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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认知评析
发布时间: 2021-08-27    作者:梅长青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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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人类的贡献越来越大,海外人士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他们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很好地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凝聚起来接续创造世界奇迹?近年来,海外人士已经围绕着这一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系统梳理、客观总结海外人士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有益于为国内学界开展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是凝聚力形成和不断提升的奠基石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这首先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寻找原因。海外人士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组织建设、目标规划、从严管党治党等方面入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强大凝聚力形成发展、不断提升的内部动因。

  (一)拥有卓越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超凡领导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团结统一、内外一心,与拥有卓越的领导人不无关系。正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党才能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取得新胜利。海外人士极为关注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掌舵人”,他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成果中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点出了这些“掌舵人”对提升国家凝聚力的极端重要性。例如,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专家本杰明·I·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他通往中国梦的全面战略》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们认为,在一个大国中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国家发展极其重要,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各种“不可能”。

  此外,海外人士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予以充分关注。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他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前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以及该党其他领导人,一同登上了主席台”。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等认为:“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平稳交替”。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是整个领导集体、而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这减轻了单个领导人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执政党凝聚力的最好展示。

  (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海外学者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培训等问题,并探讨这些因素在巩固党内团结方面的作用。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执政党要想兴盛发展、长期执政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组织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一方面恢复和加强现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活力,另一方面在新出现的实体中建立新的党委和党支部”。另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中期培训、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学院培训、中央党校培训”等方式提升党员干部的办事能力,这使从基层到中央的党员干部都充满了活力与自信,党的凝聚力也在不断提升。美国学者李咏平注重实证研究,他通过收集史料、开展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校系统培训了大批政治精英、加强和巩固了党内团结、提升了党的凝聚力。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多年、现就职于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彭轲认为,无论革命战争年代抑或和平建设时期,专业培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及时对经过严格程序选拔出来的干部进行培训,这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海外人士还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情况。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逊考察了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优秀企业家入党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认为:“中共为了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这种‘调适’行为,为中共输入了‘新鲜血液’,巩固了执政党地位”。上述研究表明,重视党的组织建设能够使党永葆健康与活力。

  (三)科学的目标规划指引

  中国共产党有励精图治的强大信心、敢于挑战各类困难的极大勇气,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科学回答、及时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这些科学目标的指引下,全党团结一心、不惧艰险。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教授克里·布朗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党和国家勾勒出未来目标,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弗朗西斯科·马林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执行科学规划中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执政党确立的发展目标将激励全党更加努力地辛勤工作,也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鸣与支持。德国学者韩博天认为:“发展规划不但对统一中国庞大的分散性的行政职能机构来说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一些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的驻华官员盛赞中国的“五年规划”,他们认为,这些规划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同阶段的思想,每一阶段的规划都环环相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能力让人惊叹,她可以将各种力量引导到共同的道路上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每一步和下一步连接起来”。为落实“五年规划”,同时总结上年度国家工作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当年度国家工作,中国每年春季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大会代表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要求、意见等进行搜集和整理,传达给中共中央。全国两会通过的年度规划承上启下,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具有凝聚党心民心、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对于一年一度的“短期规划”,海外人士也高度关注:“中国的两会万众瞩目,两会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两会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盛事,也是外国专家学者感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两会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民众凝聚力和形成共识的很好平台”。

  (四)从严管党治党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严明党的纪律,蹄疾步稳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管党治党切实落到实处,这对纯洁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党内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曼吉卡尔认为:“从严治党既让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希望。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使命来看,要实现中国的复兴,中国共产党不断净化自身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根本保证”。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这种自我净化的能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越南亚太经济中心主任武大略关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他说:“近年来,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强势反腐,‘打虎拍蝇’、坚决惩处‘大老虎’,这些新闻曾占据了越南等国家的媒体头条,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这些反腐行动起到镜鉴作用,令一些共产党人‘正衣冠’,反思和纠正自身行为,还对意欲贪腐者起到震慑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铸就形成了其他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独特力量,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出发,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管党治党不断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凝聚力形成和不断提升的黏合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工作在加强党内团结、提升凝聚力方面有重要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强大凝聚力的精神之源。184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她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真正带来了希望、光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引着党和人民不断前进,中国人民逐渐富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着党和人民不断铸就新辉煌、创造新业绩,中华民族强起来了。可以说,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强大凝聚力形成和不断提升的精神动力。埃贡·克伦茨认为:“中国领导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毫不动摇地将马列主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中国领导人带着这样的远见迈出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他们以这样的远见遵循着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切实地一以贯之”。加拿大学者齐慕实、大卫·奥文比曾共同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自我革新能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为其健康前行提供了思想保证。美国学者舒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结构中有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即马列主义、实践的思想(如毛泽东思想等),这使执政党有了灵魂,不仅能唤起党员的忠诚,而且能创造一种融合的力量,有利于促进党的团结。前民主德国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汉斯·莫德罗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卓越成就,证明西方1989—1990年声称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终结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失败的只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创造性发展”。“在寻找社会主义前景的努力中,中国正提供一种有益的激励”。“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不断探索应对今天与未来面临之各种挑战的崭新答案”。克里·布朗则认为,理论的与时俱进在弥合党内分歧、提升国家思想整合能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指出:“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展现了一个执政党的丰富政治经验,经受住了各种困难的考验,有着坚强的干部队伍和很高的理论水平”,“中共敢于突破多年理论模式的束缚,善于从新事实、新情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多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

