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1956年春浙江农田水利兴修高潮的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田水利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的阶段。1955年冬、1956年春，在工业化战略指导和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乡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从1955年10月至1956年3月，全国各地扩大的灌溉面积即达520万公顷，超额完成原计划5年扩大480万公顷的目标，宣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修农田水利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1］1955年冬、1956年春农田水利兴修高潮的出现，既源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内在需求动力，也是国家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牵引、推动的结果。 

　　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1949年冬至1953年10月，全国农田水利有了很大发展，“共兴修整修了小型塘坝600多万处，凿井80余万眼，贷放水车50多万辆，恢复与新建较大灌溉工程250余处、排水工程30余处，添置抽水机3万多马力，加上改进了灌溉管理，共扩大灌溉面积4600多万亩”。［2］至1954年6月，扩大灌溉面积累计增长至6100余万亩。［3］另据水利部于1955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南方九省和西南四省（南方九省即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安徽；西南四省即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统计，截至该年5月底，13省共扩大灌溉面积1023万亩，为年初全国水利会议所定任务指标的134%。［4］经过几年时间的兴修，农业生产的防旱防涝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强，并积累了组织管理农田水利兴修工作的经验。 

　　农田水利建设的快速推进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长期坚持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切实消除水旱灾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二是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贯彻“以发动群众普遍兴修为主，政府扶助为辅”的治水方针。 

　　尤其是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家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水利工程很大部分要靠群众力量解决”，因此农田水利兴修中群众路线的贯彻显得更为迫切。［2］（p.152）小型水利虽然规模小，“只要善于依靠群众的积极性，适当解决有关的政策问题，加强技术指导，它需要国家的投资不多，却可发生极大的实际效益”。［2］（p.129）因此，在1953年的全国水利会议上即提出“对于群众性的各种小型水利的指导，应与大江大河的治理同样重视”，并做出如下的具体部署：第一，各省水利厅、局在当地党政领导下着重加强对群众性农田水利的领导。其中，加强县的领导是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工作的关键。第二，省级业务机关配置专管群众性水利负责干部，充实负责基层水利的行政和技术干部。［2］（pp.138,140）水利部之所以在该年的水利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并强调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基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布局的现实考虑，另一方面也源于各地治水实践的积累。 

　　地方上对于组织动员群众兴修农田水利早有清晰的认识，中共浙江省委于1950年颁布的《全省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整理与兴修水利工作采取动员群众整修为主，政府辅助为辅的原则”，并要求各级政府领导发动群众性的兴办水利运动，普遍发动开浚沟渠河道，修堤打坝挖塘，整理与修补现有的农田排水工程，小型水利应以义务劳动为原则；各县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计划动员；山区提倡修建小型蓄水池，发动挖深池塘，以利防洪与灌溉，平原发动修理增加水车、整理水沟、挖深水塘、组织群众使用现有抽水机，省水利局有条件有重点地设立抽水机站。分工上，省水利局主要负责4个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各地群众自办有困难的农田水利工程，由各专署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组织群众进行，并由省财政给予补助。［5］经过几年实践经验的累积，“民办公助”原则和大力发动群众兴修小型农田水利的工作方针与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浙江省布置1955年水利冬修工作时，即要求各县水利业务部门将指导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列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省、专水利局亦配置一定的力量放在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方面。［6］ 

　　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组织生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的方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非常高效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田水利兴修的实践积淀，也为农田水利兴修运动高潮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二 

　　粮食与其他农产品增长需求是农田水利兴修开展的内在动力。1955年冬、1956年春农田水利兴修运动的组织发动，实为“一五”计划整体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年度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定的目标，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尤其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拉开了序幕。在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下，农田水利建设自然须服从这一战略部署。“一五”计划前两年，农业增产的速度远低于预期。1953年、1954年粮食产量分别增长了2.5%和1.2%，农业发展明显放慢，远低于计划指标年均9%的增长率。由于国民经济以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为特点，这些亏空对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一五”计划的实现有严重的影响。［7］因此，1952年初政务院会议在讨论该年度农业生产的任务指标时提出：“各项增产任务必须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获得解决。为着保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广泛发展水利，并战胜各种自然灾害”。［8］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相继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两项决议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粮食生产、供应的困境，建立合作社是生产层面的解决措施，统购统销则是基于供应层面的考虑。《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消解矛盾，这个矛盾就是限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9］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化和技术改良，借以增产粮食，把粮食生产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到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水平外”，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的由中央与地方分工的粮食管理政策也是必要的措施。［9］（p.478） 

