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本文拟从领导能力、理论基础、制度设计、比较视野等维度，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认知与评价，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示了高超的政治领导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逐渐受到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近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对中共十八大以来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惊叹不已。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法国学者高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扮演领导角色，而且领导了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1］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其对秩序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关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规划、推行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自身而得到制度更新”。［2］苏联解体后莫斯科首任市长、管理专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时表示，“这是由于北京成功地将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即党政机关变成了拉动改革前行的引擎”。［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迅速崛起。［4］西班牙学者胡利奥·里奥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翻天覆地变化的关键是“适应中国国情，拒绝思想克隆，同时目光长远”。［5］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英国皇家学院兼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克里·布朗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以及从一个世纪的动荡中崛起的国家，发展经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方式，它最终创造了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勾勒出了其未来目标观。［6］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成为更加繁荣、更加和谐、更加平衡的国家。［7］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芬·J·巴拉尔认为，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把数亿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经济奇迹支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维持了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然而，经济增长放缓的步伐是中国的新常态。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治理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其领导战略的核心，也是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8］
（二）突出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能力
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能力和执政风格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关于“党领导一切”的观点和举措在近些年内确实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更加自信和坚定的姿态。［9］印度尼西亚学者李卓辉认为，明确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强化领导力，带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中共继续推动反腐工作”。［10］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撰文指出，官僚主义现象会阻碍中国的改革，而习近平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改革家。习近平扭转了近20年来日益出现的“无组织的领导倾向”。［1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近年连续推出关于当代中国记述的《中国故事》系列热点时事评论集，在2017年题为《繁荣》的评论集中写道：“中共十九大肯定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习近平克服各种政治挑战的能力和新领导人阵容组成重新证明了他是一个多么睿智而令人敬畏的政治家”。［12］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指出，现在对中共领导集体来说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复杂的时刻。过去几年，“中共执政的专业水准也显著提升，官员的能力也在增强，可以说这一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领导层十分灵活，十分务实”。［13］美国学者伊丽莎白·依柯诺米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的日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努力将中国重新塑造为一个大国，寻求重振过去的辉煌。［14］她认为习近平的领导特征之一就是“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15］
从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海外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涵盖了党的领袖与领导集体的领导思维和风格，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研究成为海外学者研究的重心。
理论基础：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更加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长期以来海外学者的重要关注点。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新变化、新发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不竭动力。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齐慕实和蒙特利尔大学的大卫·奥文比共同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有效，同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和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才能取得成功。这种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化的结合是为了整合国家意识形态、复兴中国治理的最佳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自我革新（即中国共产党所指的“自我革命”）能力的源泉。［16］
在中国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后，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刊登的题为《中国重温马克思主义》一文称：“真正的新闻在于过去几年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作为外来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适应了中国文化特点”。“中国领导人更加积极地维护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重申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强调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其基本原则应该与每个国家的现实、历史和文化相结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共不同执政阶段一直是被研究的目标，是教育和学术领域以及政府官员培训的核心要素”。“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它现在是执政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重申仍是中共永不会放弃的身份标志”。［17］
一些海外学者还认为，中国人民始终与这个跟上了时代潮流的政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用不断更新的、复杂的手段，让这个国家保持运转并领导着一切。尽管革命战争的浪潮已经日益远离，但中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这也成为确保社会主义大方向的思想保证。同时，在对自身文化的日益认同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会为实现目标而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让步。中国共产党正在告诉全世界，这个政党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18］
（二）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以不断巩固的重要文化基础，同时让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体现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方面。
从国内层面看，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具备化解挑战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领导人具备为实践所证明的进行“文化治理”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通过创造和利用能使人产生共鸣的象征性资源来提升党的形象。［19］美国艾奥瓦大学教授唐文芳使用了1987~2015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多个民意调查，对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始终获得中国人民的强大支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和执政风格作为理论分析的中心，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所塑造的政治动员、集体化和社会服务提供的，这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20］
海外学者也较为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环境中展示的软实力。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领导地位以及坚持“更为坚定的宏伟战略”的支柱之一是其软实力的“积极表达”。她认为，正如同努力摆脱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和开展军事改革一样，中国推动软实力发展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付出了努力，但在习近平领导下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资源。由于西方媒体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以及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中国共产党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改善其国际形象，而这反过来又挑战了西方在塑造话语体系和世界舆论方面主导地位的基础。［21］
海外学者已经开始注重从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尤其对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和重视，普遍认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理论基础就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制度设计：以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日益完善
海外学者普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设计和完善产生了极大兴趣，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完善，使党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各方面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
（一）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改革完善领导方式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各项领导制度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推动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变革，进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使其变得更加科学高效。德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伯恩特·贝格尔认为，当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自上而下改革这个国家，改善国家治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项体制机制的改革在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在为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搭建舞台，预示着中国领导层打算从顶层设计入手逐步完成改革任务。同时他指出，这些步骤将提供充足的时间，以确保下一批改革措施
