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纷繁多样，不同作者撰写的毛泽东传记风格各异。分析海外学者的毛泽东传记有助于了解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也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反观毛泽东思想研究。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以及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传》，在当今海外毛泽东传记中具有很大影响。这三本毛泽东传记体现了不同国别、不同作者的主观倾向性、不同史料背景支撑下写作毛泽东传记的特征。本文以这三本《毛泽东传》为研究文本，分析海外毛泽东传记中呈现的特点与问题。
一、作者的背景分析
传记的写作力求客观呈现其写作对象的生平、事业和思想。但是在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和客观生活环境的影响，传记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其传记写作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在对海外毛泽东传记进行分析之前，应首先了解传记作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思想倾向。
亚历山大·潘佐夫 1955 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苏联时期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8 年在莫斯科国家大学获学士学位，1983 年在苏联社会科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 年于该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潘佐夫后来曾在俄罗斯和美国的高校任教，并多次来中国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他的《毛泽东传》以首次引用苏联解密的档案为依据，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所引用的有价值的苏联史料较为有限。因此，在学术界也遭到众多批评，有学者认为他的《毛泽东传》过于粗糙，而且存在很多史实失误之处。另外，由于潘佐夫对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偏见，因此书中存在大量先入为主的主观评价。
罗斯·特里尔于 1938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62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后来去哈佛大学深造，并于 1970 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特里尔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曾师从费正清、亨利·基辛格等中国问题专家，其思想深受美国当代毛泽东思想研究话语体系的影响。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较多关注。不仅关注了中美关系的推进过程，而且探讨了中美关系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迪克·威尔逊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并长期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他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文献较为熟悉。威尔逊曾担任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他在担任《中国季刊》主编期间，接触到大量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并组织《中国季刊》发表了多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文章。威尔逊在毛泽东逝世的次年，还组织学者编写了《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书，此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三个不同版本的共性研究
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具有一些共性，他们大多把权力斗争因素作为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了一定的主观评价，并对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也进行了关注。
1．基于写作内容的共性：“权力斗争论”的写作倾向
国内学者在写作毛泽东传记时，往往以时间为线索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国内学者的毛泽东传记重视对其革命实践活动本身的研究。而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分析时，往往以“权力斗争论”作为重要基调。他们忽视了政策、理念分歧在革命中的作用，而把政治权力的得失作为论述的重要内容。
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就是以“权力斗争论”来解读中国革命活动的典型。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建设，他始终以“权力斗争论”来解读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把“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主线条进行描写，他把红军的金沙江、大渡河等战斗历程一笔带过，却把红军行军途中的困难解读为毛泽东可以东山再起的机会。潘佐夫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程歪曲为“权力争夺史”。潘佐夫在描写中共党内不同意见时，也夸大了权力斗争的成分。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活动的考察，忽视了其关于党的思想建设以及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以权力斗争作为主线条进行描写。他过分强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影响。他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学习运动，其目的在于使其斯大林化。在潘佐夫看来，“为了使中共斯大林化，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强化无止境的对党的领袖兼思想家的崇拜，二是彻底镇压党内反对派，即使没有反对派，也要虚构一个出来”。潘佐夫把革命活动理解为狭隘的权力斗争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实际。他用个人主义的狭隘历史观看问题，过分强调领袖人物个人动机和个人行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说明他忽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察，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论”的倾向。特里尔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进行解读时，把中共领导人之间的不同理念以及对战争形势的不同看法解读为权力斗争，他认为，“古田会议绝不是胜利进军，从头至尾都是权力斗争”。特里尔对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人事变动也进行了权力争夺论的解读，他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作为又一次更激烈的求生战斗的副产品而诞生的”。特里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不同理念的分歧进行忽略性解读，却把分歧的原因归结于权力斗争因素，显然是错误的。但是相比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特里尔的“权力斗争说”成分弱化了不少。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力争夺因素，但是毛泽东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权力。
