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线建设之前，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照搬苏联设计模式的诸多弊端，开始探索自主设计道路，倡导“设计革命”，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设计工作又不同程度地回到苏联设计模式的轨道上。三线建设初期，设计工作很难满足新的设计需求，因此“设计革命”再次兴起并推广，形成了“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的基本工作方法。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设计人员与广大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等共同设计工厂、产品，并涌现出许多既能体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切合实际的设计方案，实现了众多零的突破，成就颇为显著。“设计革命”为三线建设乃至我国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留下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三线建设；“设计革命”；现场设计；自主设计

　　设计工作与工厂的结构和布局、产品的质量和造价等诸多方面存在密切联系，是工业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1959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主任陈云在谈及“企业设计”问题时曾明确指出：“在建设项目确定以后，设计就成为基本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了。企业在建设的时候能不能加快速度、保证质量和节约投资，在建成以后能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设计工作起着决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向苏联学习，引入了苏联设计模式，但该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其弊端日益凸显。为适应我国工业建设需要，党和政府着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自主设计之路，并提出了“设计革命”的要求。

　　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领域开展的一次特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其“无论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近年来，三线建设史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对“设计革命”的系统研究。而“设计革命”对三线企业布局、基本建设、产品研制、生产生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设计革命”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本文拟以三线建设中“设计革命”为切入点，探析“设计革命”提出的原因，反思其利弊得失，以加深对“设计革命”乃至新中国自主设计道路的了解和认识。

三线建设前设计道路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基本沿袭苏联模式。因难以承担重要企业的设计工作，我国便引入苏联的设计模式，强调向苏联专家学习：“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国的设计工作从无到有、快速建立健全起来，逐渐担负起铁道、交通、邮电以及民用建筑等基本建设的设计任务，但全面照搬苏联设计模式而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一）“设计革命”的初次兴起

　　苏联设计模式偏向于集中决策和专家主导，强调高标准、高规格，注重形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物资供应都很困难，受苏联设计模式影响，我国的设计工作中出现了标准高、协作差、占地多、贪大求全以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政治（简称“三脱离”）等问题。可见，随着我国工业和基础建设事业的推进，苏联设计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和苏联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中共中央开始反思苏联模式，从全面学习苏联转为“以苏为鉴”。而苏联援助的项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项目推迟了，有时还有在某些方面留一手”，中苏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

　　针对上述问题，党和政府日渐认识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自主设计道路的重要性。例如，1956年2月22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在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争取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我国的设计力量，能够基本上独立地担负起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的设计任务，并且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的设计工作接近和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1957年5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除了技术特殊、确实自己不能设计的以外，其他的一般项目我们都要争取自己设计，并做到设备尽可能由国内供应”。

　　“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要求“二五”计划要摆脱苏联设计模式。例如，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强调“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了“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的情况，认为“建国之初，没有办法”，但“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同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火烧技术设计上的浪费和保守》，要求“提高设计的质量和水平”，并认为这是“所有设计部门在整风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自此，作为技术工作的分支，设计工作成为“革命”的对象，由学习苏联逐渐转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自主设计道路。

　　在探索过程中，设计单位和人员深入各施工现场，与一线施工人员紧密合作，就设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并不断转变工作的方式方法，即采用现场设计、“三结合”等工作方法，简化设计内容和手续，修改设计标准等规章制度，使设计工作转向群众民主决策，力求以中小规模为主，做到“多快好省、土洋结合、因地制宜”。通过自主探索，设计工作初步实现了“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初次“设计革命”的影响

　　此阶段的“设计革命”在破除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自主设计道路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行设计能力。正如1959年3月陈云在谈及“企业设计”时明确指出的：“我国的设计工作，经过了按照国外设计进行翻版的阶段，参照国外设计进行修改的阶段，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自行设计的阶段”。

　　也正是经过这一阶段大胆探索，即便在面临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带走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等困境时，我国也能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正如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所言：“我们必须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产品设计、试制和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要立足国内”。为此，广大设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自行完成了众多设计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损失，并实现了诸多突破。例如，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曾回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激发出了一股干劲，一鼓作气，自己把导弹干起来”。在成功仿制苏联近程地地导弹的基础上，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也试验成功。

