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能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已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这两次回答都是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主权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实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是未来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来说，工业化面临着比欧美国家更多的困难。中国在1840年开展工业化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这不仅指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很高，不仅指依靠庞大的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手工业，养育着庞大的人口；还指在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稳定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大国。上述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在1840年遭遇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资金的积聚，更不用说从外部掠取资源了；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又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强大，其出于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需要，都必然将人口庞大、但又非常分散的农民作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纯贡献者，并且很容易将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如果这个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很强，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强化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加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似乎注定成为资源净流出者。在过去的50多年里，农村和农民承担了工业化和改革的许多成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应当反哺农民和支持农村。同时，农民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变动最大的阶层，也是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国家应该尽量减轻其负担，减少其转变身份、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过程中的障碍。两种支持：除了扶贫外，最有效的支持有两个，即教育和科技。
总之，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主要是如何解决上述难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具有科学理论和知识；既需要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需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既需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能因此忽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共性，蔑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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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2]《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6]《刘少奇选集》上卷，395页，人民出版社，1981。
[7]汪士铎：《乙丙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8]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第324-325页，中华书局，1982。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0～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0～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714—7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人民出版社，1977。
[13]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25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1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9。
[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4。
[16]《李先念文选》第285-286页，人民出版社，1989。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8]参见胡书东：《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