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落后，工业不发达，交通不畅，城市基础设施陈旧，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严重滞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又底子薄，实力弱，各项建设事业所需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等资源十分紧张。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始终把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确定一批重点建设的行业和骨干项目，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加快发展，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39]1982年l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40]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41]。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成一批重点骨干工程”，[42]这是当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金、物资，在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电力、国防军工等方面进行了以“156项”为骨干的重点建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克服重重困难，重点建成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四套大化纤、十三套大化肥、湖北二汽、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在此期间，我们还对兵器、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力、船舶部门进行了重点建设，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达到了新的水平。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为重点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骨干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从1982年开始，国家每年都确定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物资、运输、征地、拆迁方面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其加快发展。1982—1999年，国家共确定52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秦皇岛港煤码头、宁沪杭甬高速公路、南沿海光缆工程、大亚湾秦山核电站、上海宝钢一二期工程、无锡微电子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二滩水电站、广东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二三期、上海浦东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宝钢三期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相继建成投产，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对外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工程、京津高速铁路工程、首都机场T3航站楼建设工程、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工程等许多国家重要工程的实施，也为我国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小康社会的构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在应对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时，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合理配置力量，成功应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救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可以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全国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灵活高效快办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个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1966年的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大救援，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抗击冰雪灾害以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效组织，按照既定的应急预案，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资源，综合运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投入战斗一线，抢险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速运转，切实发挥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灾后尽快重建的作用。同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路线，把战胜金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危机伊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全国各地密集调研，同广大干部群众共商应对大计。中央决策层多方调研，召开多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会议，了解实情，问计于民，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集中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迎战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二）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当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攀枝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在其发展初期，国家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对其进行重点开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座西部昔日的落后城市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对西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对于当前的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看，当前西部地区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从国内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各族干部群众求发展、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有利于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突出，中央不断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利于在根本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投资热潮，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地区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依旧明显，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第二，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70%和55%左右，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3片中，有10片分布在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三，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社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立足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第五，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但又十分脆弱，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面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更应该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集中优势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第一，做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大开发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既要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大力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又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广大西部地区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第三，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建立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进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不仅仅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同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些重大项目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单靠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企业是无法解决的。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努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民主建设相结合、与民生建设相结合，推动科学发展，以发挥优势，抑制劣势。具体来说：

　　一是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一种传统优势，经过不断改革，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办大事就是一种计划，是通过计划的手段、措施，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因为市场而不要必要的计划，也不能因为计划而否定市场。正确可行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在运用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的方式方法时，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积极性作用，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机制。

　　二是与发扬民主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偏差就是集权决策、武断决策，造成办事效率不佳，尤其是办事效果偏差。我们今天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办什么“大事”的问题，有必要组织专家按规范进行周密调研、严格论证。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要让民众充分参与和表达意见。对办事过程，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科学程序来保证。

　　三是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我们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选准一些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领域，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力求突破。同时要看到，民生建设是当前的一个重点，“办大事”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因此，要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对国家所兴办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全力支持，放在首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讲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没有局部利益，不关心这些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和基层就缺乏积极性，缺乏活力，影响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