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史实置于戏剧般背景中

　　王平：那么他在《讲述中国历史》中所阐述的许多内容是否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他总是将历史和小说合二为一吗？

　　沙伊纳：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小说家，但他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我想，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有超人的叙述技巧。他在伯克利读书时曾写过一本小说—《第十七棕榈大道》，但我认为那本小说太简单，不算成功。他写此小说仅仅是为了改编成电影。他不想当小说家。他知道写小说与写历史不同。

　　王平：那么他总是将讲故事与历史史实放在一起吗？他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的历史掺杂个人的观点与情感吗？

　　沙伊纳：写小说的经历也许使魏斐德成为一个对事物更加敏感的历史学家。我认为他只是将历史史实置于一个戏剧般的背景中而已。那个背景也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王平：您能谈谈魏斐德的政治观点和不同时期美国政治对他的学术影响吗？例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内运动对他影响大吗？

　　沙伊纳：就我所知，在当时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学生运动中，他开始是中立的。中立派对社会也有许多看法和观点。当时，他反对越战，反对尼克松，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派，他是个自由的民主党派。他热爱美国，但对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极为反感。当他到了伯克利以后，曾有人称他为中立派里面的左派。但我不认为他是个左派。他曾支持美国的民权运动，支持以色列，对南非大概没有好感。

　　王平：当时，周锡瑞等人曾批评哈佛学派？

　　沙伊纳：是的，但我并不认为魏斐德和周锡瑞观点是一样的，因为周除了批评费正清，还批评列文森。魏斐德既非左派，也非右派。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社会。

　　王平：那么不同时期的美国的政治环境对他的学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呢？

　　沙伊纳：肯尼迪大选对他影响较大。他极其反对越战，同情越南人民，越战让他开始关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他比较支持克林顿，同时也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当代问题。

　　尚未有系统研究魏斐德思想的专著

　　王平：就您所知，美国还有哪些人或学术机构在研究魏斐德？要开展对魏斐德及其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您有何建议和看法？您认为他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怎样的？

　　沙伊纳：斯坦福大学有位叫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的中国历史学教授，现已退休，曾在台湾发表的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中讨论过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史景迁、魏斐德和孔飞力三位学者进行过比较。另外，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和《亚洲研究杂志》上，也有史景迁等人写的有关魏斐德的书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书，仅有一本周锡瑞、叶文心和曾小萍合编的纪念魏斐德的文集《帝国、国家以及其他》，该书2006年已由加州大学出版。我认为，要研究魏斐德及其治史方法，得将他置于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探讨，将他与同时代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学家作对比，这样才会有突破。

　　至于他的研究方法与风格，我想，他既师从费正清和列文森，又与他们不同。他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既受费正清的影响——有“冲击——反应”论的痕迹，但又有他自己的创新。因为当时他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放到“中国社会独有的内部动动力”上，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关注社会总体的变化了，而且也更加注重从全局上把握不同地方的特色研究，注重利用当地的档案来进行研究。就是说，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原创性的研究风格。他不是个哲学家，他仅仅是个历史学家，但在平凡之中，他能够洞见深度；对于细节的处理，他无比细致；对于整个历史史实的把握，他也是高屋建瓴。他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

　　（王平：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