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今天，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按照汇率计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抚今追昔，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3年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辉煌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定经济目标明确发展规划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扫清障碍，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基础，实现经济赶超，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作出重大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经济现代化扫除障碍和创造有利条件。这个时期实行的“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没收官僚资本“三大经济纲领”，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合理负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革命战争需要以及对敌货币、贸易斗争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都是为着这个目标和任务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党的明确目标就是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这个目标也被写入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新中国73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也是在党领导下，政府主导、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历史。

　　党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运用国家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作为主要方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由于一开始能力准备不足（长期处于农村和战争中）、缺乏经验和国际环境的干扰，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从曲折发展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以“五年计划（规划）”为代表的综合性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战略、阶段性发展目标和方针政策，既使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业、人民有所遵循，也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因此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我国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各经济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相互衔接配合的中长期计划作为行动参考。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固然有不少具体的甚至是指令性计划指标，但也包含党和政府关于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破解市场机制“失灵”问题，例如推进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就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因此，政府的功能越来越朝规划方向倾斜，朝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倾斜，例如调节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人与环境关系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等。

　　党对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对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逐渐正确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三年恢复”，到“一五”计划提出希望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到周恩来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到邓小平提出本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和“两步走”设想，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的“三步走”设想，以及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具体设想，都反映出党在制定和实施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在实现发展目标和完成阶段性任务的方法措施方面也逐渐完善起来。既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又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和改进方法。

　　以“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年度计划改为年度规划为例，一字之差，反映了党在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完成阶段性任务的方法方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和创新。在实施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时，主要的方法是指令性计划和指标，手段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命令贯彻落实。因此就存在“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再加上经济复杂多变、决策信息不充分和滞后，以及上下信息不对称，计划管理困难甚多。除了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域和事情外，计划经济体制确实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始终处于不断修正调整中，以使其尽可能符合实际。而自“十一五”规划以后，主要的方法改为指导性计划为主，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的预期目标和指标，绝大多数是指导性的，主要落实手段是依靠经济政策和经济方法来引导和规制，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

　　二、经济体制变革与目标任务相适应 

　　经济体制变革适应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世界近代以来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化，即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体制变革的认识和实践，都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事的经济工作，都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实行财政、金融、贸易政策，都是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

　　工业化是新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国防安全成为当务之急，而国防建设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中共中央从国家安全和长远考虑，作出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与此相对应，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1953年，以重工业建设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启动，为保证庞大的资金需求和物资供给，中国首先建立了重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并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度。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物资和外贸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比重增加，受困于资金和原料短缺的私营工商业增强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意愿。最终在1955年到1956年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国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起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体制目标却没有实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但是国防建设和保障高积累政策下的社会稳定是首要选择，因此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予以完善，可惜被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文革”打断了。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变革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原则。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和重大创新发展，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和发展。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过去单一的计划管理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双轮驱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现了由过去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转变；在分配机制方面，由过去的单一按劳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由过去的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转变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型经济。　

　　三、经济政策和措施具备执行力

　　有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合理的发展规划，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机制，还必须具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具有极高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个巨大的政治优势也在经济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极为分散并被反动势力分割包围的农村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各地经济水平差异非常大、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以及通讯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党中央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办法，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在统一执行党的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下，自主开展经济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面对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经济工作尤其需要正确及时的政策措施和执行力。因此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深入社会底层，实行“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一元化领导，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机制，因此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党在经济工作中，对各项经济方针政策措施的执行力非常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土地改革、统一财经、“一五”计划、统购统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大规模水利建设、大庆油田开发、“两弹一星”研制，体现了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改革、特区建设、国企改革、乡镇企业转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地方和基层的贯彻落实能力。

　　为了提高党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能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认识到本领恐慌的问题，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党的自身建设、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放在突出位置，惩治腐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对“四风”，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干部“四个意识”明显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大幅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制约因素都大大增加，使得党在全面领导经济工作中更需要具有强大有效的执行力。而目前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如何对待市场主体问题，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和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问题，如何处理好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环保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处理好“将蛋糕做大”与共同富裕关系，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等问题，都反映出我国一些地方和基层干部仍然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73年来，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始终注意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作为、乱作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独立王国”、“一刀切”、“懒政”、“涣散”和贪图享乐等不良风气，并下大力气治理，这也是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保证各级组织执行力的重要经验。

　　四、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五条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条经验。

　　第一，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中，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舍此别无他途。这也同时对党提出了要求：必须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化解各种风险挑战，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掌握了“统一战线”法宝，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提出了“劳资两利”的创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们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可惜在其后的20年里，我们党虽然也想充分调动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方法不对，走了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调动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不仅比较好地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作用，我国才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

　　第二，充分发挥和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3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处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关系的历史。新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已经证明：仅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还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双管齐下”？显然后者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但是历史同样证明：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治理能力而变动不居的。

　　第三，坚持做到统筹兼顾。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工作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多，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先富与后富关系、开放与安全关系，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区域关系、阶层关系、国内国外关系，等等，错综复杂。因此，党领导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兼顾。这里讲的统筹兼顾，有两层含义：一是统筹兼顾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非经济因素，不能顾此失彼；二是在经济发展本身中，要充分考虑上述内部经济关系。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工作的成败得失都在于能否统筹兼顾地处理好上述各种关系。

　　第四，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分析了大工业发展产生的全面影响：“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加快自身发展。历史证明，每当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就发展快，就效益好，而且更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反之，则发展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

　　第五，通过不断学习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奋斗于农村，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面对复杂的城市经济和工业化，我们党出现了本领恐慌的问题。列宁曾经给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要求，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和始终坚持下来。从毛泽东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我们党不断学习、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够肩负艰巨任务、驾驭复杂局面并取得伟大成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