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三线建设研究笔谈

　　［编者按］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场以军事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防战备建设及工业迁移，对于保卫国家安全、改善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三线建设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重点，大批专家学者投身该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史料体系建设、理论阐述构建与研究视野拓展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逐渐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显学。但与此同时，三线建设研究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存在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同质化现象日益凸显、学科交叉融合略显不足等问题。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推进三线建设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总结和探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宝贵历史经验，为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注入新的学术动力，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本刊特邀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撰写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三维效应：国史主题视域下三线建设历史地位探析

郑有贵

　　如何评判三线建设在新中国75年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新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编研中必须回答的课题之一。对三线建设历史地位的评判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分歧，主要缘于评判标准的差异，体现在是单纯以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进行考量，还是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以下统称国史主题）进行长时段的综合评价。在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对三线建设开展集中调研之前，学界对三线建设历史地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成就展开，缺乏基于调研并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长时段探讨。作为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国史编研机构，当代所积极担当客观书写三线建设历程及其历史地位以正视听的责任，如在陈东林所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的基础上，2011年起持续对三线建设进行实地调研，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对其历史地位做长时段研究。同年9月，在对四川、重庆三线建设调研后，该所研究人员撰写了《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提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想、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看，不但不能否定三线建设，还应予以充分肯定。2012年，该所成功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点课题《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继续通过个案调研对三线地区、三线企业“解剖麻雀”。该课题研究成果于次年以《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为题出版。此后，当代所持续开展三线建设调研，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以下简称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组织开展的研究宣传活动，推动了三线建设研究持续深入进行。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对三线建设在国史主题中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后续效应三个维度进行长时段考察，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其历史地位的探讨。

直接效应

　　三线建设实现了建成战略大后方和实现沿海与内地工业均衡布局相统一的两大战略目标，产生了重大的直接效应。

　　（一）实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目标，形成了让中华民族站得更稳效应

　　从国史主题考察，在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杀伤力大的原子弹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应对冷战国际局势及对中国日益严峻的战争威胁进行备战出发，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其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中国人民站起来后，面临着如何站得更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而进入冷战时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是不能排除外来战争威胁的。新中国不仅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还面对其战争威胁。基于意识形态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思维，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为敌方，对新中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通过美国主导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施集团式封锁禁运，还试图通过朝鲜战争危及中国国土安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这就使中国遭受的外来战争威胁不仅有超级大国美国，还增加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后来解密档案表明，美国提出了包括有选择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等多项措施在内的方案。对三线建设决策持否定者可能忽视或淡忘了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也缘于不掌握密存档案的局限。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计划文件解密后，随着国际上局部战争的不断发生，特别是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的发生，中国学界重新审视了外来战争威胁日益严峻对三线建设决策的影响。

　　纵观新中国自成立起对探索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不是为了在国际上称霸，而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站得更稳，并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机会创造条件，因而将其定性为“备战”。换言之，以备战为赢得和平发展机会而实施三线建设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这是国史编研中需要把握的问题。

　　作出工业向三线地区布局这种不利于更充分发挥沿海工业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优势的选择，是一种权衡应对外来战争威胁与发挥区域发展优势得失的决策。对三线建设加以否定，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上沿海高于内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提高效率这一发展规律。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很多人研读到这一重要论述，仅关注到其字面意思。如果仅仅研读到这一要义，对毛泽东关于沿海地区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论述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论十大关系》基于在内地发展工业的机会成本更高的问题，指出了“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的问题，论述了要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辩证关系，表达了抓紧利用战争没有爆发的时机充分发挥沿海地区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工业的主张。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不知晓生产力布局在沿海地区的生产效率高于内地的问题，而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大局观，充分考量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保证不受外来战争干扰下才能实现，即中华民族必须站得更稳才能谋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更好改善。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判断，党和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三五”计划过程中将发展重点由解决吃、穿等民生的农业转向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启动以战备为战略目标的三线建设，看似偶然，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受到战争威胁更严峻而和平发展预期下降的一种必然。

