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开展的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并陆续进入第二轮修志。第二轮修志应当如何在首轮修志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把志书质量再提高一步，是摆在全国近2万专职地方志工作者和十余万兼职修志人员，尤其是地方各级地方志工作领导者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课题，也是我这个承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工作的人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正在这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段柄仁同志将他的文集《方志论丛——主编的印迹》的书稿送给了我，并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既没有编过志书，对方志学也没有研究，由我写这篇序言并非合适人选。但一来盛情难却，二来毕竟自己与地方志工作有一定关系，三来在和段柄仁同志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对地方志工作既十分热心又确有一些独到见解的同志，于是便答应下来。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给别人的书写序，一定要看书稿（这也是我之所以很少答应给人写序的原因），因此，我利用工作间隙，把《方志论丛》断断续续看了三遍。这使我为写序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段柄仁同志的工作精神和观点，增长了地方志编纂的知识。

　　段柄仁同志的这部书稿是由他近十年来担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期间，有关地方志工作的讲话、发言、文章组成的，按照难题求解、编纂意见、志书评论、工作引导四个专题编排。但我感到，无论是讲话、发言、文章，还是难题求解、编纂意见、志书评论、工作引导，都始终贯穿着三条主线，那就是：第一，作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重视并善于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第二，作为志书的主编，肯于并勤于对志书编纂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性的指导意见；第三，作为多年组织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者，提倡并带头在方志理论研究上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三条主线既是这部书稿的三大特点，也是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先说注重总结。如果讲首轮修志基本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的主要倾向是认为地方志工作可以结束了，对启动第二轮修志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在近些年第二轮修志普遍启动，尤其是《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出现的新的倾向则是，不认真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急于编书、出书。应当看到，中国虽有上千年的修志传统，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但那些实践和经验毕竟是古人的，而新编地方志的实践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完全属于我们这代人，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自实践，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不成功的教训，都属于我们自己，如果不深入总结，不认真消化，不注意新老传授，就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宝贵财富，从而无法在第二轮修志中发挥作用。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每轮修志间隔20年，如果第二轮修志大体从本世纪初开始算起的话，那么第三轮修志开始的时间大体应在2020年左右。因此，第二轮修志首先拿出一些时间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然后再编书、出书，是完全来得及的。如果一上来就匆匆忙忙编书、出书，第二轮修志的质量不仅不会比首轮修志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在这方面，《方志论丛》的大量论述，对我们肯定会有所裨益。

　　《方志论丛》在反复强调“质量第一，不急于成书”的同时，用大量篇幅总结了北京市首轮修志的经验。书中既从修志组织工作的角度概括出了五条基本经验，即党政领导重视，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认识到位、领导到位；建立一支骨干稳定、敬业精神较强的修志队伍；选一两位本地区、本部门有威望、熟悉情况、思想水平较高、有组织领导和文字能力的同志担任主编，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和审查验收工作，搞好后勤保障工作（见《历程、经验、问题》）；又从志书编纂的角度提炼出了需要处理好的12个关系，即新修与续修、进度与质量、新人与老人、政府与社会、写志与用志、编志与做人、真实与政治、选择与全面、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见《第二轮修志的新形势和需要妥善处理的十二个关系》）。另外，书中还总结了首轮修志过程中的主要教训，如干部更换时没有及时对新任领导宣传地方志工作的有关知识，致使有些单位的工作处于打打停停、时断时续状态；机构改革时，有的修志机构被压缩合并甚至撤销，致使一些修志骨干被分流或退休，多年采集的资料被分散或流失，造成修志的被动局面；很多单位对用志仅仅停留在口头提倡上，没有给用志创造良好的环境；修志工作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不强；有的志书资料不完整，记述不全面，个别史料失实，选取材料存在主观片面性、随意性，观点不准确，议论不恰当，文字表达政治化、宣传化（见《为高质量地锻造先进文化的基础工程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