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承担着连通疆域、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职能,其正常运转需要区域间和行业内各部门的联动。因此,如何使其迅速恢复运转,是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从全局出发,分步推进,逐渐实现了对上海地区铁路系统的成功接管,不仅很快恢复了铁路运营,而且进一步将铁路改造成人民铁路。对铁路的接管工作,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少1。笔者不揣浅陋,以上海铁路的接管为例,对铁路接管与改造工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接收时的办法:原封不动,整套接收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至此,全国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南北物资转运中心顺利解放。为保证上海工商业及城市公共系统免遭战争破坏,再加上“对城市情况不熟悉,对接管工作本身准备的力量不够和各企业中的工人一时还没有密切联系”,所以,只能采取稳健的方针,“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1]上海市军管会按照《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和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必须一律接管。我们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时,应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必须严格的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机构”。[1](pp.4∼5)
关于铁路接管政策,早在1949年1月4日陈云给中共中央并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就提到过:“我占平津后,关外与华北的铁路不久即通。预计平汉、津浦逐段修复的结果,通车线路随之增加。在此情况下,关内外其他财经工作,尚可暂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地方性,但铁路管理与调度,则凡属通车之处,均需保持统一管理与规定,才能避免由于调度不统一而产生的贻误军运和浪费运输力的现象。”[2]这说明,陈云早就充分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在制定接管政策时就强调对铁路要保持“统一管理”。按照这一原则,上海的铁路接管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上海解放当天下午即恢复发售火车票,次日火车就开出了上海,铁路迅速恢复了运转,这主要归功于对京沪区铁路管理局的成功接管。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铁路干线,于1946年3月成立,管理京沪(沪宁)、沪杭甬两干线和淞沪、虬江码头、日晖港等支线,线路总长1103.15公里。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下辖的铁道处负责接管。在接管过程中依照“先接后管,放宽尺度,推动原有机构恢复业务,逐步改进的方针”开展工作,恢复通车,[3]保证了铁路正常运营,同时对在解放上海过程中损毁的铁路线路进行修复。由于坚持了上述方针,并“集中了全力进行接管,不仅接管了铁路、资财、技术人员,而且接上了地下党同志与党的组织”的联系。[4]为了能够整套接收、迅速恢复运营,铁道处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将具体接收过程分为机构接收、人员接收和材料接收三部分。
接收京沪区铁路管理局机构的工作顺序是先接收机关,后至现场。铁道处强调,对于站段的接收尤须慎重,要做充分的准备,并宣布执行要特别迅速,进而保证整个铁路运输机构的完整性。由于京沪区铁路管理局所辖各线城市解放时间不一,“南京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杭州于五月三日,南昌于五月廿二日,上海则于五月廿七日全面解放”,因此“各地铁路机构——包括公务机构都是由党的军管会接管”。[5]“在上海军管会方面,除伪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及其所属上海区内各级机构外,又接管了伪平津、平汉、津浦、陇海、粤汉、成渝、浙赣、台湾等各铁路的驻沪办事处,伪交通材料储运总处,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及钢铁配件厂伪审计部驻路审计室等机构”。[3]除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下辖石塘湾至南京间的各级机构外,南京军管会方面还接管了“南京市铁路管理处,伪交通部铁路总机厂,伪交通部铁路联运处,伪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及伪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各铁路驻京办事处等机构。随后更接管了商办江南铁路公司和伪首都铁路轮渡段”。[3]杭州军管会方面“除接管了沪杭路嘉兴至杭州间各单位伪浙赣铁路局及其所属一部分附属单位外,并接管了钱塘江桥工程处,浙江省轻便铁道筹备处和浙赣路局代办的闽赣铁路筹备处”。[3]1949年8月1日,上海铁路局成立,设置了南京、杭州、南昌3个办事处,陆续将沿线各机构从各地军管会接收过来。
