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不仅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强烈反响。早在为全会召开做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便多次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情况，一些国外媒体还报道了会议内容。如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后，日本时事社便将邓小平关于中国国内形势问题的谈话概括为19条进行了报道。11月27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访谈时表示：“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再次指出：“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可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部分国际友人已经通过与邓小平的交流初步了解了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筹备情况。这对扩大全会的国际影响、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正是基于全会产生的广泛国际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进和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部分学者开始将全会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域下展开研究和探讨。陶季邑考察了自1978年底以来美国学术界运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和数量分析等方法，对全会的召开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和评析。段炼探究了全会召开前后，苏联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等方面做出的评价。此外，全会召开以来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和改革开放思想等也是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之一。如成龙梳理和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海外研究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历程、代表人物、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

　　总体来看，上述著述拓宽了学界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思路，丰富和深化了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研究美国和苏联关于全会报道的较多，关注其他国家相关报道的较少；二是在研究时限上，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全会国际传播情况的著述较多，探讨全会召开期间和闭幕之初所产生国际影响的著述较少，诸如全会最初是如何在国外传播的、哪些会议内容受到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等问题至今未有学理性解读。厘清上述问题能够为今天更好地认识全会产生的初始国际反响，为把握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各方关切提供有益视角。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等相关文献资料，对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际传播和国际评价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学界对全会历史影响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

主要议题的传播：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决策的国际反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此基础上，全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对全会的上述决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海外媒体及时做出报道和分析评论。

　　1978年12月23日，法新社在会议公报发布之后便发文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现代化政策将作为一九七九年总的政治任务来取代批判已故的林彪和‘四人帮’的运动。那个运动已经‘胜利’结束”。这是国际上较早述及这一议题的报道。12月24日，日本时事社和共同社分别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整阵容》《三中全会强调安定团结，是走向现代化的跳板》为题发表评论，将全会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视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和“最大特点”，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批判‘四人帮’运动，从明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全会“最大的特点是决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把一直倾注于批判四人帮、林彪的能量全部集中于现代化建设上”。应该说，日本媒体的上述观察大体反映了全会的情况，是敏锐而客观的。除公开的新闻媒体外，1979年1月16日，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在一份名为《关于中共高层人员调整的内部消息》的文献中也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整个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终止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再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种战略转移。可见，全会闭幕后不久，会议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便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开来。此类评述反映出，早在会议闭幕之初，一些国家就已经认识到该决定在全会各项议题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采用其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全会做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1978年12月24日，日本共同社刊发题为《中国将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上》的电文，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政策上的重点是制订推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和把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交给地方或企业，并从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出发，明确将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给地方和企业以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和给地方和企业以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做法，无疑将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该电文是这一时期介绍全会经济改革政策的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报道。