　　三线建设的布局和实施，是基于形成有效的战略纵深布局推进的。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基础工业）和后方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应对外部战争威胁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并作出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在这一建成战略大后方过程中，将项目分散在中西部地区的偏僻山区（形象称之为山、散、洞），这种在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村嵌入式的项目建设，不是利用已有城市集聚效应推进，不仅施工艰险，而且成本高，加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周期本来就长，是投入产出效益低于沿海地区的重要原因，成为三线建设被诟病最多的问题。不过，就当时战略防御角度来看，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上述加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考虑提高经济效益问题，又考虑在冷战国际局势下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战争威胁，在实现中华民族站得更稳与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上统筹推进。周恩来将毛泽东这一战略主张概括为简明而又极具号召力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突出表达了备战旨在为了中华民族站得更稳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建成战略大后方战略目标的实现，使中华民族站得更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探索形成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突破了完全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下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成功实施三线建设，不仅建成了战略大后方，形成有效战略纵深布局，而且还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历史性提升。换言之，三线建设建成了战略大后方，让中华民族站得更稳，为和平发展和改善民生提供了保障，为迎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贡献了力量。由此可见，国史主题视域对三线建设历史地位的评判，既要考察三线建设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也要考察其对于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将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充分肯定其对中华民族站得更稳和赢得和平发展机会的显著贡献。

　　（二）实现工业向内地布局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效应

　　近代以来，我国民族工业逐步兴起，沿海工业和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地。三线建设开始前，沿海与内地发展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如《论十大关系》显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是难以单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不仅如此，还会呈现差距扩大趋势。事实上，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落后地区难以获得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区域间的不平衡不会弱化，反而会强化。要改变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需要政府对落后地区给予力度较大的支持，促进要素向落后地区配置。这又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有没有相应的财力，二是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将要素配置过去，尤其是人才能否流入并留在落后地区创业兴业。对于中国内地与沿海差距大的问题，民国时期显然没有解决。

　　三线建设实现了与建成战略大后方相统一的工业向三线地区布局的战略目标。党和政府作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区域平衡布局。如前所述，“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一线、二线、三线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不仅实现了有限要素向三线地区配置，还聚集起愿意为之付出的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者。国家加大对三线地区的投入，1964—1980年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1964年国家对这一地区投入的3倍。据1984年对三线企业的普查显示，中西部地区建成1945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64—1978年，中西部地区职工由325.65万人增加到1129.5万人，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中的占比达56%，高于东部地区。以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四川为例，全省工业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12.25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3.9倍，高于全国同期增长3.4倍的增幅；同期，该省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占比由2.2%提高到3.7%，不但没有因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而减少，反而增加了1.5个百分点。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经过三线建设，中国工业偏重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得到改善，促进了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的缩小。

　　由上可见，经过上下同心、各方团结协作的艰苦奋斗，三线建设实现了预期目标，形成了战略纵深布局进而保障中华民族站得更稳、工业向内地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等效应。

溢出效应

　　三线建设产生了增强中西部地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带动项目区周边农村发展等溢出效应。

　　（一）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

　　三线建设既是一种工业由沿海地区向三线地区的“备份”，同时也在“备份”过程中实现了创新发展。三线建设中除建成了大批科研院所外，各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也是在攻克技术难题中完成的。三线建设初期，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嵌入式实施重大工业、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是在沿海老基地带三线新基地、沿海老厂带三线新厂、沿海老职工带三线新职工的“三老带三新”原则下展开的。这看似沿海地区帮建内地的一种重大生产力“备份”，但实则每个项目在建设中都遇到诸多技术难题，且其发展也需要通过创新才能实现。

　　为保障三线建设的顺利推进，全国一盘棋，国家从各地区各部门组织精选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等支援三线建设。这一群体敢于担当，在实践中勇于创新，围绕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攻关，锻炼成长起一大批科技、管理人才，取得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例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初期，在攀钢主体工厂和基础设施布局设计时，面对“弄弄坪”这块坡度大且内有5条大冲沟、2条断裂带横切场地的复杂地形，而且总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的实际困难，没有条件学习苏联大平地、大厂区、大铁道、人字形（简称“三大一人”模式）的建厂模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建成了阶梯构形的“象牙微雕”钢城，这一成功设计于1981年11月获“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在冶炼技术上，组织全国冶金系统专业技术人才攻关，破解了全世界没有攻克的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中矿渣黏稠、渣铁不分的技术难题，书写了世界冶金史上辉煌的一页。攀枝花钢铁基地在之后的改革发展中还实现了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钛资源综合利用、重轨系列产品等技术突破。

　　总之，三线建设的创新发展，增强了三线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如绵阳基于“两弹”基地建设发展成为“科技城”，德阳基于重型装备基地建设发展成为“重装城”，攀枝花基于钢铁基地建设实现由钢城向“钒钛之都”的转型发展，六盘水发展为“江南煤都”，金昌发展为“中国镍都”，等等。

