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增收减负”为特征的90年代以来农民“解困”浪潮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民经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我国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基本消失，出现了人们长期盼望的“买方市场”，这种供求平衡甚至部分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对于市场发育固然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但是由此也使得过去依靠“短缺”巨大需求空间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增速，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等因素，大大降低而此时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农民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其来自农业的收入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却致富的可能却很微小。因此，从1997年我国转入买方市场和需求制约型经济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受到需求抑制，农民收入的增幅连续4年下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又重新出现拉大的趋势。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这是政治上正确对待农民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问题，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

　　在采取各种增加农民收入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认识到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国家财力增强的情况下，应该减轻农民负担，逐步加强国家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逐步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民向国家交纳贡赋“天经地义”的观念。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转变为“政社分开”的乡镇政府，是80年代整个国家以“放权让利”为导向改革的结果，这种变革一方面适应了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改革要求，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进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却并没有随着“放权让利”而迅速改变，1992年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到2001年才明确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就乡村基层政府职能来说，与人民公社相比，虽然直接从事生产和分配管理的职能剥离出去了，但是受国家“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全能型政府理念的的制约，农村基层政府的其它事务增加了，“事权”并没有相应减少，而教育、税收、治安和计划生育四项工作的难度和成本却比过去大大增加。

　　乡镇政府的行政扩张，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现有的“三提五统”、乡级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对大多数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乡镇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必然要再向农民身手，将财政负担最终转嫁给农民。从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以后几乎年年中央都要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并出台各种措施和办法，但是都收效甚微，农民负担仍然扶摇直上。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业收入呈现负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而农民负担却不断加重。[18]苛捐杂税迅速孳生蔓延。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对比，农民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恶化，既导致了农民的普遍不满，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2004年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风靡一时，即是一例。

　　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就农村改革试点方案进行了研究。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事关九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于同年3月2日发布实施。这一文件规定在安徽省等地进行税费改革试点。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进程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和预期。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国家计划在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会后，少数省从当年即开始免征农业税。到2005年3月，根据各地免征农业税的进展和计划，温家宝总理又宣布，取消农业税的计划可以在3年内实现。

　　此外，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以人为本”和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在打破城乡壁垒、农民工权益维护、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党和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和维护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但是，中国大量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如何有效、平稳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以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和谐，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农民“解困”浪潮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四、几点启示

　　第一，综观自义和团运动失败100多年来的三次农民浪潮，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使其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社会中却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过于分散缺乏组织，被称为“一盘散沙”、“装在袋子里的马铃薯”。在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当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将农民从过去单纯的集体经营中解放出来，实行家庭经营并将其推向市场后，无论是农业经营的风险，还是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门槛，都说明除了政府的扶持外，还需要他们自己组织各种形式和各种专业的互助合作组织，以减少风险、降低成本或增强谈判能力。中国共产党有着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的丰富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帮助农民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为保障工业化的快速进行，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组织农民的目的已经由革命、提取积累转变为帮助农民脱贫和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时，更应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各样的农民自己的非政府组织，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次农民浪潮的历史说明：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来说，由于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不仅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是通情达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确实需要其做出牺牲时，农民是不会拒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该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发展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即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应该说党的政策确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农民是革命的受益者。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原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