　　随着上述两项决议的颁布以及总路线的宣传，在农村很快掀起了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实施与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经济劳动力分散、技术水平低、生产工具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足的矛盾，但从1952年冬以来，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倾向未能得到有效遏制。1953年后，互助合作运动的重心也由发展互助组转变为直接建立合作社，并再次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尤其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粮食征购工作出现偏差，征了“过头粮”，造成农村中出现紧张情况。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背自愿、互利办社原则的问题，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面。 

　　1954年12月下旬，由于购粮任务繁重，华南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导致猪价陡降，番薯价格飞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农民大量退还租种田，甚至个别农户退出部分自耕田，交出了土地证。这一方面是由于组织管理不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粮食供应困难，农民吃不饱无法干重活，造成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农民生产情绪低落，基层乡村干部也因为动辄被批判、“戴帽子”普遍流露不满情绪。［10］ 

　　到1955年春，粮食供应危机更为突显。其中，浙江省的情况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1955年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传达的意见文件中提道：“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10］（p.239）由于内部管理和组织不完善，合作社的建立并未带来预期的生产力的极大提升。据对金华县乾东乡三个农业社的调查显示，1954年水稻与小麦的亩产分别为380斤、158斤，与土地改革结束后相比均有相当程度的减产（分别为-9.47%与-7.73%）。［11］ 

　　1954年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为此下达了《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但随后于同年4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及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计划指标多次加码，使春天原定的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种种措施受到极大冲击，最终导致在农村中出现较为紧张的状况。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调整，要求各地贯彻“停、缩、发”方针，适当控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稳步地向前发展。但至1955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发生改变，先后于5月、7月、10月主持召开了15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这些会议的主题主要是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12］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合作化运动开始高速推进，这为群众性农田水利兴修运动高潮的出现培育了土壤。在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中，兴修农田水利也成为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手段。 

　　此外，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三定”到户，核定每户农民的粮食产量、余粮户的粮食交售任务和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量。“三定”包括定产、定购、定销，原则上个体农民和互助组以户为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以社为单位，也可以户为单位。［13］“三定”到户之后，粮食统购中过头粮征购的问题得到纠正，稳定了农民的情绪，改善了党和政府在粮食问题上同农民的紧张关系。［14］同时，“三定”到户后，基层农村生产组织及农民个体均有了明确的生产数字指标，国家对粮食增产的需求也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增产的手段除了在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外（单位面积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水、肥、种等生产条件的改善。推行多熟、高产种子改变耕作制度，需要水的支持；而肥、水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水利兴修中挖的塘泥、河泥是当时土壤肥料的重要来源，因此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兴修运动也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结果。 

　　三 

　　在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粮食购销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水利部在1955年全国水利会议上修订了五年计划的指标。“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要求大量增产粮食与经济作物，一年来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原订五年扩大灌溉面积5700万亩和1955年扩大灌溉面积1122万亩的计划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国家对增产粮食的要求。指标修订后，扩大灌溉面积计划增加至7200万亩。在年度分配上，1955年完成1400万亩，1956年、1957年再分别增加1800万亩、2000万亩。［2］（pp.219~220）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的计划数字确定为7200万亩。［15］不久以后，7200万亩的计划又一次被修订，增加至1亿亩。195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水利部党组《关于华北五省区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指出：“一五计划全国农田水利任务由7200万亩增加到1亿亩，这是保证完成国家农业增产计划的重要措施。”［16］ 

　　1955年下半年，各地纷纷加快大办农业合作社的步伐，农田水利也迎来群众性兴修的热潮。以浙江省金华县为例，在1955年6月下旬抢修水毁工程的同时着手发动群众上报水库兴修计划。7月中旬开始勘测设计工作。从10月到12月，以兴修政府投资、贷款的水库工程为主。12月以后，群众开始自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金华冬修水利指挥部：《为转发金华县关于冬修水利工作的经验总结，希认真学习由（1955年12月7日）》，金华市档案馆：65-1-6。）该年8月，金华专署水利局发出了1955年冬修工作第一号简报，报告显示，所辖各县大部分都在6月份召开专区水利工作会议以后开始了冬修准备工作，通过整理历史资料、组织业务干部下基层与群众座谈、召开水利代表会等方式，开展报库和定库的工作。［17］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做技术层面的准备。 