　　（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三线建设建成了成昆、襄渝、湘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建成了通往项目实施地的公路，建成刘家峡、八盘峡、葛洲坝、乌江渡等水电站，这些都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尤其是成昆、湘黔等铁路和沿线三线工业项目的建成，促进不通铁路、不通公路、不通电的凉山、乌蒙山、川陇等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充分发展。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还带动中西部地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形成了综合发力、持续发力的协同发展局面，有效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三）带动了项目区周边农村的发展

　　面对三线建设中劳动力和原材料不足、大规模建设者需要大量副食品特别是蔬菜供给、大量职工家属需要就业等问题，三线建设项目在实施中不断探索处理项目建设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在建设中坚持把处理好工农关系这一方针落实到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中。例如，1975年6月3日，四川省梓潼县计划委员会转发绵阳地区建委《关于二机部九院十所征用土地的批复》的通知中指出：“现将绵阳地区建委关于二机部九院十所征用土地的批复转发给你们。希望公社革委按照批准意见，作好土地划拨工作。请九院第十研究所按协议作好支农工作”。2024年4月13日，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在四川广元的一个三线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职工每天省吃一两粮，给附近粮食不足的农民。另一方面，探索推广制度化的“厂社结合”方式推进项目建设。位于四川广安的三线建设项目明光厂在国家提供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与周边的人民公社结合，探索出招收当地农村工匠、民工等参与项目建设的“厂社结合”方式，既保障了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又节约了建设成本，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对工农结合建厂经验的总结，1965年8月起在更大范围试行“厂社结合”，后在中央认可下向全国范围内试点推广，促进了工厂与周边农村人民公社的相互支援协作。“厂社结合”在三线建设中的试点推广，尽管一些地方存在照搬具体做法而没有从当地实际出发的现象，但总体来看，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三线建设所需工匠和民工等不足、建设者对副食特别是蔬菜的需求大、职工家属就业难等问题，也形成了部分农民进入工厂和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机制。

　　由上可见，三线建设不仅实现了建成战略大后方和改善工业区域布局的战略目标，而且还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赋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溢出效应同样非常明显。

后续效应

　　三线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调迁、改革得以延续、创新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三线建设精神文化价值的发挥赋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生动展开。

　　为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先行开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解除了后顾之忧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地区起步的，先是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这种开放能够得以实施，是在包括三线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展开的。或者说，沿海地区先行开放和先行发展是以改革开放前工业区域平衡布局并奠定社会和谐进步为基础的。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时，论述了第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和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内地更好发展，并强调了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的基础，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情况下的社会矛盾会加剧，先行加快沿海地区开放和发展将面临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有可能使“两个大局”战略中第一个大局战略的实施落空。

　　为后续发展战略实施奠定了基础 至世纪之交，第一个大局战略的实施已为第二个大局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以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标志，第二个大局战略开始启动。2004年起，党和政府又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三线建设所建成的企业、基础设施，形成的科技研发能力、培养成长起来的各方面人才，都是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西协作、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进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同时，将成渝作为一个整体，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创新了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六盘水、重庆、成昆铁路的“两点一线”钟摆式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向重庆、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局面。中西部地区基于三线建设的发展，也成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例如，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百米钢轨，助力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在促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上贡献了力量。

　　精神文化价值赋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三线建设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工业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2011年9月当代所经济史研究室赴四川、重庆开展三线调研的基础上，2012年2月13日，该研究室向当代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呈报《关于筹建“三线建设研究会”的情况汇报及建议》，提出拟筹备成立的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宗旨：研究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的历史，推动国史研究工作；联系三线建设亲历者和研究、宣传工作者，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三线建设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素材。在当代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共同推动下，全国三线建设研究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展开，实现了筹备成立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的目标，并拓展了研究领域，三线建设的精神文化价值日益被广泛认识，并在推进三线遗产的活化利用和三线精神的传承弘扬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保护和活化利用三线遗产，充分发挥了三线建设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一方面，精神文化价值的发挥助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遗产有显著的特点，如呈现了备战的时代特征，遗产数量多，在原址留下较为完整的建筑群，等等。这是因为这些遗址分散在偏僻山区，加之“大三线”企业属于央企、“小三线”企业属于省企，有的搬迁到城市的企业留下相对完整的厂房、办公用房、职工宿舍、电影院、学校、医院等建筑，没有像其他一直在原地发展的建筑那样被新建筑所替代，保存相对完整，基本能够呈现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三线建设留下了大批工业遗产。三线工业遗产包含的重要历史元素，如以实现建设战略大后方为目标指向，凝聚起全国一盘棋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力量，“好人好马上三线”，各地团结协作支持项目建设所需人、财、物，在生产工艺上采用国内外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等。从三线工业遗产可感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的“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以及按“先生产、后生活”建设方针，在生活设施上力求搞投资极少、简易的“干打垒”建筑的艰苦奋斗场景。在攀枝花市设立三线建设干部学院、绵阳市设立“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以三线建设奋斗史、成就和经验为培训内容，并通过三线工业遗产的可感性、三线建设亲历者的生动讲述和研究者的深入阐析，深化了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的认识，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另一方面，精神文化价值的充分发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为了实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目标，来自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地方的三线建设者，克服建设中的诸多困难，锤炼形成了崇高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的精神动力。“三线精神”激励着三线人为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的改革发展持续奋斗。讲好三线故事，弘扬“三线精神”，已成为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三线建设者的自觉行动。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把三线文化、“三线精神”作为其人文底色和品牌，通过可感的三线工业遗产，并通过文博、文学作品、文艺汇演、文化节或文化周等多种形式讲好三线建设的故事，促进了“三线精神”的弘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线地区篇、三线企业篇、三线社区篇，赋能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赋能”。

