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75年间，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历史性进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奠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奠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农村既塑形又铸魂全面发展奠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全球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之所以能够取得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握现代化规律，在工业化进程中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补农村短板，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解决农业短腿问题，形成了动员全党全社会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关于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成就的研究，是学界持续关注的课题，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之际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研究聚焦于农业产出能力提升、农村建设、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等，较清晰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农”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如果仍按此思路总结新中国75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成就，难以避免重复研究，最新重大实践和理论发展也不能充分呈现。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域，用正确的党史观、大历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对新中国75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展开研究，以期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供借鉴。

　　一、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奠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重点难点在促进规模巨大的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原因有：一是千百年来以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的中国农民，在生产发展上受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在生活上受到温饱问题困扰。20世纪30年代不少有识之士发起乡村建设实验，起因就是认识到农民生产生活的低水平困境。二是在存在城乡差别和农民文化素质低、农业科技力量弱的情况下，推进数量巨大的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任务艰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农民为484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9.4%。三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这些因素都使推进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面对农民生产生活的低水平困扰，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出发，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和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经验，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攻坚克难，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解放农民”和致力于推进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探索基于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比高的现代化路径，农民自立、素质提升、发展空间拓展，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展。

　　自立。现代化的推进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总人口近九成的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现代化的推动缺乏来自农民的力量，这是约束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如何突破农民生产生活困境，中国共产党和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实验者的主张是不同的。要不要改变农民被压迫的政治地位和受剥削的经济困境，是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建设实验者在解决农民问题路径上的区别。乡村建设实验者主张在不改变当时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治理“愚、穷、弱、私”等让农民走出困境。乡村建设实验者动员多方面资源推动的乡村建设，在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上有所成效，但不能持续，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因而即便是小范围的试验也没有持续下去。中国共产党主张要首先解决农民经济和政治翻身得解放的问题，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聚集改变受压迫和剥削状况的力量。在封建社会，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小规模自耕农和依靠租佃地主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佃农等小农摆脱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垄断势力的剥夺。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不仅没能摆脱封建统治及地主阶级剥削，还要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生产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按照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推进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得以实现，农民从地主阶级主导的经济中解放出来，实现经济自立，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确立了农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凝聚起农民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石。以此为基础，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日益展开。

　　素质提升。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不得温饱，上不起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文盲率超过95%。农民缺乏科技文化素养，难以立足，终归会被现代化所淘汰。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农民的自立自强，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让农民翻身，还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升农民内生发展能力。新中国从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尽力推进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农村人文发展水平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之前长期开展扫盲运动的基础上，在全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并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的积极性高涨，击破了农村的沉闷。在发展人民教育进程中，城乡教育事业共同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实现义务教育全覆盖。在发展人民卫生事业进程中，国家和集体共同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合作医疗从无到有，大病统筹全面实现。对农民进行新技术培训持续开展，促进由靠传统经验种养转变为科学种养。75年间，中国农民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科技素质，都实现大幅提升。农民素质的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本来就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提升了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内生能力，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发展空间拓展。新中国农民发展空间的拓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新中国成立前，农民滞留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和传统手工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发展空间的拓展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展开的。工业化及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共同作用，农民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民素质的提升，不仅为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农业农村拓展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还拓展了农民向城镇发展的空间。在拓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有的日益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职业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有的在国家引导和集体主导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由单一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参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拓展方面，一大批农民外出就业创业，从事非农产业，再到转变为市民。2023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到93267万人，城镇化率提高到66.16%，比1949年的10.6%提高55.5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降至2023年的33.84%。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中国农民不是被资本挤出，而是随着素质的提升和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承接能力的提升，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所致。

　　由上可见，75年间，中国共产党确立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程，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力量。

　　二、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奠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致力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上取得实质进展。

　　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在农村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因为要帮助农民解决在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生计难、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生计基础。为避免历史上土地私有制下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中国共产党趁热打铁，1953年起至1956年引领农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农村土地由农民所有到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变革。尽管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经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起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不变。实践表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避免了农民土地被资本并购及导致农民被挤出到城市贫民窟现象的发生，也避免了农民因为失去土地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成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在实践中探索拓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一是在基于土地集体所有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下，解决了农户在土地改革后面临的生产资料短缺问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1958年起的社队企业及1984年起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些集体经济的发展又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二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革后，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基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探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还成为农民外出就业创业的保障，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外出就业的农民回到家乡利用承包地顺利渡过困境。

