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始终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求，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探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至1956年，1957至1965年，1966至1976年。在这四个时期，他对工业化的探求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误，包括他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偏差。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对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观点，都是坚定不移的，有的错误甚至就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因此，分析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对于深入探究和理解他的思想与实践，深入探究和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

　　1949年以前，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主要围绕工业化在中国的政治前提和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相关政策中。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化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一道，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除了代表地主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可以说都赞成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但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派别的答案就截然不同了。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这两个拦路虎，并提出了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毛泽东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为了不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就要争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他说：“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这一观点，使中国工业化与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由于只有发展工业化才能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③]这个“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④]。

　　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将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⑤]他还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⑥]

　　那时，党内有一些同志也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自发产生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他在1944年8月31日致博古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⑦]他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书面报告中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⑧]。他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⑨]他还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的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⑩]

　　1948年7月，经党中央审定、以新华社名义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11]显然，这一文件也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

　　毛泽东不仅把是否有利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且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实施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和发展公营工商业的政策，并注意纠正各种看不起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思想倾向。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包括发展公营工业在内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已经能够自己解决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工人的数量也由开始的700人发展到1.2万人。1944年5月，毛泽东在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边区工业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12]

　　任弼时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演讲时，曾引述过毛泽东关于发展边区生产的另一段话。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任弼时在引述这段话后讲：“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是发展经济。”[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革命是为着解放生产力、为着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有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的，是贯彻到了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各个方面的。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指导，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