  与此同时,在信息时代,在加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中运用好新媒介、现代技术对提升党的凝聚力大有裨益。有学者指出,在“面对电讯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治理压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娴熟地利用传播工具和宣传技巧成功地加强了自身合法性,不断增强其执政能力”。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社会和政治学院学者安妮·玛丽·布蕾迪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加强宣传工作的现代化建设,重视运用儒教、汉语和传统在宣传中的作用,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稳定因素。

  总之,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使党的全部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党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如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成绩面前,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更加积极主动进行思想上的调适,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待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最新最鲜活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是凝聚力形成和不断提升的动力源

  一个政党有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关键要看人心向背,即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与人民风雨同舟、同生共死、并肩作战是中国共产党无往不胜的强大内在动力。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部党史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使命所在、职责所系。孟加拉国驻华大使艾哈迈德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始终对人民负责,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中国人民能够看到党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注重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品质都得到提高,给每个人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出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优先解决与‘人’有关的问题。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各民族安定团结,这为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利环境,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所不能及的”。埃贡·克伦茨曾数次考察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无比伟大,“中国拥有一个兼顾社会各个方面的战略,拥有一个强国梦,即实现每一项经济成就都会有益于改善每个人生活的梦想”。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在实际层面,共产党非常强调自己的责任,并指出共产党人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官员必须提高体察民情的能力,而不是唯领导是从,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更注意倾听民声”;他在自己的另一本专著中通过对比中苏改革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为何在‘文革’之后,中共有信心、有能力调整方向,实施几乎完全不同的战略的原因所在”。斯洛伐克前驻华大使保伦说,他曾“走访过中国20多个省市,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政策发自内心的拥护、对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满足,都能看到政府各级官员为百姓谋福利而不辞辛劳,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中国政府倡导的‘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项目为贫困地区的人们送去了希望。他在中国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们对未来始终充满的希望”。

  (二)为消除贫困不懈奋斗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的减贫成就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赞叹:“毫无疑问,这是消除贫困的历史上最大的飞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实践中画出了更大同心圆,激发了贫困地区人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中国的减贫经验为世界贡献了成功方案。法国学者魏柳南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穷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以大国身份重返国际舞台的目标……迄今为止,共产党都经受住了考验”。马里国际问题专家迪亚洛在马里《独立者报》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旧貌换新颜,人民教育、卫生等得到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比利时联邦议会比中友好小组主席克里斯蒂安·维耶纳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5年她多次访问中国,接触到不少摆脱贫困的家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政府不是真下大力气解决贫困问题,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贫困家庭不仅很快摆脱了贫困,而且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中国这种优质高效的减贫之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将提升国家凝聚力、执政党凝聚力和人民凝聚力。

  (三)坚定不移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执政党只有坚持不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才会不断攀升,执政党凝聚力的持续提升才能变为现实。埃及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萨米尔·阿明指出:“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富裕的西方所取得的社会保障成果被侵蚀掉的时候,贫穷的中国正在医疗、住房和养老金三个维度上扩大社会福利”。如今的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更加和谐紧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指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医疗、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改革,人们一旦不必为医疗和退休节衣缩食,就可以更加放心地消费,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向内陆地区倾斜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改进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技术工人和专家。通过设置高薪岗位、改善科研环境,增加国家补助等方式吸引海外青年人才回国创业。为鼓励消费,政府启动了鼓励家电下乡等计划,进一步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使改革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民众。上述措施使党在人民中间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比沙罗夫、凯伦·贝勒等人通过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肯定了中国政府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农村医保全覆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措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海外人士还盛赞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种种努力,例如,美国《赫芬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约翰·富勒顿指出:“中国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这有利于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总之,执政党只有紧紧抓住并下最大气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才会信任党、支持党、拥护党,党心民心才能归于一心,党的凝聚力才能不断提升。

