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中说：

　　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1999年12月1日）予以摘报，甚至德国《BERLINER CHINA—HEFTE》、香港《星岛日报》（2001年8月26日）也予以转载。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年至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12]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等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1966年到1978年，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13]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研究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2、“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3、“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主要观点是：1、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3、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4、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邓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 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4]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题为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1970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15]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 “文革”十年既有欠帐，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二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1979－1984连续五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