　　一是赋能三线城市高质量发展。三线建设期间，中西部地区新建和扩建了60多个工业科技城市，包括四川的攀枝花、绵阳、德阳、广元、乐山，贵州的六盘水、都匀、凯里，湖北的十堰，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金昌、天水等。一些三线建设城市以三线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例如，六盘水市牢记三线历史是六盘水的“根”、三线企业是六盘水的“本”、“三线精神”是六盘水的“魂”，基于这一历史逻辑推进改革发展，以三线文化、“三线精神”赋能“凉都”的转型发展。再如，攀枝花市统筹建设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三线建设纪念碑、三线文化广场，保护开放十三橦、兰家矿山遗址等，三线建设成为赋能阳光之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品牌。

　　二是赋能乡村振兴。三线工业遗产一般位于较偏僻的山区。一些地区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社会、地方政府等的多方合作，开发利用当地三线工业遗产这一特色资源，把三线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与乡村全面振兴结合起来，既避免国有资产闲置、流失、破坏，又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例如，四川省射洪市瞿河镇中皇村活化利用三线企业3536厂留下的建筑设施和收集展示的三线建设档案、机械设备，作为和美乡村的底色与资源，将该村打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传承“三线精神”的“三线城”。重庆市涪陵区则整合816核工业遗产资源打造体验、文创结合的特色军工小镇。特色村镇的三线文化和“三线精神”元素，使乡村更宜居宜业和美。

　　三是赋能三线旅游事业发展。基于三线工业遗产承载备战工业文化的特征，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推动文博、文旅、研学事业的发展。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开展三线建设建筑设施、机械设备的保护，收集整理三线建设档案资料、书信、照片等，整理三线建设口述史。在此基础上，攀枝花市、六盘水市等地建设三线建设博物馆，重庆建设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遵义建设1964文化创意园，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宁江社区将三线元素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促进文博、文旅、研学融合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体验、研学工业历史文化的需求，也在促进三线红色旅游和研学中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例如，在中国“百节之乡”贵州凯里举办的三线建设文化节，既让人们牢记三线建设前辈们的丰功伟绩，又促进了“三线精神”弘扬和三线建设文化价值的发挥，使多彩的贵州更加绚丽。

　　由上可见，三线建设的历史没有断裂，在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后续效应，精神文化价值的充分发挥将继续为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由嵌入式的项目建设向社区乃至城市发展的拓展，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建设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演进的过程，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国史研究的富矿。广大三线建设者及其传承人以担当精神积极参与三线建设遗产保护、精神文化传承等，这是三线建设研究的有利条件。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形成了三线建设参与者、见证者、研究者、遗产活化利用实践者的互动，形成了国史研究的三线建设特色。三线建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所谓历史，是因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计划的三线建设已经完成，已然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所谓现实，是因为三线建设中所形成的企业、科研院所等仍在延续，其经过调迁、改革实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三线文化、“三线精神”还成为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的基因，与三线工业遗产共同成为三线地区、三线企业、三线社区高质量发展独具的宝贵资源，赋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生动展开。从国史主题视域考察，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体现在：实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目标，形成了让中华民族站得更稳效应；实现工业向内地布局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效应。不仅实现了建成战略大后方和改善工业区域布局的战略目标，而且还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赋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溢出效应同样非常明显。经过调迁、改革得以延续、创新发展，其精神文化价值持续发挥，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后续效应。这样的三维效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彰显了三线建设是一项远见和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新时代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基于这样一些认识，可以在国史编研中更客观地书写好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并总结好其中可以启迪后人的经验。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创新工程委托重大项目“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研究”（2024CXZD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有贵，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