　　但此时的“设计革命”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及部门过分追求节约，给安全生产埋下了隐患。例如，1960年1—9月，各地工程事故频发，国家建委党组指出其首要原因是“设计上片面节约，安全系数过低，不适当的修改设计或套用图纸，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未经认真试验就发图施工”。与此同时，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导致产生了不少无效设计，反而降低了一些设计院的工作效率。例如，1958—1962年，建筑工程部（以下简称建工部）给水排水设计院中南分院共完成设计项目202项，其中有效设计仅占设计总量的53%。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9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要求所有工业部门都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由此，全国设计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10月，建工部制定《关于设计工作的条例》，提出：“采用标准设计和重复使用图纸，必须仔细研究，正确选用”；“采用新技术，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又要一切经过试验”；等等。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通知》，提出从1963年起，“设计任务书未经批准的，不准正式列入年度计划；设计文件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此后，“设计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相应解决，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设计工作中发生了“回到旧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老路的趋势。有的地方把初步树立起来的正确的设计思想否定掉，把被否定过的一些机械论的、不正确的东西恢复起来了；敢想敢干的革新精神都没有了；对设计程序、规程、方法等必要的改革也认为不行了，似乎非要恢复过去的老样子不可”。又如，现场设计、“三结合”等工作方法也未得到普遍执行，“设计中发生了问题，也光是从书本上找办法，很少到现场去接触实际，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可见，此次“设计革命”并未完成既定目标，直到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时，我国设计工作仍未完全摆脱苏联设计模式的影响。

三线建设初期的“设计革命”

　　随着国际冷战格局加速演进，我国周边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64年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在我国迅速展开，几乎陷入停顿的“设计革命”也重新被重视起来。

　　（一）设计工作中的冲突

　　在三线建设战略决策酝酿过程中，国家计委未能迅速调整“三五”计划方案，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编制计划的方法受到苏联影响：“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根据这一要求，1964年6月10日，李富春在各部门、各大区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了着手研究计划体制、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等方面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问题。随之，基本建设中的设计工作矛盾也很快显现出来。

　　基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提出了各项要求，其中选址布局上要求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且“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这与苏联模式中大平地、大方块、大集中、大厂区的倾向大不相同，导致不少人产生抵触情绪。如据三线规划重庆地区小组初步了解，“在部分领导干部中，还是有思想问题的：有的不愿进洞，认为洞内地下潮湿，通风照明条件差；有的对新建车间不愿分散，认为分散后不易管理，不方便；特别是技术设计人员、基建人员的思想问题就更多”。

　　与此同时，三线建设强调“最重要的是抢时间建设”；“保证重点，兼顾一般，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求速度和效率兼顾。但不少部门和单位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不管建设什么项目，总是贪大求全，不注意专业化和协作，不注意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非生产建设应有尽有，标准又高，结果是用人很多，占地很广，投资很多，效果不大”。中共四川省委也曾反映：一些不够合理的设计分工增加了设计手续，延长了设计时间，影响了三线建设。

　　可见，苏联设计模式影响下的设计工作与三线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设计革命”再次被提上日程。

　　（二）“设计革命”的再次提出

　　1964年7月29日，周恩来指示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一定要有革命思想”，“尤其在工业建设方面，对过去大而全的方向问题，要否定一下”。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1965年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安排情况时指出：“设计人员要下现场，转变设计思想，进行一次设计工作大革命，不能天天在房子里照老模子套”。对此，国家计委迅速进行相关部署。首先，国家计委在同月北戴河计划座谈会上总结出了更多设计问题，要求在1965年设计工作中“实行革命办法，肃清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克服浪费现象，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其次，针对设计中的问题，国家计委提出“召开设计会议，整顿设计思想，修改苏联的一套设计、施工制度，树立自力更生、适合中国国情的设计思想”。最后，在10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明确提出：“我国的设计工作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走我国自己的独创的设计道路”。

