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关键在于我们从始至终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过程，从始至终把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方略扎实贯彻，但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待继续深入。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仍在加紧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他们和境内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便是利用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机，竭力推销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在改革中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做到这些，就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搞清楚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真正弄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理。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内容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无从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针对以往民主与法制建设滞后、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现象严重和干部选拔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弊病，提出并有步骤地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巨大发展。但我们党从始至终都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存在普世的民主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大进步，但由于它以资本为权力基础，因此，这种民主只能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它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为绝大多数人争取民主；它在取得政权后所要实行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虽然这个政权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要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但这种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我们党是在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民主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的，从一定意义说，它本身就是民主斗争的产物，是为民主而生，也是为民主而战的。但我们党不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掩盖民主的阶级属性，而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申明：我们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苦大众的民主。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才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实行的国体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初期建立的政府、加入的国际阵营才叫做民主政府、民主阵营。可见，“民主”这个词本身并无优劣，关键要看它的内涵，即看它是哪个阶级的民主。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我们国家的民主从本质上说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无法比拟的。

　　另外也要看到，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相互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同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会因社会性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别而异，也可以因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而相互借鉴。我们国家的民主在本质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但在实现形式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结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吸取国外民主形式中某些适合于我国的做法，同时不断探寻中国式的民主形式，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逐步落到实处，持续向前发展。

　　近30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在选举办法方面，逐步推行差额制、基层直选，人大代表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等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逐步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作用；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逐步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述职述廉制、问责制、经济责任审计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完善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在加强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协调方面，逐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立巡视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逐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实行大部门体制等等。

　　以上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既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正是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结果。邓小平曾说过：“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江泽民同志也说：“西方一些人对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很感兴趣，有的评价拔得很高。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确实认为这样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也要清醒。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坚定不移，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继续运用前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绝不为各种威胁所惧、各种干扰所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