  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是保持凝聚力的稳定剂

  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适合国家发展的各种制度,是国家凝聚力、执政党凝聚力得以形成和增强的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了党心民心,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社会秩序、形成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的政治基础。美国学者李侃如认为,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这个有着如此庞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总的来说,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事实胜于雄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得以充分展现。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就相信中国能够战胜疫情,他认为中国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举国体制下,一旦政府决定做某事,那么整个国家就必须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去做。所有工作必须同步进行,公民必须服从”。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劳动报》发表文章认为:“确诊病例数在中国不断下降,这无疑要归功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强有力举措。‘关键时刻,更见中国制度优势。’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展现出很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在紧急情况下把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正是中国的体制优势,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俄罗斯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严格坚决的措施,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防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体制优势”。弗朗西斯科·马林乔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府,将与病毒作斗争及民众的需要置于不容商量的优先地位,并为此动员了整个国家的资源”。中国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支强大且组织严密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广泛扎根于社区和工作场所之中——这确保执政党能够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民智集中、民意汇聚、民愿表达的制度依托。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这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尔尼科夫表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功,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依据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情况,对人大代表名额进行分配,同时充分考虑到女性和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并保证其代表名额,这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前主任莫汉蒂教授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摸索出来的。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和建议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这种政治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这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巴西国会参议员顾问达努维奥曾表示:“中国的人民民主在制度上有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并进行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必须始终坚持。这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优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曾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它从社会不同群体汲取意见,同时又努力确保政治生态的和谐与政策的延续性。‘中国的制度设计在政策延续性、决策果断性以及长期实施特定战略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海外还有不少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民主集中高效的特质,助力经济高效平稳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政党制度却频频遭遇发展困境。西方政党坚持“选举至上论”,“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西式民主”止步于选举这一外在形式,政党竞选前的口号和竞选成功后的施政措施有较大差异,人民对政党的信任度不高。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不无感慨地说:“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有西方学者认为,美国政党体制实则是“否决政体”,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要施策就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等多种因素,政府行动就会变得迟缓,有时候甚至是动弹不得,很多决策无法实施,而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很强的行动能力、统筹兼顾能力。“西方学者们也从中国承办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超强的统筹兼顾能力,他们坦承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后,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社会发展如何变迁,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用制度的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就能够不断化危为机,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新的奇迹。

  结语

  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展开了多维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一,在研究主题方面。海外人士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期许通过研究找寻并学习其中的经验。在这次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手足无措,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加剧。在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上下联动的防控治理体系,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

  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海外人士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人民至上”“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等方面进行阐析,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形成和不断提升的内因、动力源、制度保障等因素,总体上分析较为客观公正,不同观点之间有相互碰撞、有和谐共存。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海外人士重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制度比较等探寻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始终保持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材料使用日渐丰富,重视运用中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据等。有些学者还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的材料,使得研究结论较为客观公正。

  虽然海外人士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由于制度属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差异等,因而存在一些偏激的观点。一是缺乏深层次学理性分析。海外人士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主要是描述性的,即通过多方搜集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因此,依附性研究成果较多,独立性研究成果较少。二是缺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展开分析。海外人士并未深入考究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虽有短暂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但国家统一是主流,中华儿女对祖国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形成与不断提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三是部分研究存在不实之处。部分海外人士从“西方中心论”视角出发寻找本不存在的“中国问题”,并随之做出错误的预测。

  海外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研究,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深化关于中国共产党凝聚力来源及其价值的认识,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首先,应高度重视海外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相关研究。通过密切关注海外人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弄清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真实动机。对于海外人士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学术观点,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其利弊得失。同时,我们必须要保持较强的鉴别能力,对于错误观点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通过一系列客观事实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开放、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其次,应努力构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够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际,善于从中国共产党加强凝聚力建设的鲜活实践案例中总结经验,通过对这些具体实例进行客观分析、归纳总结、提炼上升到理论层面,加快构建有历史纵深感、有时代使命感、体现中国文化、富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被海外人士接受的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学术话语体系。

  最后,应主动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故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举世瞩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正造福世界。但“中国奇迹”在世界舞台上并未转变为有力量的“中国话语”,我们需要在国际形象塑造方面将“自塑”与“他塑”相结合,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认同与支持,及时回应、澄清海外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言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曲解,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权。

  综上所述,加强凝聚力建设是执政党的永恒课题。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责任重大,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进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梅长青,博士研究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10049。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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