威尔逊的《毛泽东传》也存在一定“权力斗争论”的成分，他忽视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进行革命理论创作和革命理论宣传的积极意义，却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进行的演讲看作“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思想封锁’的唯一途径”。威尔逊对中国共产党七大等重要会议的描述，也贯穿着“权力斗争论”的色彩。例如，威尔逊在论及毛泽东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时评论道：“这一安排对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个重要的武器。”但是相比潘佐夫、威尔逊的“权力斗争论”的成分并不明显。威尔逊对中共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有一定肯定。
2．基于史料运用的共性：史料运用的不严谨性
由于地域和语言所限，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在史料运用上，普遍存在史料支撑不足的问题。很多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关键史料涉及不足。另外，由于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影响，有些学者的《毛泽东传》甚至存在史料运用的片面截取问题。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所引用的史料多涉及相关欧美学者的研究，引用的苏联史料非常有限，而且引用的苏联史料中还存在很多二手材料。他常常转引欧美学者研究中的相关观点，但对其引用材料的真实性却未加考证。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在对史料选择上，存在刻意选取负面材料的问题。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走过的弯路进行夸大描述，有意抹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潘佐夫经常引用对新中国带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的文章，作为其观点支撑。例如，潘佐夫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描写时，采用了《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这本对共产主义带有明显偏见的著作中的数据，这本书中的数据本身就有伪造的成分。
其次，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的史料出处并不严谨。他大量引用二手文献和二手资料，其真实性存在很大的问题。潘佐夫的很多史料注释都没有提供准确的出处，有些史料还有以讹传讹的嫌疑。再次，潘佐夫的有些史料甚至引用带有编造色彩的传记文学中的记载。例如，潘佐夫在对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相处进行描写时，引用了《传记文学》杂志中的描写，对毛泽东的言谈举止进行杜撰。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大量引用欧美出版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专著中的资料，其中，大多是二手史料，其客观性并未得以证实。例如，特里尔对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相关活动的史料引自某些偏激的英美学者的著作，其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另外，特里尔所引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并不丰富，有价值的史料并不多。此外，特里尔对一手史料的引用非常有限，有很多重要史料都未涉及。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从整体来看，史料引用和史料支撑都比较单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基础相对薄弱，新史料的发掘更是少之又少，以论代史的情况比较明显。威尔逊的《毛泽东传》对涉及毛泽东研究的一手史料引用较多，他对中国出版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较多研究，并对中共党内通过的很多历史文件进行了引用。威尔逊的参考资料还涉及中共党内很多革命者的回忆录以及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的采访等一手文献资料。不过其在史料引用上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威尔逊引用了王明《中共五十年》中的材料，而该书中存在很多伪造的材料，这已被学界所公认。从王明的政治立场来看，其对毛泽东的评价势必存在偏见。威尔逊以该书中的有关材料来描述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关系等问题显然难有说服力。另外，以人物传记的高标准来衡量，威尔逊引用的史料也种类和数量并不丰富，其《毛泽东传》中出现的新史料也比较有限。
3．基于作者主观立场的共性：其主观性对传记客观性的遮蔽
传记写作中不同史料的拼接和选材，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不仅存在史料选材的问题，还过多地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认知。另外，或许是为了迎合海外读者对领袖人物的猎奇心理，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对领袖的个人生活以及领袖的性格等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他们对领袖人物个人生活的关注往往存在猜测的成分。
潘佐夫在其写作的《毛泽东传》中，过多地对读者进行主观引导。他在缺乏根据的情况下，把自身的主观感受加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中。他常常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无根据的负面评论和引导。例如，对于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严格的纪律要求，潘佐夫只字未提，却说毛泽东对所经过城市的居民毫不关心②。潘佐夫的主观性结论太多，往往缺乏史料的支撑，其客观性的结论所采用的史料常常是未经过严谨考证的二手材料，缺乏可信性。潘佐夫经常对毛泽东采用负面的心理描写，他把毛泽东描写成易于暴怒、情绪不稳定的政治人物，歪曲其领袖形象。他用“怒不可遏”“快乐至极”等带有强烈情绪化的词语来形容毛泽东对待个人荣辱的态度，却又缺乏史料根据。可见，这些描写大多出自作者的个人想象。
相比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特里尔与威尔逊的《毛泽东传》的主观色彩相对淡化一点，但是其中仍夹杂不少主观评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经常出现作者的主观感慨和评论。特里尔在谈及 1946 年初马歇尔到延安调和国共关系时，对毛泽东评价道： “他在谈判中从始至终像演员似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当他举杯向马歇尔祝酒时，肯定心无诚意”。这显然是带有主观倾向性的先入为主的评价。另外，特里尔对毛泽东进行夹叙夹议的评价时，由于其本身知识结构和认识立场的限制，往往产生误读，有时还会出现与史实相悖的情况。例如，特里尔在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解读时就出现了认识错误，他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
威尔逊的《毛泽东传》中也有一些主观性的评价。他在谈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时评价道，“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的恐惧”①。威尔逊把毛泽东对于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形容为“毛泽东战胜了自己对美国的恐惧”，显然有失公允。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是中国考虑了国际、国内形势后的战略决策，并非出于毛泽东本人战胜了对于美国的恐惧。威尔逊对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也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心理活动有过一定的猜测。不过相比潘佐夫与特里尔，威尔逊对领袖人物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心理猜测的描述相对较少。
三、三个不同版本的差异性研究
受传记作者国别、政治立场、知识背景构成等因素的影响，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研究三个不同版本《毛泽东传》的差异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海外毛泽东传记的写作特点及其局限性。
1．基于作者不同国别立场的差异性