　　9月，浙江省全省水利会议召开。会议重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并对会议作了指示，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形势”。要求各地在该年度的农田水利冬春修工作中“本民办公助原则，密切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与农业技术改革（主要指改变耕作制度）的需要，从全面规划入手，大力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兴修多种多样的小型农田水利为主”。［6］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通过农田水利兴修促进互助合作的巩固和发展，要将农田水利兴修与合作化运动密切结合起来。省水利会议后，各县将会议精神向县委做了汇报和传达，浙江省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于10月份开始起步。 

　　至11月，农田水利工程已经在全国许多地区陆续开工。在东北地区，因为冬季结冻时间较长，较早开始水利兴修的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50%~60%。同时，全国各地结合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全面规划，开始调整农田水利的发展规划。吉林省将原计划扩大水田和水浇地67.5万亩修改为90万亩。广东省计划兴修的1800多处农田水利工程中，大都分布在农业合作化的重点县和主要产粮区。［18］ 

　　11月24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做出《关于加强冬修水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在12月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指示》同时还提出：“各县必须在党政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以合作社为中心，在互助合作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生产的全面规划，做出农田水利建设的全面规划。”［19］ 《指示》发出后，浙江省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兴修开始全面启动，并逐渐进入高潮阶段。黄岩县从11月中至月底的半个月时间内，全县做了61.18万工次，赶上了前一年全年兴修水利的工次。“群众情绪之高、运动规模之大，为土地改革以来所未有。”［20］ 

　　12月3~20日，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贯彻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前3年情况和后2年争取超额完成计划的问题；关于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问题；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21］会后，各地再次修改了原订的水利工作计划，提高了任务指标，进一步推动了农田水利兴修运动，如兰溪县和浦江县决定在1956年春修阶段分别再增加50处和113处新建水库的规划。［22］期间，金华各地在修好水利改变耕作制度、争取“千斤社”、“千斤乡”的口号下，水利运动开始“趋向具有群众性规模的兴修热潮”。浦江县一个农业社还编唱了一段此后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积水如积粮，修库如修仓。汽灯当月亮，白黑一起忙。”［23］ 

　　进入2月春耕季节后，全国各地继续发动群众性的春修农田水利运动。据《人民日报》报道，仅在2月上、中旬，全国就扩大灌溉面积1069万亩。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广西8省，半个多月内就打井20多万眼，兴修塘、坝、渠道、小水库等2万多处。［24］经过一个冬、春的农田水利兴修运动，至3月上旬全国已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的指标。此后，农田水利春修也进入检查收尾阶段，未完工程安排突击抢修或留待农闲、秋后续修。 

　　1955年冬、1956年春的农田水利兴修成绩是显著的。浙江省在此期间共计完成各种大小水利工程29万多处，增加灌溉面积263.5万亩，改善灌溉面积688万亩。增加的灌溉面积约为“一五”计划的2.6倍，为1955年初全国水利会议计划数的2.35倍，为南方13省水利会议修订数的112%。［25］通过这一阶段兴修农田水利，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保障了粮食增产。但也应注意到，在这场农田水利兴修运动中，始终贯穿着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批判。浙江省在该年度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在技术工作上“往往考虑安全的因素比较多，考虑费省效宏的原则不够”。［26］尽管报告也指出，考虑安全的因素本身是对的，但却依然将此项内容列入思想保守的自我批评的条目。 

　　1955年11月17日，浙江金华专署水利局呈递给地委的报告中，将“领导落后于群众”列为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并指出“部分同志对农田水利建设的严重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认识不足，思想保守、畏难”。［27］在冬修准备阶段，金华浦江县蜀山乡的不少党员干部对于当年的水利规划曾提出意见，认为水利年年修，停一年不修也会有稻谷可收；另也有相当部分意见担心群众负担重，劳力调剂不过来，希望大规模兴修可以等两年再说。［28］这样的意见显然是需要被克服的“保守”思想。浦江县农业水利局的技术干部曾两次到马剑区实地勘查，始终未能找到合适库址。克服“保守思想”后，9天时间就勘查了13个水库工程。全县进行水利规划时，各地要求修建水库的报告不断送到县里，共要求修建水库142处，比原计划增加了7倍多。［29］在1956年全国水利会议上，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在报告中提到，在1954年以前，水利部主要强调小农经济的特点，没有对各省的农田水利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制订发展规划；1954年以后虽然加强领导，“但是由于我们对群众性的积极性和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所提的计划数字仍旧是保守落后的，不能起推动作用，群众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掘。在检查工作中，我们偏重于批评盲目冒进，很少注意发掘积极因素并且积极地扶植他们，同时，又常常是从小农经济出发来考虑问题，这必然限制和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情绪”。［2］（p.267） 

