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自1840年以后，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和追求。但在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权的时代，这些美好的梦“一概幻灭了”[①]。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才变成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且只经过了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在工业化起步时遇到的方向、战略、布局、资金、人才、规模、速度等一系列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这一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了解和研究陈云的这些作用和主张，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和意义，全面认识建国后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由来和实质，认真总结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索和努力掌握其中的客观规律，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与新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就是我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从1951年开始酝酿，到1955年公布，先后编制过5次。这5次之中，除了第四次以外，都是由陈云主持的。由于他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以，组织这一计划实施的重任，也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一五”计划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工业化来说，首先是发展战略、布局和方向问题。在这几个重大问题上，陈云都通过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使党中央的意图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

　　1、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问题。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但采取哪种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那时并不明确。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摆在人们面前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较早工业化国家的，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前苏联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由于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党内外对此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单纯向前苏联学习的结果，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的冷静选择?对这个问题，陈云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曾经作过回答。他说：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但是，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②]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一五”计划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和发展速度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那些限额以上的项目(重点是前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或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大大提高了原有工业的水平，形成了我国现代工业的体系和骨干。五年下来，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14亿元，比旧中国100年积累的总和翻了近一番。五年里，平均每年工业发展速度为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25.4%；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为43%，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5.5%上升为45%，大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的局面。

　　在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一直十分重视。“一五”计划规定，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原有轻纺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力。事实上，轻工业在“一五”期间的发展并不慢，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3%，税利增长2.8倍，不仅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而且为国家建设提供了100多亿元的积累。陈云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用各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尽量适应或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他认为，用大规模开荒和修水利来解决粮食问题的条件在“一五”时期都不具备，而根据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一30%(以后核定为10%一20%)，是花钱少见效快的办法。为此，“一五”计划除了拿出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6%(加上地方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的资金用于对农业投资外，还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了农业合作化。到了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700亿斤，比1952年增产600亿斤，增幅为19.8%。

　　在“一五”计划的执行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云又根据前一段工作暴露出的矛盾和工业化已有初步基础的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方针，及时提出调整重、轻、农投资比例，以及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投资的意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2、关于工业化的布局问题。

　　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底子薄，而且布局极不合理，沿海地区(主要是几个大城市)只占国土10%，却集中了全国80%左右的工业设施。究竟如何布局好，对这个问题，陈云早在1950年研究苏联援建项目时就开始思考。他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③]以后，“一五”计划将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的大部分，分布在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到了1957年，内地的基建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9.3%上升为49.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29.2%上升为32.1%，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这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地区间的合理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在进行工业布局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对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注意不够和片面理解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含义，急于在一些行政区和省的范围内安排门类齐全的工业项目，陈云都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他在1955年就批评了那种只顾本地发展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说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内地要发展，但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因此，要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情况，进行综合研究。他还指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 “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④]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3、关于工业化的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陈云在1954年6月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和意见的报告》时指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是在建国初期由没收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1949年，固定资产约有80多亿元，而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4.7%。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工业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提高它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1950年，陈云在谈到发展轻工业问题时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五种经济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⑤]为此，“一五”计划将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了国营工业，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1957年，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272亿元，比建国时增加了3倍，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3.8%。

　　保证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另一方面，便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分工中，也是由陈云主管的。早在建国初期，对私营工业就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即由国家收购其产品，逐步发展为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直至公私合营。“一五”计划规定，五年之内，将私营工业中将近一半的大型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采取全行业安排的方法。但到了1955年下半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这种情况，陈云认为“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⑥]因为，既然要对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就会碰到所有权私人占有的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进行企业的合并、改组、淘汰。另外，即使生产安排好了的私营企业，如果不实行公私合营，而是长期停留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资本家也会由于利润按照成本计算而不愿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为了减轻公私合营中的阻力，陈云不仅赞成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而且主张推广定息的办法。据估计，那时全国私营资本，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定息5%，一年不过1.6亿元。他说：“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⑦]“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的工商业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⑧]在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许多地方要求过急，工厂不该合并的合并了，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国务院于1956年2月8日作出了关于合营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半年不动的决定，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陈云在同年3月30日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指出：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并错了的，要分开来，退回去。6月18日，他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半年期满后，也不是说各行各业就都能进行改组。再如，有些企业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陈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没有了企业间的竞争，二是没有了利润刺激。为此，他提出对一些商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销、对商品设计建立奖励制度、优质优价、由经理人员负责质量等措施。又如，合营后，对部分资方人员的安排不适当。对这个问题，陈云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把资方人员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这是政府的政策。”“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⑨]针对一些同志怕搞不赢资本家的顾虑，陈云说：“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糊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⑩]。当然，尽管做了纠偏工作，在这场改变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中，还是存在过急过快等缺点的。但任何缺点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调动了广大私营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起到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