潘佐夫是俄裔旅美学者，他的《毛泽东传》充分关注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在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苏联和共产国际成为隐身于中国革命的背后、却关乎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潘佐夫忽视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努力，他把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看作共产国际和苏联政策的附庸。潘佐夫歪曲史实，无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努力，他甚至认为“毛是在斯大林的强迫下才同意与南京谈判的。他（毛泽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接受是勉强的”。另外，潘佐夫还夸大了苏联对新中国发展的影响作用，低估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发展的努力。例如，潘佐夫虽然承认苏联的经济援助只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 3%，但他却认为“苏联援助的作用之大还是难以估量的”。而有海外学者认为，苏联的两笔援助资金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相对有限。相比其他海外学者的著作，潘佐夫有夸大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的成分。
特里尔是美裔学者，他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特里尔分析了解放战争之前，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并分析了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美国的支持所做的努力。特里尔对尼克松访华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他关注到毛泽东以及中国的国内氛围对尼克松访华的影响，分析了中美关系发展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问题，特里尔认为，毛泽东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并不是唯苏联是从。特里尔指出，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已经走出了莫斯科的阴影”，毛泽东的组织方法“意味着抵制斯大林主义”。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苏关系，特里尔也进行了分析，但是其分析视角存在一定问题。在对中苏关系进行研究时，特里尔对其破裂原因的分析有失偏颇。
威尔逊是英国学者，在威尔逊的《毛泽东传》中，他的国别倾向性表现得并不明显。威尔逊以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因素为主线条进行写作，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某个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威尔逊在书中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较少，但是由于中苏关系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他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研究。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在处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时，坚持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性原则。他引用了斯诺的采访，表明了毛泽东对坚持民族独立性的态度：“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这绝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支配……我们的斗争当然不是解放中国后再把它交给莫斯科。”但是相比潘佐夫，威尔逊对中苏关系以及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都较少。
2．基于作者不同主观倾向的差异性
人物传记应以史料为先，在充分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人物活动的描写与叙述。但是基于毛泽东的政治影响力和世界不同阵营的差异性，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深受作者观点立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持欣赏态度的作者，其《毛泽东传》具有一定的褒扬性。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持批判态度的作者，其《毛泽东传》往往具有很强的贬斥性。
分析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可以发现，他对共产主义运动持消极态度，常常在缺乏史实根据的情况下，对毛泽东进行武断地评价。他的有些评论甚至与史实相悖。他在书中把毛泽东歪曲为热衷于权力争夺，却把亲情置于身后的政客形象。例如，潘佐夫在描写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结果的反应时，认为毛泽东“陶醉在胜利之中”，却忽视了妻子的健康。潘佐夫一直把斯大林、赫鲁晓夫作为负面的政治权谋者进行描述，他还以两者的负面形象来对比和影射毛泽东。潘佐夫在书中过于强调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以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立性，他对于中苏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以及盟友关系进行了忽略性解读，意在突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及其内部的对立性。
特里尔的学术研究深受美国自由派学者的影响，他对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进行了不同基调的评价。特里尔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很多相对正面的评价。对于红军长征等革命活动，特里尔认为，长征中的军事行动“既应记入中国的战争史，也应记入中国的戏剧史”，飞夺大渡河“是全部军事史中最令人敬畏的”，“在这支红色军队身上，有一种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受其知识背景和西方学术观点的影响，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对毛泽东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存在一定误读。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夸大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性，他认为，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标题，却把标题下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对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特里尔有一些偏激的认识。
比如在谈到毛泽东对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行高度评价时，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身上，仍然有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被科学的前景冲昏头脑的印记”。威尔逊作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持相对友好的态度。在威尔逊组织编写的纪念毛泽东的专著中，他曾经评价道：“人们可能会质疑毛泽东伟大的程度，但是没有人会否定毛泽东的伟大贡献。”
威尔逊的《毛泽东传》中，虽然也存在一定权力斗争说的成分，但是威尔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他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必要性。他对红军长征过程中的无畏精神进行了赞扬。他把长征描述为“难以置信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威尔逊从整体上对毛泽东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威尔逊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观点评论为“唯意志论的超级乐观主义”，这也是许多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误读的共同点之一。他们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唯意志论”，忽视了毛泽东对客观实践的重视。
