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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彰显充沛的理论创新活力
发布时间: 2016-11-23    作者:明海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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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顾海良

  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下功夫,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改革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复杂多变的深入发展,面对国内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的时代课题更加突出、更加繁重。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顾海良教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典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也在周期性经济危机面前日渐败落,社会阶级关系和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哪些主要的基本原理? 

  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有很多,其中被称作基本原理的,是指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主要的、基本的理论和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表达。除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理论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本构件还包括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及其理论? 

  顾海良:在人类全部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了,但仍然没有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是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本源和基础。只有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请您谈谈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顾海良: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经过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上,需要解决“四个分清”问题,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特别是对原来不为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例如,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我们还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哪些领域开拓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顾海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沛的理论创新活力的彰显。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经济发展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下功夫,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突出体现在“术语革命”的形成及其影响上。请您谈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 

  顾海良: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内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革命”。 

  以生产力理论为例,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阐述新常态经济中,他强调要“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或“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革命”。 

  辩证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请谈谈您的观点。 

  顾海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要采取交流、交融、交锋的多种方式,既善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精华,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等方面,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际证明,对于国外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国外的有些经济学说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问题时,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知识,得出了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积极的理论成果。这些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借鉴意义的,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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