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如何，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个人自由和发展的自主程度、特别是政治平等方面的进步都是前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与上述问题相类似，对于改革开放40年中各个阶段的认识，也要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和评价。对于历史，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过去，要看到新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近70年的历史是一个快速现代化的过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制度的急剧变迁，加上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每个历史阶段要解决的问题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先后次序的考虑，而且其中相当多的问题要靠发展起来才能解决。因此，研究和评价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认清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体制问题还是发展中的问题，长期问题还是暂时问题，就至关重要。每个历史阶段，党和政府都在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紧迫问题，从而难免忽视一些次要矛盾和长期问题，而这些次要矛盾和长期问题可能会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上升为主要矛盾和紧迫问题，若以后世眼光处处苛求前人，则难免做出有失公允的评价。

　　回顾40年历史，改革的原动力是摆脱贫困，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80年代的改革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对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关注力度不够，对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措施也不足，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阶段体制改革的目标也还处于探索之中，虽然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逐步过渡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计划与市场、姓资与姓社的问题。直到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思想解放，中国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改革与发展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指导下，又出现了“GDP至上”的倾向，因此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两型”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部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生产力落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所以“GDP至上”和保证经济高速发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三期叠加”，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成为突出和紧迫问题，因此中央开始将经济供给侧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并提出了“三去一补”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十九大以后，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将防范金融风险、消除贫困、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未来三年的三大攻坚任务。由此可见，只有从历史和发展过程的视角来认识问题，才能看到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才能对各个历史阶段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从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更加准确，也才能够真正总结出历史经验的适用范围而不泛化。

　　三、要有发展观点

　　从长远目标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转型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社会。然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同时担负着改革、发展与稳定等多重任务，如此急剧而深刻地自我变革和融入世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可避免地，中国遇到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其中包括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党的全面领导与能力（本领）不足的矛盾，速度与效益的矛盾，劳资矛盾，贫富差距，区域、城乡、民族发展不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问题，对外开放度的把握等问题。

　　对于这些矛盾的认识，既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焦点，也是诸多分歧的根源。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一个很突出的误区，就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而谈：往往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与发展阶段中的问题混在一起说，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与未来要解决的问题混在一起说，从而混淆了哪些是改革开放可以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必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不可能解决人类在这个发展阶段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正确区分中国的各类问题，既是理论研究中凝聚共识的关键，也是现实工作中凝聚力量的必需。

　　例如“三农”问题的形成，虽然也有体制政策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早在近代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只是为了保障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起到了固化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和农民工流动，实际上已经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于如此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而中国这40年依靠自身力量所进行的转移，已经是非常快了。中国在2004年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的条件下，就开始实施“反哺”政策，这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农业收入在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前处于社会平均收入之下，是工业化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即便是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农业仍然属于弱质产业，需要国家补贴。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单靠改革开放本身能够完成的，因为它是发展中的问题。

　　又如收入差距扩大和财富占有悬殊问题，看起来是制度和政策问题，是生产资料大部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果，因为在之前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这也是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主要理由。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市场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因为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非此，不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全球化。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没有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目前人均收入还不到一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我们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方面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我们的基本战略目标。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就仍然需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而其派生的贫富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只能将其控制自在一定范围内。

　　环境保护也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早在70年代前期就开始提出环境保护问题，80年代更是提出中国一定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并先后成立了各级环保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却愈演愈烈，直到2013年以后，当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升为主要任务，作为污染源头的中低端“三高”企业没有活路后，生态环境才停止了恶化态势，开始向好转变。这显然不是制度问题和政策问题，而是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的。

　　四、要突出重点

　　经济发展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域，也是最关键问题。改革开放40年，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是第一要务”方面始终毫不动摇、坚决贯彻。研究改革开放史，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还是以实际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二者都统一于经济发展这个核心问题，这也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就目前改革开放史中的经济问题，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启发未来。

　　第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还需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践和人类发展的经验，科学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从史学研究和理论界来看，对于这个结论并没有深入发掘实践过程和历史细节，对于两者作用的边界这个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变动不居的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异同，也缺乏理论高度的阐述。

　　第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还需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来深入研究。其中主要有四个问题：一是怎样认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比重、地位和作用，如何管理经营好国有企业，达到政治、经济的预期目标；二是如何引导、规制好民营经济，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三是如何应对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的家庭经营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土地这个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关系；四是如何对待境外资本以及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就必须具备驾驭国际资本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能力。

　　第三，还要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关系的研究。财富占有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它又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一致。研究改革开放史，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从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历史经验、社会发展阶段、政府的有限作用等方面，来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第四，应深入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区域均衡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大国，有些省的人口就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大国人口，全国人口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而中国又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不说已经回归的香港、澳门和尚未统一的台湾，即使就大陆来讲，东中西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差距就很大。这种基本国情，使得国家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层级的特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基本处理好了这个关系，避免了过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窘状，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这方面的改革和演变的历史过程需要深入研究，总结经验。

　　第五，是中国对外开放度的问题。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是不可分割的共同组成部分，没有改革，就没有开放；同样，没有开眼看世界，发现自己的落后，也不会改革。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但是，我们对开放过程及其经验得失的研究还很不够，主要原因是对国际社会及其形势变化的认识存在局限。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怎样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处，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40年的对外开放历程和经验证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虽然有斗争，但并不是零和博弈。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而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今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来越敞开。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应如何把握对外开放的领域、程度、步骤和策略，如何应对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压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国家主权维护、经济安全等问题。国内在这方面经常走向两个极端——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对外开放方面的舆论也时常摇摆，这些都说明对外开放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

　　[3]　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