　　从1954年开始，各地农业计划的编制开始实行“两本账”，即国家计委制订的计划数字和地方自己的计划数字。“第一套指标为必成计划，第二套指标为地方努力目标，因此一般计划指标由上而下越来越大。”［30］这为农田水利建设指标的层层加码创造了条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氛围下，面对基层上报的数字，做出“对群众热情估计不足”、“领导工作落到群众要求后面”等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成为一个自然的反应。因而计划指标也进入循环加码的轨道，催进了农田水利兴修运动的高潮。 

　　尽管1955年冬、1956年春农田水利兴修建设与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相比，在运动的规模和成绩上有较大差距（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底的200天时间中，“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改善灌溉面积一亿四千万亩，洼地治涝面积两亿多亩，水土保持初步控制面积达十六万平方公里，完成土石方的总量达二百五十亿公方”。参见《发挥工程效益　今冬继续大干 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发言人谈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5月24日。），但这两次农田水利兴修高潮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目标诉求的构成上都极为接近。1957年冬、1958年春全民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是“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农业发展纲要为纲领,以反‘右倾保守’和反‘反冒进’为指导思想”。［31］该纲要事实上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而1957年正式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1956年已基本成型。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开始主持制定“农业十七条”，到1956年初公布了以此为基础发展扩充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农民描绘出一幅美好的远景”。［32］而这幅远景图完成的路径实际上就是要在农村加速推进、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路线图。国家工业化战略是1955年冬、1956年春农田水利兴修运动开展的根本动力，《纲要（草案）》的酝酿、公布则是将运动推向高潮的加速器、催化剂。在指导思想上，两次农田水利兴修运动都处在“左”的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营造的政治氛围中，虽然为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农田水利兴修偏离水利建设初衷的风险。从发展轨迹上，可以认为合作化运动高潮期间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兴修是此后农田水利兴修“大跃进”的预演。 

　　［ 参 引 文 献 ］

　　［1］《农田水利五年计划已完成现在已扩大了灌溉面积八百万公顷》，《人民日报》1956年3月24日。 

　　［2］《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87年印，第132页。 

　　［3］《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9月25日。 

　　［4］《南方地区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总结》，《浙江省水利工作资料汇编（1955年12月）》第1辑，浙江省档案馆：J121-001-186。 

　　［5］《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全省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纲要》，《浙江日报》1950年1月20日。 

　　［6］浙江省农业厅：《关于1955年全省水利会议的总结（1955年9月）》，《浙江省水利工作资料汇编（1955年12月）》第1辑，浙江省档案馆：J121-001-186。 

　　［7］〔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页。 

　　［10］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2页。 

　　［11］《乾东乡三个典型社的调查总结（1955年7月28日）》，浙江省档案馆：J007-007-071。 

　　［12］罗平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再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3期。 

　　［13］《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55年8月25日。 

　　［14］罗平汉：《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1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17］金华专署水利局：《冬修工作第一号简报（1955年8月10日）》，金华市档案馆：65-1-5。 

　　［18］《今年冬修农田水利工程规模大大超过往年》，《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3日。 

　　［19］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冬修水利工作的指示（1955年11月24日）》，《浙江省水利工作资料汇编（1955年12月）》第1辑，浙江省档案馆：J121-001-186。 

　　［20］《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冬修水利运动》，《浙江日报》1955年12月9日。 

　　［21］《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22］金华冬修水利指挥部：《为简报当前水利工作情况由（1956年1月7日）》，金华市档案馆：65-1-12。 

　　［23］金华冬修水利指挥部：《金华冬修水利指挥部简报（1956年1月28日）》，金华市档案馆：65-1-12。 

　　［24］《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人民日报》1956年3月3日。 

　　［25］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1956年度水利工作总结和1957年度方针任务的报告（1956年12月）》，浙江省档案馆：J121-001-009。 

　　［26］《浙江省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田水利工作初步总结（1956年5月）》,浙江省档案馆：J121-001-226。 

　　［27］金华专署水利局：《关于全区水利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向地委的报告（1955年11月17日）》，金华市档案馆：65-1-6。 

　　［28］《蜀山乡兴修水利的经验》，《金华大众》1956年2月19日。 

　　［29］井端芝：《浦江县怎样开展兴修水利运动》，《金华大众》1956年2月19日。 

　　［30］吴承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31］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32］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