　　作为全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外开放政策也受到各国热议。1978年12月23日，德新社发表评论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对外方针政策。“公报说，中国将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努力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打消了切望同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的最后一点顾虑。”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份名为《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文件提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外交政策较以往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领导层在与西方和日本合作、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团结和自信，超过了一年前的预期。总体上看，全会闭幕之初，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决策受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多国关注，与之相关的各项举措也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除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密切关注全会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8年12月24日、28日，《真理报》两次刊文提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揭批林彪和“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决定从1979年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全会公报肯定了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外交政策，并考虑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然而，对全会的上述决定，受当时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影响，在有关全会主要议题的认识上，苏联方面未能做出比较公允且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初，全会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决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围绕这些议题，国外媒体、机构均发布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其中，多数报道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会议实况，对推动全会在国际上传播、加深各国对全会内容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能抹杀毛主席的功绩”：国际社会有关全会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报道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由于该问题不仅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事关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因此，自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国际社会便密切关注全会讨论动向，及时发布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从而推动了全会的这项议题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一些国外媒体即已注意到与会代表正在进行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1978年11月23日，法国《红色人道报》发表的《中国：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讨论》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认识的过程等问题”展开“重大辩论”。这场“重大辩论”的目的“绝不象某些报纸硬说的那样，是意味着背离毛泽东思想”。作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人道报》对这场讨论的评析是独到且有见地的。12月11日，美国《号角》周刊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号召“解放思想”》的文章与《红色人道报》观点一致。该文通过驳斥近几周《纽约时报》的巴特菲尔德、《华盛顿邮报》的马修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圣奥里茨等记者和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所宣称的“中国正在抛弃毛泽东的革命教导，以便走上一条‘温和的’、‘讲求实际的’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等观点，强调“由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推动的当前这一斗争的目的，是要使群众摆脱已经证明是妨碍国家进步的过去的思想枷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提倡的迷信，决不表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看出，无论是《红色人道报》还是《号角》周刊，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场讨论的实质。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尚未结束时，会场上的讨论已经引发了部分国外媒体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是否已经受到质疑的猜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实际上是对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以来，国内外有关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否定毛泽东、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明确回应。因此，全会的上述内容自然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1978年12月23日，日本共同社发布电文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没有缺点和错误的领袖是不存在的。“这大概是已经取得了一个共同认识的结果，就是说对于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是‘安定、团结’，要保证这一点，毛主席这个‘精神支柱’是不可缺少的。”12月24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题为《三中全会决定推进现代化路线，突出安定团结，“不能抹杀毛主席的功绩”》的述评，认为在全会的各项决定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强调“不能抹杀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功绩”。“重新检查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如果走错一步，就孕育着可能引起党内混乱的因素。作为党中央来说，一方面承认在毛主席过去的实际活动中曾经有过错误，但是又‘不能抹杀他的功绩’。这一天发表的公报表明，（三中全会）已以这种观点统一了意志”。除日本媒体外，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公报：进一步的意见》的文献也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虽未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做出最终评价，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并赞扬了其在1949年以前采取的灵活的政治方式，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视。国际社会立足于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和保持稳定等现实因素，普遍表现出对全会上述决定的理解态度。因此，如果说在全会召开期间，各方在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论的话，那么公报的发布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们在该问题上的分歧。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密切关注全会公报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1978年12月25日，南斯拉夫《政治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评价》为题，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兰契奇的一篇评论。评论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和符合中国的实际政治需要的”，因此“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与南斯拉夫的态度有所不同，在报道全会公报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内容时，苏联媒体沿袭了与介绍全会工作重点转移时所采取的态度。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反映出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各国理解、观察中国政治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全会公报涉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回应了部分国家媒体的猜测，其国际反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整阵容”：中央领导机构人事调整的国际传播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不久，部分与会代表提议进行人事调整。中共中央接受各方面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后，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等为中央委员。这些人事安排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人事酝酿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随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中央领导机构人事调整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会上，几位领导人的职务变动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为妥善地处理人事问题，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表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这是邓小平较早就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人事问题，尤其是受到批评的几位领导人将被如何处理的问题发表意见，实际上也表达了中共中央在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因此，当他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情况和中共中央在人事问题上的考虑告知美国与日本友人后，两国媒体均做了重点报道。11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会见中国的邓小平》为题，刊载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罗兰·埃文斯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指出，邓小平“在一次单独接见中向我们两人证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会上批评了一些人，但是主要是与国家的现代化计划有关。他说没有清洗任何人”。11月29日，即邓小平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的当天，日本时事社、共同社均报道了会谈情况。时事社梳理了邓小平对该访华团发表的谈话要点，认为在邓小平看来，“轻率地变动人事是不好的。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一切措施都必须有利于安定和团结。关于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百分之百地一致同意”。与该观点类似，共同社发表的题为《以“安定团结”为指针》的电文也指出，邓小平向国内外表明，“目前正在开会的党中央重要会议决定不更动领导一级人事，坚定地以‘安定团结’为根本，向现代化前进”，“这种温和而慎重的政策才是现在的党中央的特色，也是使中国群众有一种安定感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邓小平基于“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的现实考虑，不但高度重视妥善处理人事问题，而且还在外事活动中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该问题的基本态度。结合《邓小平年谱》等文献的记载及其他已有研究可知，国外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和解读是基本准确的。

　　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人事酝酿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上多数代表的意见，在人事方面所做的调整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78年12月23日，即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路透社、时事社、美联社等媒体均及时做出报道。路透社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扩大党的最高领导层。“党的领导增补人一事表明，中国坚定地决心走已故的周恩来确定的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邓颖超升到政治局象征着要执行周的政策，而王震的提升进一步表明，党决心按照合理的方针管理经济——现在叫做新长征。”时事社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原副主席陈云的职务，在党内排列顺序是第五位，是副主席。此外，增选的政治局委员新成员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保证了‘安定团结’”，领导层的变动“为从明年开始正式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调整了阵容”。显然，无论是路透社还是时事社，都意识到了领导层的变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工作重点之间的内在关联。除路透社和时事社外，美联社和曼谷《中华日报》也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全会选出的新领导层，指出“中国党的政治局新委员将大大加强现领导加速‘四个现代化’的方针”，“陈云等进入政治局这一人事上的重要安排，反映了两项事实，一是顺应民情，一是将致力于经济全面发展”，他们“深得民心且多数为经济专才，现经复出，正是朝向全国大治发展的有力证明”。由上可知，全会闭幕之初，一些国外媒体不但迅速知悉了会上的人事安排，而且还充分肯定了新领导层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人事安排历来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邓小平在谈到全会的人事问题时曾指出：“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这些意见为做好全会的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中央领导机构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国际社会有关全会人事安排的报道中也得到了充分彰显。整体上看，绝大多数国外媒体都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人事酝酿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进行了如实报道和比较客观、恰当的评述。

“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国际社会对全会历史影响的研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国际社会在分析各项议题的基础上，对全会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做出了研判。有媒体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可以与著名的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另有媒体表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将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相关论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具体而言，在国际社会看来，全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开端

