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的关系，试图协调二者的发展，寻找一条避开苏联因工业化而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弊病。这可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映出来，这也是当时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①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被正式列为党的基本经济建设方针：“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②
可惜的是，尽管毛泽东和全党都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经济建设也受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但是由于出于国家安全和尽快工业化的考虑，毛泽东认为解决农业问题还在于发挥公有制体制的优越性和“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不仅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够(包括工农产品比价调整)，还将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改革方向选择反了。结果越管越死，越管农业与工业结构越失衡。
(三)城乡分隔制度的形成
在推行农村经济体制由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再向“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转变过程中，城乡分隔的壁垒也逐步形成，农民被束缚于既有的土地和社区内不得自由流动。这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
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逐步地由传统的农业向新兴的二、三产业转移，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在1953至1978年的25年间，为了保证优先快速发展工业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大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甚至一度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逆城市化”，而为了制止广大农民自发地向收入和生活条件好的城市流动，又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城乡分隔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20世纪50年代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壁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本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不仅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城市的就业压力也始终很大。建国初期，在土地改革期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党和政府曾经动员一部分刚从农村出来不久的失业人员返回农村参加土地改革，重新成为农民。
1952年7月政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草案，形成一致看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靠发展多种经营，就地吸收转化，防止其盲目流入城市，增加城市的负担。对于如何正确解决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会议制订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以下办法：“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同于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员。他们是有饭吃有地种的。但他们有大量的潜在的劳动力没有发挥出来，应该积极设法使之发挥到生产上来。同时已耕的土地不足，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就不够种，进一步向前发展，定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而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吸收。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③《决定》在分析了城市就业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富余情况后，还提出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应该在农村就地发展各种产业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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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页。
②《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1962年9月27日。
③中其中央文献研究窜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2)》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
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许多农村青年为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所吸引，纷纷涌人城市和工矿区，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增加了农副产品供给的紧张，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一再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应该有计划地进行。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就业和食品供应紧张，特别是1960年以后，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基本上被严密的户籍制度和粮票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严厉隔绝；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由于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而受到严厉限制，除了特殊情况和计划招工外，农民被束缚在既有的那块土地和社区内。李先念在1964年曾经概括地说过：“人总是要吃饭的，问题是在农村吃还是在城市吃。我看在粮食和副食品并不宽裕的条件下，该在农村吃饭的，还是在农村吃好，因为在农村吃比在城市吃要省得多。城市并不缺乏劳动力，各行各业也并不缺人，因此要尽量不增加职工，更不要轻易从农村招收职工。”①这基本反映了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对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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