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中国现代史具体课题研究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
　　苏联历史学家在概括性评述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制度时，常常引用写入共产国际和中共文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就定义本身而言，这个概念很模糊，可以有多种解释。苏联史学界和中国史学界一致把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说成是非常消极的、对国家命运极为有害的现象。总的说来，这是对的。对待外国资本、外国在中国领土上的政治飞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本地为外国资本服务的结构（如买办等），基本上也是这种态度。这里实际上否认或回避了外国资本以及伴随它的经济追赶因素的现代化作用。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棘手课题的辩证态度，以及孙中山在其“工业计划”中提出的实用观点，似乎不属于中国总的发展概念。史学界的这种状况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从实用主义角度（而不是理论角度）对待外国资本的积极态度，近几年不只是在中国占有了一席之地。
　　至于“半封建性质”，迄今众说纷纭，所有研究者都承认，自１９世纪末中国已被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但是早在２０年代展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关于所谓“封建主义残余”的稳固性和范围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在我们看来，取得一致结论的困难不仅在于理论观点上有差异，而且在于对整个中国现代经济史系统研究不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问题、它的规模、特征和组成（即外国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军阀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农村资本主义）问题还是有争议的问题，还没有阐明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它们在城乡中的变化。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最近几年，许多研究者又趋向于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说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变种，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指出的主要一点，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前存在着（１９４９年以后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存在着）“国家吞没社会”的现象。但是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的多数拥护者现在还没有对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本质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明，而往往满足于援引“国家的传统重大作用”。在我们看来，А·А·彼萨廖夫的文章和发言【注：Ａ·Ａ彼萨廖夫：《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否是半封建社会》，载《中国与社会主义，全苏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莫斯科１９９０年版第１册５０—５４页；《国民党和中国２０世纪至３０年代的农民土地问题》，莫斯科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６—３４页。】，试图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合理性，很有说服力。彼萨廖夫没有去探索“亚细亚理论”的“传统”标志，没有贬低思想政治因素的作用，其中也包括国家特殊作用的“惯性”作用，而认为保留以父系氏族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特殊村社形式是中国农村的“亚细亚类型”关系。中国父系村社不仅是“东方专制”（在２０世纪上半叶采用了军阀政权形式）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是形成地主阶级的主要障碍。历史上的中国地主因此也不具有封建阶层面目。村社有阻止中国偶尔成熟的商品货币关系转变为制度构成成分的巨大作用。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研究
　　对工人阶级的研究，现在主要局限于分析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的工人运动史和工会运动史。没有认真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敌占区工人阶级状况和活动情况以及４０年代下半期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批判所谓“中国工人阶级有特殊革命性”的论点和批判将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服的中国农民的“更高度的”革命性和组织性同它对立起来的企图，是有道理的。我们的许多作者喜欢把中共人员构成中工人比重低，中共在城市中的阵地薄弱仅仅归因于主观因素，即归因于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对待城市和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喜欢用“不理解”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认为，对于一般的（也包括在东方革命进程中的）历史使命思想的教条主义、不加分析的态度，也造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何时结合（是否结合）的问题的不切实际的争论。

　　关于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