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对此，本刊特邀请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撰文进行了解读。周天勇认为，通过调整结构来谋求收入分配的平衡，即能对症下药，又能事半功倍。仅局限于二次收入分配的调整，不从调整结构入手，不先调整与之有关的初次分配，可能费力很大，结果反而不乐观。

　 在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方面,较少有人从一国创造财富和发展模式的要素利用结构方面思考问题。事实上,当形成收入分配大的格局不顺时,从小的方面着手,如提高工资、增加税收等办法,虽能改善一些局面,但解决不了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性症结。因此,研究城乡结构、产业比例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失衡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大的战略入手,用调整结构的办法,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由这三大结构失衡所形成的分配不平衡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并非体制、政策不顺造成的,而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要素利用结构不合理 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创造财富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要素,就初次分配和价值形成看,创造新增财富的同时,也是分配新增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对新增财富的一种分配,形成了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格局。但不同的要素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普通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投资者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技术发明者和管理者拥有知识、专利和管理才能,矿山所有者拥有矿产。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依靠什么样的要素组合创造财富方面,模式不同,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不同。

　　比如,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创造财富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即厂房、机器设备等。在其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较大,而劳动的分配比例较小。这主要不是因劳资双方的工资博弈机制失衡导致的,而是源于发展模式上的要素利用结构失衡。西亚海湾许多产油国家是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需要的劳动力很少,要素主要是资本与石油矿藏。财富的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劳动力拥有者从生产中获得的分配必定是很低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在财富创造中,资本和资源占主导地位,而劳动力大量被闲置,在分配的格局上,必定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分配过多,而劳动者分配过少,形成资本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许多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基础设施资本的投入,以资本推动增长,财富的创造中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本和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方式。诚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需要资本的推动,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较大的国家,长时间着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结果之一必然是拉大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转变发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利用结构,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

城市化速度越慢 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2009年拉大为3.33:1,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持续下降是客观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它要求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相应地向城市和非农业转变,使减少了的农村人口与持续下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2年的33.4%下降到了2009年的10.6%;而农村人口的比例从78.87%下降为46.59%;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只从68.1%下降到38.1%。中国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内部居民各自收入基尼系数分别计算都在0.35上下,而城乡一综合计算,就变成了0.45到0.5之间。深层次原因是,在农村和农业财富生产比例持续快速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过慢,导致相对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被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所分配,与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分配相比,差距必然会拉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的几年,出外务工的农民将在城市中所得的收入带回农村,使农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随着转移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80后、90后和未来的21世纪后农民工,把自己挣得收入的一部分带回家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将越来越弱。

　　此外,农民土地没有资产收益、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顺等,也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一是农村资产不能带来收益。农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资产不能变现,不能融资,除了生产农业产品外,基本不能作为资产带来收入。并且农民因征地而致贫的也不乏其例。二是宏观调控稳定物价,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工农产品价格体系,相对低的农业产品价格向城市居民转移了一部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