　　如前所述，全会做出的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国际社会评估全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其视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开端。1978年12月23日，法新社发文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深入和广’的经济革命时期”，“标志着为中国的新的现代化政策打开了绿灯”。这一评论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全会在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12月23日、24日，日本共同社连续发表评论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开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真正的跳板”。此外，1978年岁末之际，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将“怀有信心在比较开明的气氛中进入一九七九年”，因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使中国切实地走上了发展经济和发展工业的道路”。可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及其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大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将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认可度。因此，全会结束后不久，一些国外媒体便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二）全会将使中国实现复兴

　　一些国外媒体在突出全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基础上，还认定全会将使中国实现复兴。1978年11月2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的专稿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现在又开始前进了。“中国正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渴望同外国人交朋友、做生意和获得技术。而世界各地的人似乎也都涌向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看来正怀着一种新的自信心在前进。”“经过三十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转机。再过三十年，拥有计算机、电子仪器、无数劳动力和动力能源的中国，看来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12月22日，该报刊登的《一九七八年：中国重新崛起的一年》一文持相近观点，强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1978年是最好的一年。“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力量，这是一九七八年世界事务的显著特点。经过一个世纪的消极被动、外国统治和内乱之后，中国已在一九七八年成为团结一致、抱有信心和取得成就的国家了。”这两篇文章虽然均未直接提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其内含的意义不言自明。除美国媒体外，12月2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以《“极左”在中国结束》为题，刊登了南通社驻北京记者诺瓦契奇的报道。报道总结了全会的意义，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部活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术语意味着中国的实质性的复兴——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复兴”。这就更加明确地阐明了全会在新中国历史上的深远意义。

　　（三）全会将改变世界的平衡

　　国际社会除强调全会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外，还分析了全会对世界格局可能带来的变化，总体上认为这次会议将改变世界的平衡。1978年12月26日，法新社发布的题为《世界经济年》的年终专稿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巨人”逐渐苏醒，而西方却每况愈下。“大西洋，已过时了……在太平洋一边，今后什么都将会发生。”“全球的经济重心现在向太平洋沿岸的亚洲转移。”12月29日，法国《十字架报》刊登的题为《中国年》的文章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九七八年，是中国年。因为，正是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在未来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平衡。”可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开启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渐步入正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初，国际社会就已经预见到这次会议对世界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一些国外媒体即从现在与将来、中国与世界等不同维度分析和展望了全会的历史影响，认为全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开端，将使中国实现复兴，并将改变世界的平衡。上述各方报道是全会国际反响的集中写照，为今天我们理解全会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他山之石”的视角。

余论

　　以上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际传播和国际评价情况反映出，全会召开期间及闭幕之初，国际社会始终表现出对全会的浓厚兴趣，围绕其转移工作重点的决定和做出的改革开放决策，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人事上的调整和变动等议题发布了一系列电文、专稿和评论。整体上看，多数国家的媒体都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报道会议内容，并有预见性地分析和评估全会的历史影响。相关报道为今天我们把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际传播的基本面相，历史地感受全会产生的初始国际反响提供了基本素材，对深入理解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期待，但在一些国外媒体和机构看来，预期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些尚未得到证实或需在实践中继续加以检验的因素仍左右着他们对未来中国的预判。例如，部分西方媒体和机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稳定性及其政策的延续性就心存疑虑。1978年12月22日，美国《国民评论》双周刊在肯定全会将给中国带来“激动人心的深刻变化”的同时表示，“由于三十年来剧烈动荡的、几乎是反复无常的局势，所以谁也无法肯定，明天若换了一批高级官员，整个做法是否又会被颠倒过来，或者加以升级”。1979年1月22日，加拿大驻北约代表团所写的题为《中国领导层的稳定性》的评估报告也认为，党的领导的持续稳定是评估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因素。根据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权力斗争和动荡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如果现有人物和关系的平衡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目前正在推行的一些以务实为基础、但意识形态上受到质疑的政策很可能会被重新评估。这些都反映出中国领导层的稳定与否对国际社会预测中国发展前景有明显影响。此外，在部分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也不容小觑。1979年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馆所拟的一封致该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大卫·欧文的信中表示，对中国来说，1978年是开启现代化和向西方开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也预示着在这个庞大国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或许会伴随着一些政治和经济压力。可见，全会结束后不久，美、英等西方国家已经对可能影响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不确定因素进行了评估。

　　尽管如此，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文件就指出，中国放弃其“孤立主义”政策后发展势不可挡，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审视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应该以短期合作为基础，并评判中国将是世界上持续稳定的力量，还是将变得更具侵略性。在涉及对华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对华政策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工作小组主席马克斯就撰文说，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合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打击。“苏联在窘迫之感干扰下，将会考虑其反击的步子。这可能是激烈的步子。要是这样的话每个西方人都必须沉得住气和保持冷静。”换言之，如果想要在发展并扩大与中国的实质性关系的同时，不危及西方的长期战略利益，相关国家就必须充分考虑苏联对中国通过加强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增强其经济实力甚至是军事力量的容忍度。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以说，全会召开期间和闭幕之初所产生的国际反响就是这一划时代意义的生动注脚。全会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使中华大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变动。其具有的里程碑、标志性和转折性意义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彰显。

　　［作者简介］吴文珑，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