　　随着党和政府对设计问题的批评以及对设计工作提出的“革命”要求，一些设计院开始行动。例如，建工部副部长宋养初率领工作组到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蹲点时，参与了该院的设计工作改革，同时调查了北京14个设计院开展设计工作改革的情况，并召开了座谈会。宋养初认为：“在设计工作会议召开以前，从下边先开展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改革运动，可以充实设计工作会议的内容，同时也可以提高设计人员的觉悟水平和政策水平。这对将来进一步实现设计工作的革命化好处很大。我们除了直接参加有色设计总院的运动以外，还打算有计划地推动其他设计院的运动”。1964年10月24日，宋养初将相关情况、经验与推广想法向中央汇报。11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宋养初的汇报后批示：“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并指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委）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负责此项工作，要求他“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次日，谷牧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指出“设计革命”的目的是“打破苏联‘框框’的束缚，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设计工作办法来”。由此可见，“设计革命”具有两个重要使命：一是“破”，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二是“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探索、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设计工作方法。这两个使命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为广大设计单位和人员自主探索设计道路指明了方向。“设计革命”很快就从北京的设计院扩展到地方设计院与工矿企业。

　　（三）“设计革命”的初步推广

　　如前文所述，作为当时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三线建设成为“设计革命”的典型领域。其中，西南铁路建设“设计革命”的经验形成较早。

　　1964年9月，以成昆铁路为中心、包括川黔和贵昆（又称滇黔）铁路的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开始。但川黔线施工中“不断出现问题”。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以下简称西工指）多次深入现场调查，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受苏联影响而形成的错误设计思想。“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设计工作中的陈规陋习，要适应当时那种施工‘兵临城下’的形势需要，把铁路建设全面铺开，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西工指要求全体勘测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到群众中去，到大自然的实际中去，敢于实践，勇于创造”，并在《西南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条例（草案）》中提出了“下楼出院”“现场设计”“三结合”的设计要求。其中，“下楼出院”是由西工指最先提出的一种工作方式，目的是让设计人员离开办公楼、设计院等办公场所，到设计工作的各类现场，为进一步实现“现场设计”“三结合”设计做好准备。西工指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11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铁道部代理部长兼西工指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吕正操的报告，并要求工交等部门学习西南铁路的做法，也要“下楼出院”到现场工作和蹲点。在中央的肯定下，西南铁路建设“设计革命”的做法得以在全国推广。在推广西南铁路建设“设计革命”做法的同时，更多的设计问题显现出来，甚至有人质疑“设计革命”。如有设计人员说“下楼出院”是“得不偿失”“不正规”“保证不了质量”“保证不了总体性”。面对这些质疑，重庆浦陵机器厂（以下简称浦陵厂）的经验为中央进一步推广“设计革命”提供了新的助力。

　　浦陵厂是第八机械工业部在重庆北碚布点新建的三线企业，1964年由上海动力机厂全部搬迁并利用重庆下马的玻璃厂改建。浦陵厂建设规模虽小，设计工作却并不容易。该厂设计工作开始时，“一共只有二十四个工作人员，其中仅有一个工程师。全部资料只是一份设计任务书、一张地形图和少数旧有建筑图。任务要求很急，必须在十天时间完成九个专业和三十五个项目的施工图设计”。与此同时，考虑到农民群众“怕占用好田好土、怕减少收入、怕搬家、怕浪费土地”等顾虑和“希望得到工厂的支援”等要求，其现场指挥部提出了“三不四要”原则。对此，一些设计人员则表示反对：“搞工业建设，占点好田好土，拆迁几户民房，是不可避免的”，“修住宅不搞阳台、不搞抽水马桶是不合理的”。为此，该厂现场指挥部采取了以下措施：组织上，“各设计工种混合编队，组成设计组”；设计方法上，“现场设计，互相结合，平行作业”；设计思想上，“组织学习，整顿思想”，明确设计方针和“三不四要”要求。这些措施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例如，设计组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分阶段、分专业依次设计的框框，各专业之间密切协作，勘测和设计同时进行，平行设计，往返提资料没有了，扯皮的事也少了”。在踏勘中，设计人员通过访问、请教当地工农群众获得水文、地质情况等设计所需资料。经现场指挥部及时召开会议以及耐心启发教育，设计人员在“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过程中，认识到“为一两分土地而争，实质上是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态度问题”，觉得“不迁民房对建厂并无妨害”。浦陵厂的经验得到广泛肯定与普遍推广，为三线建设以及全国开展“设计革命”提供了有益借鉴。