（2020~2035年）能够持续实施。［22］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角崎信也认为，习近平最显著的领导特点之一就是加强顶层设计，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运行方式，“真正统筹起重要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全国一盘棋’”。［23］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傅士卓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正越来越受到广泛接受的规范的约束，同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建立能够加强其领导并延长其执政时间的制度机构。［2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发展变化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中国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并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寻求新的工作机制、制度性规定、政策措施、政治规范来解决内在缺陷与不足。［25］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柏思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层级分明的政治秩序与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截然不同。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还确立了一种与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新型治理模式。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加强：第一，以国企改革中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为例，指出这项制度是推进“公司治理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有效措施”，保证了“党的整体性和中心性”。第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组工作制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第三，巡视制度作为一种组织方式，“是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呈现出一种新的集中化趋势，并对中央纪委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在习近平领导下，领导小组加强了党的协调和决策职能。作为中共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四个领导小组正式改组为委员会，彰显了它们的特殊地位。［26］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舒耕德和乌尔兹堡大学教授安晓波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强调分级指挥，强化顶层设计和指挥监督，增强了其领导能力。习近平推动的重大改革有力地证明，领导层要拥有一个强大的指挥中心，必须拥有明确的自上而下的指挥权。事实上，中国的治理意味着既要由国家权力主导，又要在高度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与中国社会的企业、集体和个人行动者合作。而从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来看，中央显然打算通过精简政治体制结构，赋予党的机构更多的权力，来提高其“初始指导”能力。［27］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制度完善强化领导作用
海外学者较为认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党员忠诚教育、干部激励等机制建设强化了对干部队伍的内部监督和管理，持续加强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层面持续推动法治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断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菲律宾智库“人民良政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国际问题专家鲍比·图阿松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内工作的论述，是针对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对中共各种新的考验而提出的，“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十分重要”。［28］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浦认为，注重对新党员的吸纳，并保证其忠诚，是中国共产党维护领导地位、保持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党员更有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奉献个人利益，积极参与各种事务，这些行为是党员忠诚的标志，并成为其他民众的榜样。［29］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毛学峰也认为，促使党员干部强化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开展整风，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带来压力，但主要是为了在学习、分析和自我批评过程中提高党员干部对党绝对忠诚的品质。［30］俄罗斯《权力》周刊副主编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撰文称，为应对阻碍改革的因素，习近平决定加强垂直权力体系建设，并发挥制度的重要作用，通过严格法规限制官员牟取私利。“加强依法治国、夯实政权的法律根基对习近平而言是监督官员的重要工具，能够有效遏制官员腐败，从而避免重蹈国民党时代以及苏联晚期的覆辙”。［31］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专家、“欧亚研究”项目负责人鲁斯兰·伊济莫夫认为，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以来，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发生了积极变化，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的修订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将进一步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这是适应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32］美国吉尔福特学院教授郭学智通过分析中共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成效，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在试图建立各种机制，以遏制其政治体制中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努力促进党内监督和构建系统的制衡机制。［33］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着重分析了党的领导小组、党组等领导体制机制的发展变化，以及各级党组织在各个领域或单位中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增强，更多地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进步以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比较视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生命力，党的领导的比较优势日益显著
中外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外学者开展中国研究和中共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加深入地从学理层面分析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模式的差异，尤其是分析政党制度与党在本国政治制度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的重要性。
（一）以苏联为鉴，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将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研究是长期以来海外学者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而近年来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能够避免出现与苏联同样的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改革决心，中共能够深刻汲取苏联的教训，提高全党的危机意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学者谢淑丽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有步入“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党所遵循的道路”的倾向，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失去了权力，今天也不复存在了”，因此“习近平决心为中国共产党避免这样的命运”。［34］英国皇家学院兼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克里·布朗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对西方模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他们把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决避免重复错误的教科书。”［6］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对中苏为什么会遵循不同的历史路径进行了分析，他强调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始终忽视严重的体制结构问题，虽然后来开始艰难地推进改革，但为时已晚。而当戈尔巴乔夫面对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篱时，他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克服了官僚主义阻力，但却失去了对过程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运动与苏联的改革完全不同，它是对“无组织领导下的浮躁和拖延”的回应，这种无组织的领导“让腐败等结构性问题腐化和发展，没有强有力的对策”。［11］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通过近几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宣布将领导中国从此向自己的中国梦进军，“中国梦的最大特征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坚定地把中国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35］魏昂德也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的历史作用可能是确保中国继续保持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以避免最终导致苏联式的瘫痪和崩溃。这也将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创造条件，他们将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增强中国的稳定。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苏联的经验教训仍然历历在目。未来几年仍将是非常棘手的一段时期，中国将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在避免经济陷入停滞这个重点问题上，虽然现在面临困难，但中国似乎已经取得了优势。［5］
（二）拒绝照搬，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海外学者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西方政治模式与政党制度，而是坚持立足中国特点，拒绝照搬西方，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领导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孟买地区主席苏得欣德拉·库尔卡尼认为，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从国内和全球两个维度，展示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中国将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崛起成为一个更加强大而自信的世界性大国。［36］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事务学院学者张峰表示：“与美国秩序中的自由主义相比，中国更倾向于在国际社会提倡政治多元主义，提倡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合法性。”［37］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舒耕德和乌尔兹堡大学教授安晓波认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欧民主国家作为现代政府模式的治理轨迹。但中国也没有简单地坚持列宁主义的结构和规划传统”，“中国无疑是通过其独特的政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最成功的非西方制度”。［27］
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称：“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38］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最广大人民意见，有助于保持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决策科学民主，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有助于政策的落实。［39］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盖里·格鲁特认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统战工作对于新形势下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形象有着重要影响”，而“统一战线的各项倡议在党的领导下得到更有效的实施”。［40］伊朗德黑兰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和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理查·巴尔霍尔达理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这里能看出，习总书记和中共领导人知道虽然这条路是合适的路，但是里面有一些问题要把它解决好，要把不合适的去掉，使之符合现代化的情况。”［41］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以一个决定性的领导制度而走向顶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从根本上致力于人民主权”，“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都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都致力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大多数自由主义国家的分权相比，党的领导不仅把政治指导和官方行政结合起来，而且是非官方社会结构的根本指导力量”。［42］
海外学者通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各项工作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分析与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作用，并将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性发展。而在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认知的转变和积极评价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辩证地看待海外学者中还存在的不同观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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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丹青，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10009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