3．基于作者对史实的观点的差异性
由于史料和背景知识所限，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记中都经常出现一些史实失误。除此之外，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具有差异性。例如，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问题，不同版本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与史实有很大差距。潘佐夫在对中苏关系恶化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对领袖人物的个人态度和个人情绪因素的考虑权重较大。潘佐夫以传记文学记载为背景，对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交往态度和个人交往表现进行了大肆渲染，并把赫鲁晓夫受到中方怠慢作为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潘佐夫对中苏在国家利益中的冲突往往一笔带过，对毛泽东的个人态度却进行细化分析，而且很多描述还存在着以讹传讹的问题。潘佐夫写道：“（赫鲁晓夫）对毛服务得越周到，毛就越高傲。他（毛）甚至毫不掩饰地对那些时不时地围着他忙来忙去的苏联领导人表现出鄙视。”可见，潘佐夫在中苏关系恶化问题上，存在忽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对领袖人物的活动进行夸大化描写的问题。虽然领袖人物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把国际关系走向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活动则走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误区。
特里尔在中苏关系恶化问题上避重就轻，他认为，中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促使中苏关系不断走向恶化。而实际情况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促使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特里尔把中苏关系恶化与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的因果进行了颠倒。另外，特里尔对中苏分裂原因的分析与历史相悖。特里尔对赫鲁晓夫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的不合理要求进行了忽略性分析，他把中国的主权问题放置一边，却以苏联的利益为主线分析中苏关系，显然不符合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问题的原则。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苏关系破裂对于中方来说，实属无奈。赫鲁晓夫常常鲁莽行事，否定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而特里尔却认为毛泽东处于“头脑发热”状态，他的分析不符合史实。
威尔逊在对中苏关系恶化问题进行分析时，较多地分析了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威尔逊认为，1959 年赫鲁晓夫违背了苏联做出的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承诺，对中苏关系恶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威尔逊还分析了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面对中苏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是威尔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分析较为简单，而且对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问题，他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对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威尔逊把原因归结为赫鲁晓夫不懂毛泽东在台湾海峡的策略，并没有分析到赫鲁晓夫要求建立联合舰队问题的要害。另外，威尔逊只对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进行了态度上的描述，他对中苏在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并没有深入分析，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分析只是停留在表面。
四、结语
海外毛泽东传记在推动毛泽东研究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其作者学术背景以及知识体系、政治认知的差异性，海外学者的毛泽东传记既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也存在缺陷和问题，特别是在史料的运用与解读、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革命理想信念的理解等方面，他们往往因为自身立场的问题而产生一定的误读。因此，对于海外学者的毛泽东传记，不能盲目迷信，要采取批判性解读的态度，一方面肯定海外学者不同研究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潘佐夫、特里尔以及威尔逊的《毛泽东传》在海外毛泽东传记中具有代表性，这三本传记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权力斗争论”来分析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这表现了海外学者分析视阈的狭隘性。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权，在于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主流，毛泽东所具有的革命信念、人民情怀是他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关键。三位海外学者对于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主流分析不足，却以狭隘的权谋之争来解读革命领袖的活动有失公允。
埃德加·斯诺在其写作的《毛泽东自传》中曾指出，毛泽东像其“遇到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役，战术，措施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斯诺认为，对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来说，革命中的历史事件只有集体的意义，他们并不重视自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他们为了理想、信念和革命的整体而战斗，其革命的目的并非着眼于个人的荣辱。另外，三位海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倾向对其传记的写作具有很大影响，其政治观点往往决定其史料选材和政治评价，对毛泽东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同倾向性的作者，其写作的传记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结论。由于三位海外学者的语言以及地域局限性，其毛泽东传在史料运用、思想深度等方面都缺乏高度。此外，基于三位海外学者的学术背景以及史料限制等因素，其著作还存在史实失真等缺陷。
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在向海外读者传播和介绍毛泽东思想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海外读者通过这些传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三个不同版本的海外毛泽东传中也存在着对领袖人物的主观主义解读以及对史料的碎片化解构等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采取正确的态度分析和研究海外毛泽东传，促进毛泽东研究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有助于促进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