　　1965年3月16日，谷牧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国各设计单位中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在设计工作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随着这个大好形势的持续发展，“设计革命”从工业交通的工厂设计扩大到产品设计。正如《人民日报》8月15日在《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文编者按中指出的：“光有好的工厂设计，没有全套适用的设备，好的工厂设计也是徒然的。全套的设备要靠机械工业制造，要制造，首先就要进行产品设计”。随着三线建设的顺利推进，产品设计问题尤其是机械设备设计问题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工厂“设计革命”扩大到产品“设计革命”。10月13日，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余秋里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产品设计革命和工厂设计革命”；“三线的重点建设，要争取一开始就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国家经委也明确指出，为尽快改变机械产品“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上四十年代的水平”的落后面貌，“使我国的机械产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继续加强机械产品的“设计革命”。可见，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设计革命”日益深入，其覆盖领域也愈益广泛。

三线建设中自主设计的广泛展开

　　1965年10月20日，谷牧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国已有70%的设计人员“都先后下楼出院，大搞现场设计”。而在三线建设中，这个比例更高。据位于贵州安顺的黎阳机械厂原总设计师薛元章回忆：“当时航空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带领全院80%以上的设计人员，自带铺盖被褥、图板桌椅、书籍仪器等常年分住在各建设工地附近的破庙、仓库里，实行设计、生产、施工‘三结合’进行现场设计”。在“设计革命”的要求下，众多设计人员“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在自行设计工厂及基础设施、自行研制设备和产品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自主设计道路。

　　（一）自行设计工厂及基础设施

　　以浦陵厂为例，通过“设计革命”，该厂在建设过程中“大大加快了设计速度”，“提高了设计质量，减少了工程量，节约了投资和土地”。“设计革命”在节约资源、提升速度、提高质量等方面的效果可见一斑。

　　首先，“设计革命”节约了大量资源。正如1965年3月谷牧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国家每年花出一二百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用得得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的好坏”。为此，广大设计人员认真按照节约投资的要求开展设计工作，大大节约了投资成本。例如，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自贡地区在1965年基本建设中通过采取“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审查修改设计等措施节约投资350万元，占投资计划的6.28%。鉴于“设计革命”在节约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1970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开展设计革命，实行现场设计，坚持工人参加设计，审查设计”，以“节约投资”。随后，为了实现节约、提高设计人员觉悟、促进设计工作革命化，国家建委也要求发动群众审查和修改设计方案。在设计方案审查和修改中，各地三线建设“设计革命”的节约资源优势进一步彰显。例如，自1970年至1971年3月，在贵州的三线建设工程中，有42个建设项目达到节约效果，共节约投资1.6284亿元、减少设备1684台（件）、减少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少占耕地820亩，此外，还节约了大量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由此可见，通过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参与审查和修改设计方案，设计人员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在自行设计工厂及基础设施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节约资源的目标。

　　其次，“设计革命”加快了设计速度。在“设计革命”中，广大设计人员改革不合理的设计程序，避免设计方案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层层来回请示报告，从而缩短了设计时间，加快了设计速度。如1964年4个冶金企业搬迁情况显示，设计人员改革了设计程序，“设计方案都在现场审批定案，有问题当面研究解决”。与此同时，设计人员与勘测、施工等部门工作人员大力协作，密切配合，抢时间、争速度，进一步提升了设计进度。如位于湖北老河口的江山机械厂，由老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三结合”设计队伍，采取边测量、边勘探、边设计的办法，“仅两个多月就测量了近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形，查明了地质情况，拿出了工厂扩大初步设计，三个月就做好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可见，通过优化工作程序、减少呈报环节，设计部门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协同合作，有效推动了设计速度和建设速度。

　　最后，“设计革命”提升了设计质量。在“设计革命”中，广大设计人员从实际出发，结合工作人员及群众意见，避免了工作中的片面性，从而提升了设计质量。例如，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行“三结合”现场设计，“加快了设计速度，提高了设计质量，促进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二汽工程设计任务”。与此同时“，设计革命”解放了设计人员的思想，这对突破传统设计模式、提高设计质量颇有助益。例如，位于四川渡口（即今攀枝花市）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在设计中打破了“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工厂布置成‘人’字形和工厂不能上山”等传统，成功设计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蓝图，与国内同规模的钢铁企业相比，工厂用地少了一半，建筑系数高了10%—20%，厂区铁路少了90公里左右，土石方工程约少了2/3。对于这个平面布局紧凑、竖向布局特殊的设计，人们称赞为“象牙微雕”，享誉海内外。可见，开展“设计革命”对于避免设计片面性、解放设计人员思想等均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提高设计质量。