　　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和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差别自古有之。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差别不仅缘于分工、工农劳动生产率差异，还缘于“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新中国因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需要将农业剩余更多转移到工业，使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难度更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在采取措施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避免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协调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措施。一是改善工农收益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又尽可能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1992年起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对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实行支持政策，以保障农民获得基本收益；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构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各方分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把发展农用生产资料作为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农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和为农民提供现代生活资料。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单位产出量和产品质量都实现大幅度提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提升。仅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例，2023年是1949年的5.68倍。另一方面，在很长时期内促进社队企业及之后的乡镇企业发展，进入新时代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资源价值和发挥乡村的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四是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后，在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民就业非农化和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增强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逐步减少农民数量，为农民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拓展增收空间创造条件。五是确保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及通过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使农民有了财产收益。这些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经过长期努力，从2010年起，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城镇高于农村转为农村高于城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由历史最高的3.14（2007年）缩小到2023年的2.39。中国共产党动员全社会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中国历史性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亿万农民迈进全面小康社会，树起新的历史丰碑。

　　由上可见，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协调和共同繁荣发展，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分享现代化成果，支撑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推进。这是新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既塑形又铸魂全面发展奠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

　　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史，是一部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发展历史。新中国自成立起，没有跟随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之路，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本国的实际出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又推进社会主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废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族权、神权、夫权及与之相应的习俗，以此为基础，农民组织业余剧团、秧歌队、高跷队、龙灯队等开展文艺活动，表达翻身喜悦和增加生产愿望，促进了剥削可耻、二流子懒汉可耻、劳动发家致富光荣等新道德风尚的树立，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农民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在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传统乡村文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日渐消退，乡村缺乏聚集力和精神动力的问题，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些重要论述回答了如何破解农村人气低落，进而重铸乡魂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问题。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专章对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作出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经过75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文化由下乡向城乡融合发展演进。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演进。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城镇支持带动农村文化发展，为农村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师、教材、教学器材等教育资源支持带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持续推动电影、戏剧、图书、科技下乡。21世纪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起，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文化振兴作为其重要内容，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注重承载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避免传统乡村文化的消退，使人们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够记住乡愁，单向的文化下乡向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演进。

　　二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和促进了乡村文明发展。新中国探索形成党领导的德治与自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向善向上。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积分制等促进文明乡村建设，促进天价彩礼、人情礼金及因婚致贫问题的解决；设立和连年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农民在自发组织开展充满农趣的村歌、“村晚”、运动会等活动中重铸乡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乡村更具魅力和聚集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三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自古有之的认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也随着绿色发展的推进，农村日益朝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农村不仅是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还是城镇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后花园。具有深厚农耕特质、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不再沉没，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精神文明建设由单一的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演进为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农村休闲、观光旅游、康养和研学，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农耕文明、乡村文化、自然生态等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文化建设融合发展，促进了长期存在的要素单一由农村流向城镇困扰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这种资源在城乡双向流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体现。换言之，新中国将农村物质文明单向作用于精神文明转变为双向作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农业农村发展赋能，促进承接城镇赋能乡村振兴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城乡互促互补和共同繁荣发展。

　　由上可见，新中国75年推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促进了农村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展开，赋能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成就了农村的和谐进步，以此为基础，也成就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推进。

　　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

　　新中国75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历史。工业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资本逐利引发严重危害生活的环境公害事件。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尽管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目标，也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尽可能避免发生工业化先发国家在生态环境上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的发生，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自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多方面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一方面，积极推进绿化祖国和水土保持工作，探索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路线。新中国自成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绿化祖国和水土保持工作。1958年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毛泽东还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经验和农业科技水平总结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径，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项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简称“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和无机肥料相结合”，并警告“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但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正视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应对。早在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决定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之后，中国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面对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策。

　　一是随着粮食短缺问题的缓解，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以改善生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粮食人均产量300公斤左右这样一个较低的农业产出水平上展开的，加之人口大幅增长，长期面临粮食供给短缺问题。从解决粮食基本供给出发，改革开放前国家一方面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保障低水平限量供给粮食秩序，另一方面强调以粮为纲，用部分林地、草地造田，围湖、围海造田，在坡地种粮，这些解决粮食短缺的做法造成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国家自改革开放初期采取增加进口粮食的措施，加之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实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粮食供给紧缺问题得以缓解，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调整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二是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从改善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投入品质上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在农药生产技术低的情况下，中国只能生产和使用高毒农药，如六六六杀虫剂；随着农药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低毒、无毒、生物农药替代了高毒农药。在肥料上，实施配方施肥既提高施肥的针对性又减少施用量，并施用有机肥。在塑料薄膜上，实现可降解对不可降解的替代。同时，面对规模养殖导致粪便污染环境的问题，在发展家庭户用沼气的基础上，支持养殖场发展大型沼气，在实现粪便清洁化利用的同时，还实现了粪便的能源化利用。

