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
　　应该指出，我们的中国学界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对中共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的研究，对农村和农民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前历史中的作用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与Ａ·С·穆格鲁津的一系列著作，与众所周知的论述中共党史的著作，与研究中共和国民党土地政策以及中国２０至３０年代农民运动的专著对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关系。这些著作对问题的许多方面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总的说来，为修改以前的那种因同许多欧洲国家农民运动，首先是俄国农民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方针作比较而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是特殊形式的农民战争的简单化概念提供了依据。在我们的著作中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土地利用以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有许多特点，中国农民在较广范围争夺土地的自发性斗争，若没有“上面”的强有力支持，是无法展开的。
　　这个结论以及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对东方国家的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中共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政策在它取得１９４９年胜利过程中的作用，还可以深入探讨中共在１９４８年（即在内战决战前夕）的没收土地做法（激进的土改口号）。我们认为，在论述中国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２年的土地改革问题时和在分析造成中国农村各阶段政策的失误和矛盾的客观困难时，没有充分考虑上述结论。
　　关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
　　与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新的理解相联系，还有一个任务，是更深入地探讨促成中国革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的内外原因和因素，排除迄今在我们的著作中还存在的对这些原因和因素的矛盾说法。
　　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Ａ·В·梅利克谢托夫论述中国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国内战争的专著【注：Ａ·Ｂ·梅利克谢托夫：《中国革命的胜利》，莫斯科１９８９年出版。《毛泽东集》第７卷第７２；１６５；１６５页。】。这些著作重新探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价和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展开论述了关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关于它脱离城乡亲近它的社会阶层而自我孤立的论点，强调了４０年代末中共在政治道义上越来越明显比对手占有优势情况下军事因素在取得胜利过程中的作用。
　　梅利克谢托夫在其著作中提出，中共在战争结束阶段（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政治策略，显示了党脱离国内主要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很自然也脱离中间力量的独特的“社会独立性”，这种看法还需要作出更详细的说明。
　　同时在我们的著作中，至今还没有对这个课题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这就是革命是在什么旗帜下取得胜利的？５０年代的传统回答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在６０至７０年代的著作中，同时还指出当时中共领导立场中的消极（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方面。
　　结果在我们的著作中出现了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说明：尽管有这些偏差，中国革命还是胜利了。好象在实践中实现了“正确理论”所揭示和预言的规律性。部分作者试图寻找摆脱胜利与“不正确思想”之间矛盾的出路，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能取得胜利。有人提出另一种妥协性说法：在４０年代末，中共领导开始修正立场，到１９４９年，特别是晚些时候，到５０年代前半期，中共立场中的马列主义成分比重开始迅速增大。然而梅利克谢托夫认为，中共在取得胜利前夕选择的旗帜是“革命实用主义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革命空想主义的三民主义”。我们认为，重新不带偏见地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必定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
　　对上述问题不作回答或作出不恰当的回答，都会影响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确定，对中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民族的或社会的）主导思想的确定，对革命的客观内容和思想家、政治首领、政党、众多的革命参加者主观上对其接受程度的确定，并且会影响对他们对近期和远期革命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先后次序、彻底性和手段的认识的评价。与这些问题相联系，在解释和使用已有的许多概念（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等概念）时出现了问题。中共使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术语和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使用的“民族民主革命”概念，比共产国际确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接近于３０至４０年代中国政治进程的实际，尽管从有关这个时期政治进程内容的新材料角度来看，这些术语和概念还不完全符合实际。
　　中国史学界使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按定义包含工人阶级领导因素（领导权），使用这个概念，即使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共实现的，是通过它的领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也需要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限问题，至少是它的上限问题。无论中共在开展解放运动过程中的活动及在准备和进行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民族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具有多么大的历史意义，必须承认，在这次革命中，共产党不是领导力量。从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中期，中共领导了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斗争，但这场运动就其规模而言，是有限的，是地区性的，在当时不可能对政治进程内容，对全国解放斗争性质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为以后斗争阶段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党和军队的骨干、游击战经验和农村工作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解放进程中，中共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起主导作用。在国民党发生危机和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的内战转折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显示了它的主导作用。
　　使用“民族民主革命”概念则需要做一些修正，包括进一步明确“民主革命阶段结束”的提法。在我们的多数著作中，通用的提法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恢复时期结束时民主改革的进行，“民主革命阶段结束”。我们想，这个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中国在资本主义大锅里“未煮透”，前资本主义残余、传统、道德，稳固性及其对中共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家领土复归一体的任务尚未彻底解决，很难把克服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纲领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归为纯社会主义目标。

　　关于“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