由于缺乏接管人员及技术人员,铁道处即先由原机构编造物资和档案、文卷的清册,“然后由接收方面清点接收。清点工作系由军事代表及工人代表与原有人员共同办理”。[5]以铁路电务工作为例,上海解放后,军管会便派驻军事代表指导工作、进行宣传,在新制度未颁布之前,依照原有制度恢复生产业务,至“六月一日成立清点小组,六月四日开始清点,七月四日完成接管”。[5]机构的整体接管,保证了铁路系统的完整性,在不打碎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完成了机构性质的转变。
在铁路接管工作中,人员接收工作极为重要。“由于参加接管的干部并不多,在业务上也不熟练,一面接收,一面即时转入管理,是有困难的。所以采取了先管后接的方针,首先安定人心,借发工资,利用原有人员机构,把业务恢复起来,这样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推动业务,然后慢慢再抽出手来,进行接收清点工作。”[3]在人员接收方面按接收时的员工人数统计,共接收了职员10877人、工人28000人,合共38877人。[4]为贯彻“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接管办法,中央和华东局一再指示要慎重处理旧人员。在接管时,“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份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6]华东局结合上海市接管情况,特别做出指示:“各地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原则,命令各接管机关,凡有旧人员回来报到,声明困难,要求安置者,应一律负责收容,设法安置。”[6]铁道处根据指示,在对上述人员进行检查筛选后,共留用35119人。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表1留用人员分布情况表下载原表
单位:人
说明:表中员司是指接管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及其下属各办事处除工人外的普通职员和管理人员。资料来源: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和总结(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2。
接管后整个铁路系统,留用人员占总接收人数的90.33%,其中职员占总接收人数的22.33%,占留用人数的24.72%;工人占总接收人数的68.00%,占留用人数的75.28%,[3]绝大多数员工得以留下继续为人民铁路工作。
在接管过程中还接收了众多物资器材,这为及时恢复铁路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解放时,为防止国民党撤退时搞破坏活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及积极分子准备成立员工纠察组。1949年4月28日上午11时,员工纠察组开始进行筹备,成立之初人员缺乏,但随着解放军的不断胜利,纠察组人数不断增多,“自五月一日起,纠察员人数已达六百人以上”。[7]
员工纠察组以“团结全体职工、保护职工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职工解放为宗旨”,具体工作是“反对迁移、撤退,防止破坏、浪费;调查及监视本路国民党特务反动分子,并搜集其罪行及证据;加强学习,提高技术,随时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收集资料,准备协助接收管理;扩大组织,提高觉悟,争取真和平,迎接解放军,领导全体职工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7]接管前期,员工纠察组的成立保护了资产,稳定了车站秩序,防止了敌特分子对铁路财产的破坏,使接管时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和财产损失。得益于这一工作,铁道处顺利接管了各种物资,主要包括“房地产业,各种交通工具,各种机具,金银款项,电讯器材及其他物资与家具设备什物等,以及原有各种文卷、档案、各项资料、图书刊志、统计图表等均由各级被接管单位负责造具清册,经军管会派驻军事代表或军事联络员的证明,完成接管手续,并发动职工组织清点与抽查”。[3]
对机构、人员和物资的接收是保证上海解放后各线路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解放伊始,面对敌人在海上的封锁,机构的完整是铁路运输的组织基础;相关技术及工作人员的充足是铁路能够安全运行的技术保证;较为丰富的铁路物资是及时恢复铁路运营的物质前提。因此,“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基本办法,切实保证了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转。
二、接收后的管理:稳定人心,安定秩序
