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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曾经创造出在世界领先的农业文明，在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变革和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农民起义成为扫除社会发展障碍、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启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农民和地主阶级已经不能独自承担起改朝换代的责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他们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自从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后，经过28年的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历史使命的结束。在继之而起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和平建设时期里，如何对待“三农”又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的50余年里，我们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终于摸索出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道路，尽管这些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

　　“三农”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焦点和任务会有所不同，但是它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它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8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认真总结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问题，这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多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由中国国情(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现代化、大量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以及城镇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出现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

　　8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其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了择业和流动的自由，农民个人发展多种经营等方面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2001年3月，朱镕基同志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基本方针和办法。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就专门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解决“三农”问题。

　　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这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利用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而且经过20年发展所遗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