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中共南宁市委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国史学术年会经过两天的大会发言和讨论交流就要结束了。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我主要围绕本届学术年会的入选论文和讨论交流情况做一个学术方面的总结。

　　在10月10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捷致开幕词，着重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深入阐述了本届年会主题的学术内涵和理论意义，对围绕会议主题开好本届国史学术年会给予了重要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康、南宁市市长周红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国史学会顾问张全景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每年一度的国史学术年会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学术方向、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继续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殷切期望。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作了会议主旨报告，从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统一、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三个方面，对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基本纲领、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刻阐述。会议期间，还有11位专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10月10日下午和11日上午，会议安排两个半天分三个组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与会代表围绕各位领导的讲话、专家的大会发言和本人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热烈讨论，相互间开展了坦诚、和谐的学术评议。安徽师范大学高正礼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张晓丽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聂月岩教授分别汇报了三个组的分组讨论和交流情况。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为纪念邓小平中共十二大开幕词发表3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主题，举办第十二届国史学术年会，深入研究和总结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实践的宝贵结晶。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与会学者紧紧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圆满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的。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一下本届学术年会的主要成果和收获。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毛泽东在1939年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正式提出和阐述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强调“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2］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和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都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作出了进一步阐述。特别是中共十七大报告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具体表现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前提，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当中，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李正华的《对毛泽东探索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再认识》，主要围绕毛泽东以良好的初衷对中国农村工业化、集体化、共同富裕等方面做出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探索，以及在探索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河南大学何云峰的《邓小平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国防大学董志铭的《邓小平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大体相同的课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安徽省社科院邸乘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在系统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了江泽民、胡锦涛对这条基本路线作出的重要发展。中共广西区委党校何成学的《再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论依据与背景条件》和国防科技大学刘祖爱的《梦回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逻辑前提——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两种设想》，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等广阔的视野，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源泉。

　　牢牢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开始形成的伟大开端。30多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耽误”，推动中国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使中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当中，当代所陈东林的《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再评价》，主要从三线建设决策对战争威胁的估计、三线企业经济效益的整体评价、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方面，对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了有一定深度的反思。段娟的《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初始创业时期攀枝花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启示》和王蕾的《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也就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做了各自的研究。当代所王瑞芳的《从重建设到重效益：改革开放初期水利工作重心的转变》，着重研究了改革开放初期水利部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逐渐将水利工作着重点从抓新工程建设转移到抓效益管理上来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新问题。江西社科院曾丽雅的《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尹航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着重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改革理论、改革思路、改革方向、改革方法的创新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当代所冷兆松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实践》，集中探讨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决策，积极推进“又好又快”发展及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当代所王丹莉的《集权与分权——工业化初期的大国财政格局之演进探析》，着重研究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分配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财政格局。钟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效应及趋势》，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点分前后两个时期概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的演变，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发挥的经济效应以及作为经济调控手段的发展趋势。

　　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构成了与改革开放政策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点，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为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当中，当代所宋月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建制研究》，主要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层级建制的探索及其形成。三峡大学李敏昌、周志红的《论董必武与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和当代所刘维芳的《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与修改》，着重研究和阐述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南开大学徐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民主建设考察》，首都师范大学聂月岩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湖北警官学院周贵卯的《中国共产党道德文化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石》，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王钦双的《中共十二大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高广景的《清理“三种人”的前前后后》，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了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王骏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展望》，概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策和实践，研究分析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探讨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关问题。大连舰艇学院刘杰的《从“根本建军原则”到“基本军事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和黑龙江大学郭渊的《新时期中国近海防御战略的确立及其历史启迪》，分别从军事制度和军事战略两个方面研究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陕西省委党校闫朦的《“一国两制”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的基本脉络和经验》，当代所罗燕明的《香港特区“刚果（金）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解释〈香港基本法〉研究》和孙翠萍的《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与意义》，着重研究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