　　三是引导农村工业减少污染。一方面，通过规划、政策等措施，引导农村工业向小城镇和产业园区集中。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工农业并举，在农村发展工业，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又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资金，农村在计划经济外发展“五小工业”?譹?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搞活政策的实施，一段时期工业散落农村（当时形象地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加之在技术上乡镇企业落后于国有企业，粗放经营，导致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面对这一问题，中央和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村工业污染，包括在布局上引导、支持农村工业与小城镇结合和向产业园区集中，在技术上实施国家“星火”计划帮助乡镇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第二个阶段，进入新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引，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绿色”在内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时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9月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大在部署乡村全面振兴时要求推进生态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促进生产绿色化上，针对约束乡村振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对山水林田湖草实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过度消耗资源发展方式的改变，对东北越来越薄的黑土地实施修复行动计划，解决重金属污染土地和华北地下漏斗区问题，促进市场化多元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解决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问题，促进废旧地膜回收处理，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田残膜资源化利用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由2012年的73.46提升至2022年的77.90。2022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平均为80.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2012年的0.516提升为2022年的0.572。2022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总量为5079.2万吨（折纯），连续7年呈下降趋势；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86%以上，秸秆离田利用率为35.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78%，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在97%之上。

　　在生活绿色化上，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8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作出部署，同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五年行动作出部署，要求建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设施，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就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作出进一步安排。2003年起浙江省实施的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由点及面、迭代升级，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

　　由上可见，中国在处理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上，经历了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下促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推动由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统一的转变，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起来，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五、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奠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不仅不制造世界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危害，还积极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解决，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以粮食基本自给为粮食安全观，致力于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粮食安全是和平发展的基础。中国对于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没有采取制造世界粮食危机的行径，而是提出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中国方案，并为之付出努力。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粮食短缺期间，采取多种措施，在生产上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在流通上采取统购、凭票证低水平低价格配额供应，保持了人均粮食产量在安全线下的粮食有序供给和基本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食物产量进一步增长，到2023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提高到493.3公斤，高于国际上公认的粮食安全线人均400公斤。同时，中国“光盘行动”得到全社会响应，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氛围浓厚。经过这些艰辛努力，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资源解决好了全球1/5人口的吃饱吃好问题。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成功实践，本身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粮食危机的解决。中国在全球粮食治理领域，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致力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履行，呼吁各国保持粮食贸易开放，敦促单边制裁的取消，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求发达国家削减扭曲农业贸易的超额补贴，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政策空间。2021年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纳入八大重点合作领域。将粮食安全纳入重点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全球各方优势互补，以汇聚实现粮食安全合力。

　　援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饥荒困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突出表现在不殖民，不以大欺小，而是兼济天下，对发展中国家雪中送炭，实施农业援助。中国在实施援助时，秉持“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原则，因国施策，推广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技术，真诚帮助受援国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中国在还没有进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尽管粮食短缺，仍急人所急，授人以渔，向发展中国家实施农业技术援助。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援助从1953年已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按照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30多个国家实施农业援助，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进一步扩大农业援助。中国农业对外援助项目，由1953—1966年的19个，增加到1967—1978年的127个，派出农业专家高峰年达1800多人次。20世纪70年代末起的40多年间，中国向亚洲、非洲、美洲的8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培训大量杂交水稻技术人才，促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中国逐步加大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2004年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印度洋海啸灾区灾民提供食品援助。中国于2005年底停止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表的2005年度国际粮食援助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在这个年度援助57.7万吨粮食，占当年全球粮食援助总量的6.9%，为仅次于美国、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方。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南南合作上开展战略合作，2009年设立了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援助资金、派出专家、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非洲启动建设13个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帮助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推进绿色发展贡献。中国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从自己利益出发向外输出垃圾、破坏全球生态，而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共同家园出发，积极推进全球绿色发展。中国几代人持续绿化祖国，实现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2004年后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3个监测期缩减，森林面积、森林蓄积连续30年保持增长，绿色面积不断扩大，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完成造林种草11.73亿亩，其中造林9.6亿亩，森林覆盖率为23.04%（比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2009—2013年结果高1.4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达175.6亿立方米。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贡献率居全球首位。2017年12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献身绿色事业的河北塞罕坝建设者颁发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2020年4月22日，陕西省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93.24%，陕北地区由“生命禁区”转变为“塞上绿洲”，表明毛乌素沙漠即将退出陕西版图。

　　不仅如此，中国除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公约外，还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区成功举行。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给予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帮助，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互动交流，促进沿线国家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提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共同打造。

　　综上所述，新中国75年间，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历史性进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基于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比高的国情，新中国促进农民自立、素质提升、发展空间拓展，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展，奠定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面对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新中国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摒弃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既塑形又铸魂，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自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中国从多方面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引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起来，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既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又积极促进全球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之所以能取得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握了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富强、农民安居乐业则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这一现代化规律，从实现国家现代化全局出发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基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发挥政府和市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在工业化进程中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补农村短板，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解决农业短腿问题，形成了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动员全党全社会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探索形成，回答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命题。

　　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