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云研究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陈云经济思想基本上形成于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内容是讲如何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已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加入了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经济思想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的确，陈云同志是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并且在晚年仍然坚持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正是他，在我们党内最先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有个体经营和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构想，最先从理论上阐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为人们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所说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还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也不能不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因此，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作出的关于计划工作的许多论述，无疑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工作。但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也和许多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是超越时代的。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制定经济计划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把它强调到不适宜的程度；另一种则要求主观符合客观，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陈云同志是坚持后一种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不仅仅限于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体现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体现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相对于这些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手段罢了。只要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只要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陈云同志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那些关于反映我国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所从事的经济工作，就不会失去指导意义。我所说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陈云经济思想在今天有哪些现实意义呢？我想，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关于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到经济建设上，就是要求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此，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问题往往就出在一些同志忘记了我们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上。前一阶段，一些地方普遍发生为建开发区建工厂建城市而违规侵占农田的现象，正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

　　在经济建设中，陈云同志始终牢记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最终目的。无论涉及什么工作，他首先考虑的是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财经部门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加紧了征收公粮、发行公债的工作。陈云同志说，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就是不仅要将农民的土产收上来，还要把城市廉价的工业品销下去。他指出：“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 1956年底，陈云同志兼任商业部部长，他在部党组会上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检验经济建设是不是忽视、忘记了它的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标致，就是看有没有摆正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与稳定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教训，指出：“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应该对搞工业的同志讲清楚，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采纳了陈云同志的意见，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 “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 “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 “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又一次采纳陈云同志的意见，决定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致使物资供应紧张，物价普遍上涨。为此，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出的提出经济建设的目的问题。他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他把压缩基建投资、增加必要的国防开支，同经济建设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陈云同志也主张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在他看来，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同样应当把人民生活摆在第一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对此，陈云同志是赞成的，但他同时反复提醒大家：“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 

　　正因为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陈云同志认为，工业建设也不能以牺牲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职工的安全生产为代价。环境保护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党中央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以前，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反复提醒大家。当时，他虽然“靠边站”了，但还是叮嘱石油战线的同志，“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 改革开放后，当一些地方热心于引进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项目时，他又告诫大家，“防止污染，必须先搞”。 他在给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信中说：“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1982年，他看到新华社题为《上海出现酸性雨污染环境》的内部材料后，当即批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并指出：“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 1988年，陈云同志已经退居二线，但仍然十分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当他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篇文章后，批给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的李鹏、姚依林，其中写道：“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他还附了一句：“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对于安全生产问题，陈云同志也十分关心。他在1988年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他强调：“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搞经济建设究竟要不要从国情出发？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对这样的问题，有些同志似乎不大在意。但陈云同志恰恰相反，对此一向非常重视。他在1979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十分鲜明地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接着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由此，他得出结论：“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今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农村人口比重已减到六成多，吃不饱饭的人更是大幅度减少。但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相对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大，这方面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