完成对上海铁路机构的接收后,自1949年6月铁道处开始管理该区域的铁路。就“上海区的工作范围来讲是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这一中心地区由于经过帝国主义百余年来的经营与垄断,以及国民党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两者结合在一起,因此,反映在职工的思想情况上,是有敌人的深厚影响的,这是我们工作中艰苦的一面”。[8]与此同时,尽管军管会实行了“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但接管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一、组织上的紊乱不统一;二、员工的思想比较复杂混乱;三、机构不健全,而且腐败;四、我们的主管力量比较薄弱”。[4]此外,由于员工长时间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对共产党相关接管政策不了解、不熟悉,不能安心工作,加上敌特造谣导致部分员工在立场上摇摆不定,对协助军管会的接管工作持观望和怀疑态度:“过去从北洋军阀时代到国民党时代,每一朝代改变都没有变动,共产党来了,他们知道将有变动,然不知是如何变动法”。[4]针对这些问题,铁道处在保证铁路领导权和人事权的前提下,以稳定人心、安定秩序为基本原则,对人员和机构进行接收管理。
(一)安抚情绪、稳定人心
接管初期,在接收和清退旧人员上出现了一些偏向,如单纯的财政观点,即为减少财政支出而精简人员;通过行政命令直接辞退;遣散费发放不统一等。这种偏向“只考虑了接管机构的方便,而忽略了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秩序,未掌握争取和改造大批旧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方针”。[9]随着接管工作的不断深入,军管会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放缓了精简工作,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安抚职工情绪、稳定人心。
第一,慎重处理铁路员工铁路员工的接管与其他人员接管有很大不同,他们拥有相当的经验和技术。因此,铁道处如何安抚有经验、有技术员工的情绪以及稳定人心是接管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铁道处“在领导上采取了极端慎重的处理方针:原有员工,绝大多数是有铁路经验和技术的,必须好好地运用。因此坚持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而不轻易为了单纯财政观点放弃这一方针。所以在各地各机关都普遍闹着裁员的时候,很冷静的根据原则作了适当的人事调整,因此大大安定了人心,对克服业务困难,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3]此外,铁道处还“集中了千余一技之长的人员的训练与进行改造,全路各处等技术工程司2计有四四一人(技正一、技佐一、技士二、总工程司一、副总工程司四、正工程司九二、副工程司一一五、帮工司二二五)”,[10]对这些技术人员进行改造教育,培养他们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和献身于新社会生产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同时,为了“迅速恢复交通安定职工生活,在新薪资制度未正式确定前,采取原职原薪的政策,暂按旧标准重新划区,每月分上下期两次核发工薪”。[9]这种策略稳定了职工情绪,对保证铁路运营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肯定了铁路员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上海铁路系统有大量员工,如何确定旧技术人员的阶级属性,这对于他们正常工作非常重要,也直接关系着接管工作成功与否。铁道处接管人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但“过去在农村中主要对象是农民,今天是铁路员工。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劳动人民……不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的才是工人阶级,只要主要靠体力或脑力赚来的薪金来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职员也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与过去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对立的情况不同”。[10]这表明在上海铁路接管中将脑力劳动者也划入了工人阶级的范畴,对于稳定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广泛宣传、加强学习
第一,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由于上海铁路员工深受旧思想的影响,因此,必须“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以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消除顾虑,解释政策”。[8]宣传教育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A形势教育:从革命的发展谈起,运用活报、秧歌、报纸各种刊物,在职工中奠定胜利的信心,击破敌特的造谣,同时进行阶级教育。B政策教育:使得职工群众知道现在的工作应该如何做?为什么如此做?同时贯彻主人翁的思想。”[8]
