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转型”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拉开了此后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中国模式”讨论的序幕。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大量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中国模式”的有无是这种讨论的逻辑起点。从这一理念被提出开始，围绕着是否有“中国模式”的争议就一直存在。这种分歧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对“模式”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探寻中国独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意义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不论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都不可否认，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迥然相异的现代化路径。这条路经植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积淀，并仍在演进与完善当中。

　　必须指出，笔者倾向于将“模式”视为一个中性词汇。称其为“模式”，既不表明我们的研究只侧重于总结成绩，也不意味着我们要突出这一发展方式的普适性。“模式”不是完美的代名词。不同的模式中都会孕育着一些优秀的、值得效仿的要素，但不可能被完全复制。而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如同我们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讨论和研究一样，探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客观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明确上述内容，是本文以下讨论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在“北京共识”提出后的最初几年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焦点大体集中在“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中国模式”的有无、内涵、特征、性质等几个主题上，而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热点：其一，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所涵盖的时间范围的界定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其二，“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与独特意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其三，研究者在探寻“中国模式”内涵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全方位反思；其四，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关注甚或开始了重新构建关于“中国模式”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其五，“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不少学者已经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进行了非常富有价值的工作[①]，已有的述评文章系统地梳理了人们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缘起、“中国模式”的有无、“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性质以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后的文献——即近三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对“中国模式”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文献的梳理和评述。

　　二、“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新动向

　　（一）关于“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的再界定：长时段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促进本身也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模式”似乎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联系在了一起。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类：一类是只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经验、特点定义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这几乎占到了“中国模式”讨论的绝大部分；另一类则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内解读“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界定的差异减少了两种讨论之间对话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视野拓展到改革开放前，而不以1978年作为“中国模式”的起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特点。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很多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研究在时间段上不应被人为割裂开来。如钮维敢、蔡瑞艳指出，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界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关键在于，不能用断代的非延续性的历史观来静止地研究“中国模式”，这违背了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内在机理的普遍联系性。[②]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因为改革前“试错式”的发展，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③]王绍光提出，如果“中国模式”只能解释30年，不能解释60年，那就不完全是中国模式，而只是中国改革的模式而已。[④]杨新铭强调，历史继承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⑤]

　　第二，还有不少学者通过从政治基础、人力资本等诸多层面研究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论述“中国模式”的延续性。如甘阳提出，毛泽东时代的“创造性破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远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这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为此，对于共和国60年来的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⑥]。李玲认为，新中国前30年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⑦]路风主张，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政府，是政治问题，而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奠定的。[⑧]有学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很多研究者会把改革开放前后分裂开来的原因，认为这与我们采用了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有关，这种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导致一些人简单地将前后两个30年分别视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并将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简单地归因于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⑨]

　　第三，除了强调新中国60年历史的不可分割之外，还有学者将这种在更长历史时段下审视“中国模式”的理念直接贯彻在研究当中，潘维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潘维根据新中国60年的历史实践，提出“中国模式”由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子模式构成，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形成了“当代中华体制”。[⑩]不仅如此，潘维并试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当代中华体制”的根基。根据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模式”的学者还有很多，如胡钧等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的概括，认为它包含着一党执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等诸多要素。[11]

　　第四，除去上面提及的文献之外，还有学者力图将“中国模式”置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进行考察。比如，黄平说，理解改革以来的30年“一定要回到六十年，甚至九十年，乃至1911年、1830—1840年，或者更早”，因为这“为理解现代中国以及今天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必要而基本的背景和视野。”[12]林春指出，“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13]甘阳提出，“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如果不能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关系，整个讨论是有问题的。”[14]武力提出，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应该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15]；等等。

　　这些讨论拓展了“中国模式”研究的视野与维度，也有助于人们在一个连续的、而非间断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入的思考。

　　“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是“中国模式”研究中不能回避并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关于中国模式是否普适，多数研究者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中国模式”价值的肯定，因为“中国模式”的存在，使西方模式与西方经验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

　　（1）“中国模式”普适吗？

　　研究“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证明它的普适性，对于这一点，国内外的研究者倒是可以达成难得的一致，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都不是为了示范、推广和复制“中国模式”。

　　不具普适性是一些学者不赞成“中国模式”提法的重要原因。赵启正认为，“‘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16]还有学者进一步声明，中国的特色恰恰在于其改革之前“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的制度难以被他国复制。[17]沈大伟、L.霍恩-法萨诺塞、裴宜理、M.怀特(Martin King Whyte)、P.格利高利(Paul R.Gregory)、周晓(Kate Zhou)、谢淑丽等许多西方学者则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国情等诸多层面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和缺陷入手分析“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甚至由此质疑“中国模式”的存在。只有少数学者，如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奈(Joseph Nye)、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S.哈尔珀（Stefan Halper）、美国匹兹堡大学的T.罗斯基（Thomas G.Rawski）等认为中国模式中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做法或是“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存在输出的可能性。[18]

　　但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近两年国内倒是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所可能具有的“一般适用性”，比如石磊、郭强等学者的阐释。[19]

　　（2）“中国模式”的独特意义：多元化的世界

　　“中国模式”的出现日益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这甚至可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和思考“现代”一词的含义，而不是以西方的一切作为标准，判断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进入了现代文明。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有的研究者是从理论视角思考的。如韩朝华指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只服务于既有市场经济体系的维护，而不涉及如何创建市场经济。[20]乔榛则分析了“中国模式”下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挑战。[21]

　　而更多的国内外研究者是从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及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化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如郑永年指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22]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认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遍性，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23]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与其十分类似，他提出，在全球现代性的体制下，中国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特殊的现代性的强调，增强着人们对替代性模式的可能性的信心。[24]约翰·奈斯比特甚至说，中国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25]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的普适性，这一点亦被许多中国学者所强调。如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和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26]杨其静提出，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之一，在于她可能使部分人所认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受到质疑。[27]周弘强调，中国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28]赵凌云指出，“中国模式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中国模式”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彰显了复线历史模式，它因此而具有丰富的人类思想史意义[29]。

　　近几年来，人们探讨的核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取而代之成为很多研究者讨论的新焦点，与之相伴随的，是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研究本身的反思。

　　（1）“中国模式”存在吗？

　　尽管已经讨论了几年,但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这些观点又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否认中国有自己的模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及其发展轨迹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颇多相似之处，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持此观点的代表如傅高义、钱颖一等。钱颖一还指出，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也没有特别之处[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与西方没什么本质区别，代表人物如黄亚生、姚洋。黄亚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推行的诸多举措，都与西方社会倡导的理念相一致，他强调，“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31]。姚洋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只是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32]。抛开上述两种趋同论，学者们质疑“中国模式”的理由有很多。陈志武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强劲增长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33]谢淑丽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与政治理念的不断调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中国现有的“制度优势”在未来能否持续，这些足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34]贾康提出，称为“模式”至少要满足三个特征：一、有别于既有模式；二、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其它主体效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远未形成[35]。原因各异，但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中国并没有独特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