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首任名誉会长。我今天着重谈谈他对国史研究事业的关心与支持，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诞辰100周年，表达广大国史工作者对他的深切怀念。
国史学会是1991年3月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发起、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社团。学会的任务是广泛联系和团结一切致力于国史研究、热心于国史事业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以推动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为振奋民族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当年负责筹办此事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酝酿，需要找一位德高望重并热心国史事业的老一辈革命家出任名誉会长，以扩大学会的影响，并一致认为王震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当他们向王老提出这个请求时，王老不仅没有半点推脱，相反十分痛快地答应下来。他笑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史，当然要继续研究，但争议不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壮大，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是新兴学科，是刚刚开发的宝藏。正确总结和吸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任务艰巨，意义十分重大。恭敬不如从命，我愿为研究国史尽一点微薄之力。”
1992年12月8日，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王震同志虽然由于在外地治病不能与会，但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中说：“听到国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我非常高兴。国史学会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研究和宣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史学会要广泛团结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广泛团结热爱祖国、拥护‘一国两制’、赞成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国史学会要承担起吸引、培养一代又一代年轻研究者的庄严职责。”此后，王老一直关注国史学会的工作，就在临去世前一个多月，还十分关切国史学会和国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谆谆嘱咐：“治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王震同志不仅关心和支持国史学会，而且十分关心和支持国史学会的主办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1990年当代所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后，由于没有办公地点，只能借用其它单位的房子，工作很不方便。当时的国家计委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给当代所特批了建筑指标和建设经费。为了加快征地、拆迁的速度，当代所的领导找到王老，希望他能向北京市的领导打个招呼，请他们给予大力支持。王老当即同意，批示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优待建筑各项条件。”在王老的关心和北京市的支持下，当代所的第一栋办公楼很快建成，使当代所有了起码的工作条件。吃水不忘掘井人。当代所能有今天的发展，与王老当初的关怀是分不开的。我们每一个当代所的工作人员都不应当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王老对国史研究事业的鼎力相助。
王震同志对国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还表现在他对一大批开国元勋立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力亲为上。贺龙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四人帮”垮台不久，王老就积极支持《贺龙传》和《贺龙年谱》的编写工作。1984年春，近40万字的年谱初稿送给他审阅时，他表示：我与贺老总于1934年相识，长期在贺老总领导下工作，我对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也有所了解。这部年谱我有责任审看，可以每周用两个晚上来看。他说到做到，硬是在三个月内每周用两晚上审读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定稿后，他又亲笔题写书名，撰写序言，还多次过问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这本年谱于1988年1月问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陈毅元帅，王震同志也十分尊敬，热情推动并积极参与他的传记编写工作。他不仅与文学传记《霜重色愈浓》的作者长谈自己对陈毅事迹的了解，还怀着不尽思念的深情为该书作序。王老对叶剑英元帅更是一向敬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叶帅病逝以后，王老非常关心《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多次向传记编写组忆述叶帅的革命事迹，并为纪实文学《叶剑英在1976年》作序。开国时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选集、年谱、传记，也是在王老关心推动下得以编纂出版的。那是1982年，王老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主持召开了关于编辑出版任弼时著作、年谱、传记问题的座谈会。会后，中央批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设立了任弼时文集编辑组，专门负责任弼时文集、年谱及传记的编撰。任弼时诞生80周年前夕，王老又建议中央届时开会纪念，并在会议举行时到会讲话，高度评价任弼时的革命功绩和他的革命思想、品德和作风。他还先后向中央写出报告，建议责成有关部门成立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廖承志的传记编写组，并分别在纪念董必武、林伯渠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
王震同志对国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主席的历史评价上。改革开放之初，他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指出：“学了近代史，纵观一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觉得还是毛主席雄才大略，学问广博，识见深远，毅力坚强，功绩伟大。大家知道，陈毅同志是有很高才华的人，要他佩服谁不容易，但他说他就是佩服我们的毛主席。当然，中国近代史上还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例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也都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杰出领袖。另外，还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能够站起来，是和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就否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功勋。”在《读薄一波同志新著感言》一文中，他又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和平改造的方式，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共和国和人民的今天。
1983年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前夕，王震同志正在中央党校校长任上。他不仅带头写回忆文章，还在全国党校系统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业绩和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1992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央文献研究室致函王老，希望他能写一篇回忆文章。王老欣然应允，并确定了文章内容。遗憾的是，时隔不久，他重病不起。但即使在病中，他仍念念不忘此事，有时还强忍病痛向身边同志谈当时经历的情况。
王震同志对国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出于他对党和共和国的无限深情。1989年他曾讲过一段话，生动而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心境。这段话的大意是：我十二三岁参加革命，到今天快70年了。我亲眼看到千万名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无畏地壮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算是这些奋斗者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的党，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今年81岁，做不了很多事情了，但我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永远高举，永远飘扬！
王震同志对国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还缘于他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1981年底，王老在手术后专门约请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团中央等单位的同志去他家，面谈他对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体会，提议大家都来推动干部和青年学习历史，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的高涨，以此激发民气，鼓舞斗志，发扬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近两年，我趁养病之机读了几种历史书。这些书可以使人比较系统地知道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不易，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的许多问题。过去，中国曾经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今天，我们的国家不仅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而且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起着应有的作用。毛主席在延安讲过，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还要知道昨天的中国。这个号召，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更加重要。我们要引导广大干部和青年好好学习，包括好好学习历史，不能忘记我们民族走过来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不能数典忘祖。通过学习历史，青年人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民族历尽劫难而不死，屡遭侵略而未亡，都是我们伟大的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结果。这当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失败和挫折，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奋发图强。
王震同志关心国史工作，关心给老一辈革命家立传，关心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评价，却唯独不讲自己的功劳，从来没有半句夸耀自己的话。他曾给老家一位生病的长辈写信，劝他死后不要作墓，并建议乡党委立个碑，把每个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党员的名字刻在上面，用以表彰他们的业绩，激励后来者，说将来这块石碑能刻上他王震的名字，他就足以欣慰了。后来，他又在遗嘱中写道：死后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这是何等广阔的胸怀，何等崇高的境界！我们今天纪念王老诞辰100周年，就要向他的这种精神学习，坚定不移地坚持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史研究，坚定不移地用国史研究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努力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绝不辜负王老对国史研究事业寄予的殷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