　　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后，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共十七大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4］他在“7·23”讲话中再次指出：“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5］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当中，洛阳理工学院牛建立的《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研究》，着重探讨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体制会议及其制订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对中国计划、财政、经济等体制方面弊端的初步认识、改进方案和历史局限。当代所张金才的《邓小平与〈工业七十条〉的制订和试行》，深入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的重要探索和历史贡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姜长青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回顾和研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贯彻，深入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做出的艰辛探索。当代所郑有贵的《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丰碑》和广西玉林市委党校王明波的《邓小平与中共十四大》，主要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研究，集中阐述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意义。当代所刘仓的《论党的历史经验与党的基本路线》，中共广西区委党校何江荣和广西水利厅朱新玲的《论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的历史贡献》，华南农业大学王建的《建国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积极探索》，江汉大学周霜梅的《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着重从宏观视野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安徽师范大学高正礼的《论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主张》，主要分析了对“不争论”的绝对化、片面化误解，阐述了对“争论”和“不争论”的认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的《改革开放与跨国（区）投资考察纲要》和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徐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境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以富有新意的研究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方面。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宏伟目标和总体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不久，邓小平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中共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多次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思想，明确阐述了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并提出了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思想。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并在中共十七大上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明确表述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4］（p.9）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当中，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的《论党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功能性贡献》，从价值关照、目标导向、路径指引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和阐述了坚持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统领，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性作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管理处高慧琳的《党的基本路线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对党的基本路线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作了有新意的探索。当代所欧阳雪梅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贡献——以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视角》，着重阐述了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内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当代所叶张瑜的《党的新闻政策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初步创立》和魏立帅的《1956年新闻改革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事业的探索》，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初创和发展。孙丹的《通俗读物与新中国文化建设》，主要围绕政治性宣传读本、实用性文化读本和通俗性文艺作品等通俗读物的出版和发行，研究分析了通俗读物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作用和存在问题。曹守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曹光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江汉大学刘明钢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面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也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关问题。张蒙的《中国民生科技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杨文利的《新时期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从两个不同侧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科技发展问题。

　　当代社会史和社会建设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理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怎么提出来的》，回顾了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分析了这一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吴克辉的《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探索》，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和经验教训。当代所姚力的《劳模表彰与建国初期的社会风气》，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劳模表彰及其在塑造社会精神风范、培育良好社会风气、调动群众劳动热情等方面产生的社会效应，探讨了国家意志、社会风气、个人追求之间的互动规律。安徽医科大学张晓丽、韦泽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所徐轶杰的《建国初期的“察北鼠疫”应对及其启示》，着重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工作及其经验和启示。河北师范大学高冬梅、邓莎的《1957～1966年河北省城市社会救助问题论析》和河北大学郑清坡的《新中国基层集市体系的发展——以冀中定县为例》，以翔实的地方志资料和地方档案对相关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当代所王爱云的《从城市到农村：多维度视阈下的就业抉择——试析1949～1978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转移》和李文的《改革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人口和就业问题做了探索性研究。

　　外交工作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潘敬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方针的计量分析》，通过《人民日报》对“一边倒”、“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关键词使用频率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方针做了有一定意义的分析。当代所石善涛的《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黄庆的《中俄关系中的成就、制约因素与发展前景》，周红的《论20世纪90年代中俄关系的三次定位及其形成原因》，主要研究了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张颖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东巴因素》和当代所王巧荣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对中美关系中的相关问题做了富有新意的研究。当代所张勉励的《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探析（1956～1970）》和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的《〈中法建交公报〉形成考释》，以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相关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代所任晶晶的《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概括了江泽民关于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思想，阐述了这一思想的理论贡献和重要意义。

　　此外，当代所郑珺的《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进展》和李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探讨了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相关问题。

　　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集中围绕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入研讨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取得多方面的收获。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江泽民也曾指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8］胡锦涛在“7·23”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5］让我们在本届国史学术年会形成的共同认识基础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满怀激情、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

［参引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5］胡锦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第1版。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8］《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