　　总之，“设计革命”在节约资源、提升速度、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巨大优势日益彰显，使得更多人力和时间能投入新的设计任务。同时，相关设计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还积极投身研制设备和产品，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有力地推进了三线建设。

　　（二）自行研制设备和产品

　　尽管从沿海等一线地区搬迁了一些设备，通过设计审查减少了一些设备，以及向国外订购了一些关键设备，但三线建设所需要的设备众多，仍有不少设备需自行研制解决。

　　新设备是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保障。不过，研制新设备在当时殊非易事，存在无资料、无经验、无图纸等诸多困难。为了供给三线建设最新设备，广大设计人员与设备使用和制造单位人员相结合，攻坚克难，先后研制了一大批新设备。例如，在成昆铁路建设过程中，广大设计人员与干部、科研人员“到工厂现场去，向老工人请教，实行三结合技术攻关”，成功安装使用了电子调度集中、纵横制地区自动电话、小同轴电缆等先进装备。与此同时，考虑到研制新设备难度大、耗时久，广大设计人员也对既有设备进行了改造利用。例如，在重庆钢铁公司大轧车间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与使用单位、设备制造单位人员组成的“三结合”联合设计组，修改了辊道辊子、集中传动辊道减速机等既有设备的设计，使该设计更加合理。又如，云南煤矿机械厂的工人、技术人员、设计人员组成设计小组，不仅设计出三种类型的锻工加热炉，还修改了0.5吨蒸汽锤等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如此，三线建设自行研制的设备和产品数量大为增加，降低了其对外国设备的依赖，如“攀钢的设备95%以上是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

　　除了设备产品外，“设计革命”还推动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研制。例如，我国国防尖端产品实现了众多零的突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批喷气式歼击机，第一门远程火箭炮等，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布局在三线地区”。以氢弹研制为例，在长时间未能获得氢弹结构理想方案的情况下，“科技人员一方面总结经验，一方面进一步发扬学术民主，举办各种专题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人人出主意，想办法，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新的设计思想和方案，从而确定了探索氢弹原理的主攻方向”。1967年6月17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研制成功氢弹”的国家，并且“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之间所花的时间比美国和苏联都要少得多”。

　　总之，三线建设时期，通过自行设计、自行研制，我国在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工业领域，均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和突破，为提升我国大国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1988年10月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结语

　　“设计革命”肇始于1958年，再兴于1964年，是党和政府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和其他“洋框框”的束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自主设计道路而发起的一场技术革新运动。“设计革命”要求设计人员“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还强调解放思想，充分调动广大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设计方案中，从而“更好地为基本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设计革命”难免出现过火之处，如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一些三线企业布局不够合理，后续发展受到影响；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使生活服务配套设计不足，职工生活的基本要求难以满足；过分强调节约、降低成本、追求速度，使一些合理的设施被砍，留下了安全隐患；等等。但总的来说，三线建设中的设计工作面临着国外援助受限、诸多要求不同以往等挑战，广大设计人员自行设计工厂、研制设备产品等，克服了重重困难，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双重封锁，贯彻落实了三线建设的各项要求，取得了辉煌成就。1974年11月1日，在毛泽东发出“设计革命”号召10周年之际，国家建委对“设计革命”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高度肯定了“设计革命”对三线建设等设计工作的推动和贡献：“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由于广泛采用和发展了新技术，在冶金、燃化、水电、交通、机械、轻纺、商业等许多行业，都做出了不少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好设计”。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的设计工作也以更开放的姿态，积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在强调自主设计的同时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积极与国内外同行展开交流合作，并将设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在强调集体智慧的同时，设计工作还突出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从而使我国设计工作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新格局。随着设计工作发展战略的改变，“设计革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设计革命”所倡导的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查研究、现场设计、采用新技术、因地制宜、勤俭节约等工作方法仍是设计工作基本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之，无论是三线建设时期的设计革命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设计多元化，都是中国自主设计道路探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其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总结。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7）、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区域历史与考古文明”（2023xd—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德英，历史学博士，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乔亦婷，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