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购统销是临时之计还是长久之策

　　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最初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是为了解决严峻的粮食供销矛盾而实施的。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陈云对实行这一政策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发言，对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实行期限作了明确解释。他说：“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 我们认为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一方面, 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另一方面, 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 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32]这就是说，即便将来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充裕了，对这些物资的计划收购也不会放弃，因为这是杜绝资本主义的必要措施。

　　计划收购是长期的，不会轻易取消，那么计划供应是否也是如此？陈云认为：“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这就是说，计划供应是暂时的政策，将随着物资的极大丰富而被取消。但陈云又清醒地意识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 并不会很快到来”。在他看来，粮食、油料、布匹的原料等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短期内是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希望粮食、油料、布匹的计划供应，会很快取消”[33]。

　　在随后的一些讲话和报告中，陈云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类似观点。1955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认真分析了导致当前农村情况紧张的原因后断言：全国粮食形势至少还要紧张十年，统购统销政策短期内不会动摇；粮食问题的长期性决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长期性。随后，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解释说：“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情况，当然就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加粮食生产的最根本的道路，是发展农业的合作化。”[34]陈云将大规模提高农业产量寄希望于农业合作化，但认为按照当时的发展速度，合作化运动短期内不容易实现[35]，故统购统销政策难以短期取消。尽管后来中国农村在短期内实现了合作化，但由于多种因素，农业生产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紧张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故统购统销政策不仅没有取消，反而更加强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云关于统购统销政策的长期性的分析和判断，成为当时比较权威的解释。中共中央在宣传这一政策时，也反复强调，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过渡时期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期的，因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也不会是短期的；“过去的一切工作，还只是顺利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开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农村经济完全实现集体化以前，粮食问题将始终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我们国家这一新的粮食政策，也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所必需采取的一项较长期的措施，摆在我们面前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仍然还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36]

　　对粮食、棉花、纱布和食油等实行统购统销，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是在中国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措施。即便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仍然较为普遍地认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强调“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我们国家粮食工作的根本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粮食分配制度。”[37]甚至强调说：“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坚持执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安定人民生活的一个有力措施，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在实现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不能削弱，还必须进一步加强。”[38]

　　陈云在较长时间内是赞同并坚持这一政策的。他在1981年12月22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农业经济是全国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39]1982年11月16日，他仍强调：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粮食的统购统销，少说五十年以内不能改变。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好转。进口粮食要受到港口、铁路运输等条件的限制，一时也很难再增加多少。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那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因此，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40]

　　五、简短的结论

　　毋庸讳言，统购统销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薄一波晚年就此分析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因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剌激作用。这种弊病在‘一五’期间就表现出来，1958 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41]陈云在1982年初的中央会议上提到农业经济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日益丰富，国家逐步地取消对这些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于是，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废止。

　　尽管统购统销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正如薄一波所分析的那样，“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42]。因此，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利弊，要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价，要充分认识到该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农民兄弟在此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方面，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有五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43] 。正如陈云所说：“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 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