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我们党自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艰辛的探索。现在，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实践告诉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探索并没有结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关系的研究，便是这一探索的具体表现。对此，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思想的历史渊源

　　任何思想都有自身的源和流。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思想，同样有自身的源和流，自身的历史背景，自身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前提。对此，可以分两方面回顾。

　　1、社会主义运动史对计划经济中能否允许和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探讨与试验。

　　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得出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力巨大浪费与破坏的根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驾驭自己创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那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将为全社会所占有。“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商品生产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语）

　　对于为什么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有计划的经济，马克思作过这样一些分析。他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

　　他还说：“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把上述分析概括起来，意思就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能通过自发的盲目的生产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用事后调节的办法做到按比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按照节约时间的原则，通过自觉地制定计划，用事先调节的办法做到按比例。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对于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社会生产的论断，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而推导出来的。这个推导无疑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是没有来得及用实践检验和加以补充完善的。他们虽然估计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会有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后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些国家，生产力都要比他们所赖以分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这种过渡在这些国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中还有着若干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另外，他们也没有预测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来随着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社会生产范围内也逐渐地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计划手段。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当年的论述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给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通过实行计划经济而战胜困难、迅速提高生产力，以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指出，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经济，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他认为，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的经济前提，通过计算和监督，即全面计划，把生产调整好，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大工厂。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军事反抗，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列宁提出并组织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说：“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 事实证明，正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在三年国内战争中的胜利。

　　但是紧接着，俄国出现了粮食、燃料危机，以及农民反抗余粮征收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暴动。面对新的形势，列宁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指出，要退回到资本主义，把商品交换的形式固定下来；要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把国内企业出租给国外资本家经营，并使它们受国家调节，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但“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而且要大力“研究市场”。 在列宁这一思想的影响下，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表示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被经济周转的开始活跃所完全证实”，“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工作中仍然采取前一时期在内战激烈时代的特殊条件下所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方法，那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其决议还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仍然认为，苏维埃国家“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他说过：列宁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但他也主张，一旦过渡时期结束，市场关系将不复存在。

　　斯大林在取得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德国日益逼近的侵略危险，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主观上则是由于缺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对马克思关于有计划按比例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只要存在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会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生产资料虽然不再是商品，但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仍然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