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与个体农民的融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50～1953年为试办阶段， 1954年起为大发展阶段。从中南区来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据统计， 1951年，中南区只有11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其后在1952～1954年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农村 信用合作社分别达到 1737个、3899个和21181个;入社社员数分别为106.5万人、232.4万 人和843.7万人;股金分别为278.2万元、467.8万元和1547万元。　 ［5］　

　　信用合作社对于放款对象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社员户与存款户具有优先贷款权，在 满足了社员的需求之后，资金如有多余，也可以贷给非社员;二是尽量贷给从事生产的农户。 据中南局的调查，1952～1953年中南区个体农民从信用社获得贷款的情况。 1953年与1952年相比较，湘、鄂、赣3省10个乡的个体农民从信用社融资规 模增长了2.7倍多，广东省7个乡增长了77%，只有河南省9个乡下降了约10%，5个省26 个乡合计，个体农民从信用社融资规模增长了1.7倍多。与前文所述个体农民从私人借贷、国 家银行融资规模相比，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 下面再以江西省为例，看看1953年后个体农民从信用社融资变化的情况。

　　江西省1953年参加信用合作社的农户还不到30%，到1954年就已超过了 70%。对个体农民的放贷规模也是逐年迅速增加。1954年比1953年增长了71.1%;1955年又 比上年增长33%，比1953年增长近1.3倍。同时，贷出面也大大扩大，个体农民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户数的比重，从1953年的18.67%增加到1955年的43.39%，近一半的农户从信用社 获得贷款。相比较，信用社对个体农民的贷款规模已大大超过国家银行的贷款， 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个体农民的融资结构　

　　1953年与1952年相比较，个体农民从私人借贷融资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从33% 上升到约占40%;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发展最快，占个体农民融资的比重从1952年的不到8% 上升到1953年的20%多;1952年国家农贷在个体农民的融资结构中就已达到相当比重，而 1953年，私人借贷和信用社放款都在增加，国家银行对个体农民放贷规模却在下降，导致国家农贷在个体农民融资结构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不同的调查，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但表现的大体趋势是相同的，即:农 村信用合作社在个体农民融资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54年，湘鄂赣3省都达到了40%左 右，江西省在1955年超过了50%，成为个体农民的重要融资来源;国家银行的农贷占有重要 地位，但作用相对下降;私人借贷在个体农民的融资结构中，比重是逐渐下降的，1954年湘 鄂赣3省在30%～40%，江西省在1955年只有20%略多。　

　　结 语　

　　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农村新的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现代金融组 织的放贷在个体农民的融资中已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据湖北、江西等省的调查表明，到农业 集体化高潮前的1954年，个体农民从现代金融组织的融资比重已达到70%左右，湖南省稍 低，也达到近60%，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私人借贷已退居次要地位。笔者仅就接触的文献看， 尽管国民政府时期也举办过农贷和兴办过农村信用社，但成效有限。而新中国在建立短短几年 的时间里，农村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就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个体农民从国家银行得到的贷款主要被要求用于生产性用途，只 有少量的周转性贷款，并严格要求专款专用。信用合作社贷款的用途则比较广泛，主要包括: （1）农业放款（实），包括肥料、种子、农具、牲畜、农药、开渠、修渠、水车修理等;（2） 副业放款（实），包括农具制造、加工、运输、纺织、饲养、榨油、磨粉、商贩等;（3）其他 放款（实），包括婚丧、嫁娶、疾病、生活急需等。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兼顾消费用途。 在中南区，私人借贷主要用于消费，也有少部分用于生产经营。不同的融资途径满足了个体农 民在生产经营、生活消费等多方面的需要。 

　　个体农民从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获得贷款，不仅缓解了农村资金的匮乏，而且压缩了高息借 贷的活动空间。国家银行农贷的利率，用于农业生产的一般为7厘5到1分，周转性放款利率 为1.5分，　 ［10］　 并且农贷利率是逐渐降低的。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息要略高于国家农贷，并参照 当地的自然利率，但比私人借贷的利率要低，随着业务的开展，利率也呈下降的趋势。如据江 西省9个乡的调查，1953～1955年信用社放款利率的变化情况是:1953年最高为2.1%，一般 1.95%，最低1.3%;1954年最高为2.1%，一般1.9%，最低1.3%;1955年最高为2.1%， 一般1.8%，最低1.3%。　 ［11］　 建国初期，中南区从传统的民间借贷因袭下来的借贷利息一般是3～ 5分，在实际借贷中，既有无息低息的友情借贷，也有超过5分的高息借贷。随着国家农 贷的发放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开展，私人借贷部分被取代，利率降低，高息借贷更是大大减少。 

　　在个体农民的融资来源中，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作为正式金融组织，为了保障资金运转 的效率与安全，管理严格，贷款手续繁琐，强调专款专用，进入门槛高，因此，不能完全满足 各阶层农民多方面的融资需要。私人借贷作为农村传统的融资形式，其非友情借贷部分的确存 在高利贷倾向，但它又有信用评价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低的优点，加之金额不大、灵活 方便，与较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生产生活的分散性相适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生 存空间，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仍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生政权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在农村中建立起以 现代金融组织为主导地位的新的金融体系，这是由于新中国政府制定了扶助农民克服生产生活 困难、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并认真地加以贯彻实施的结果。同时，这也是由于新中国政权建立 了从中央到最基层乡村（县、乡、区、村）的具有高度统一性、权威性和高度控制能力的行 政组织体系，国家银行分支机构向农村的延伸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业务的展开都依靠行 政组织体系。在近代中国农村，现代金融组织活动的基础薄弱，缺乏相应的技术层面与文化层 面的积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只有运用行政的力量，才能在短时间里，在广大农村广泛建立 起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并迅速地开展信贷业务。　

　　［参引文献］　

　　［1］《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 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3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 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页。 

　　［3］湖北省农委:《农村借贷情况与活跃农村借贷问题（草案）》（1953年），湖北省档案馆SZ-18-40。 

　　［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三年来农贷发放情况》（1953年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档案，农村金融管 理局1953-永久-1。 

　　［5］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农村统计资料》（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9。 

　　［6］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湖北省第一个五年计划金融统计资料汇编（1953～1957）》（1958年12 月），湖北省档案馆SZ-J-755。 

　　［7］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南阳县李河乡农村经济调查总结（初稿）》（1953年12月），河南省档案馆　　 J11- 1-61。

　　［8］开封县双庙乡经济调查组:《开封县双庙乡经济调查总结（草稿）》（1954年元月），河南省档案馆J11- 1-62。 

　　［9］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吉安淇塘乡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8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X006-　　 2- 3。

　　［1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于现行利率的补充和修订》（1952年12月19日），湖北省档案馆SZ73-　　 3- 96。

　　［11］江西省委调查组:《关于全省（9个典型乡）经济调查综合表》（1956年），江西省档案馆X006-　　 2- 13。　 

　　［责任编辑:李强］ 

［作者简介］ 苏少之，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430064;常明明，教授，贵州财经学 院，550004。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05BJL05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