第二,将部分旧人员送至职工学校进行学习在接管开始时,遣散、离职人数为3758人(内含遣散2908人、退休97人、离职559人、开除194人)。至1949年9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就处理旧人员问题发表讲话后,铁道处遵照上海市委关于对待旧人员的处理方针,采取慎重的态度,停止随意遣散旧人员。同时,上海铁路局“妥善安置大批已遣散的员工,并贯彻整编精神,达到教育改造旧员工的目的,十月份我们便积极筹设杭州铁路人员训练学校(附设在浙江省干部学校内,为第二部)专门招收解放后经本路遣散的员工,迄今尚未就业,生活困难者”。[3]随着安置工作的推进,到杭州铁路人员训练学校进行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多,这部分人员经过教育改造,逐渐成长为铁路建设需要的人才。“杭校已有学员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一般学习情绪还高,因而达到储备人才,改造教育旧人员的目的,可以准备迎接新铁路建设的需要。”[9]另外,对于未遣散的工人,上海、杭州、南京、戚墅堰3等地也分别举办职工学校或职工训练班,加强接管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学员人数分别是:上海举办2期共900人、杭州467人4、南京举办4期共1026人、戚墅堰举办6期共415人。[10]
通过学习教育工作,既安定了旧人员的情绪,稳定了社会秩序,又强化了旧人员对新政权的认识,促使他们完成了由旧铁路职工向人民铁路主人的身份转变,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
(三)调整管理机构
在接管工作完成之后,铁道处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铁路运营、稳定铁路秩序,进而为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因此,为迅速投入运营,铁道处在借鉴旧系统有利于人民铁道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加以适度调整,进而加强党的领导以体现铁路机构之新面貌。
上海铁路局是以京沪区铁路管理局的组织机构为基础改组建立起来的,主要通过对原有机构的调整与合并,即原则上业务机构不变,对职能重复的进行合并管理。如“总务处和秘书室合并改组为办公厅,人事室改组为人事处,号志管理所与电信课合并改组为电务室,营业处和运务处改组为车务处。工务处和轨道总管及修缮总厂合并改组为工务处,机务处和材料处亦均分别改组,会计处改组为财务处”。[9]经过机构调整与合并,消除了原有机构内部的冗员,清理了一部分闲散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机构调整,确立了党的领导,强化了机构人员的工作能力。以人事处为例,“本处原系伪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人事室所改组,接管之初,本处采用分权的三级制(局—处—段厂),业务与人事管理的重心在各处,故人事室仅为行政首长的事务机构,办理些承转登记事项,权职既小人员亦不多”[9],自铁道处接管后,“为了掌握政策,达到组织劳动力,充分发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即在八月一日起将人事室改组为人事处,分设人事、奖惩、教育、工薪等四课,并致力于本局各级机构之改组及整编,改分处制为集中全局管理以加强厂段站的基础领导”。[9]经过调整的人事处,“逐步做到得以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并由被动的事务主义逐渐转变到主动积极的掌握政策,成为高度集中的人事领导机构”。[9]
留用旧人员并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及对旧管理机构的调整,均展现出军管会在接管过程中的灵活性,在一段时期内延用某些旧方法、使用部分旧人员,既保证了业务机构的平稳过渡,也为恢复铁路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更为后续进行全面改造奠定了基础。
三、接管后的变革:调查研究,逐步改造
随着接管工作的不断深入,军管会对旧铁路系统内部各项事务逐渐了解,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开始对旧铁路系统进行改造,加强了对上海铁路局人事、业务的管理,使其能够更好地符合新社会的需要。这种管理和改造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人事、机构变革
第一,人事整编只有处理好旧人员、安顿好新人员,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最大效能,才能够保证铁路运输业务和基建业务的顺利开展。因此,在接管之后,军管会对新旧人员进行了人事调整,争取“去的明白,留的清楚”。这一调整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各级干部的调整与配备,分为旧人员的处理和接管干部的调整;另一方面是精简旧人员。
干部调整与配备遵循的原则是“换头去尾,变更组织”,即先将各处室原有的主要负责人换掉,再进行组织人事变革。“如各处处长以上行政人员三十四人内即有干部二十三人,办、材、人、电、工等单位及各段厂总站等单位或主要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均派我干部担任,同时遴选一部分思想较先进、业务熟练的人员充任”。[9]对于旧人员亦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争取留用,“凡政治清楚有技术和工作能力者留用,能力差不能胜任原职者,降职使用,虽有技术但政治问题未搞清者,暂不可委以实际职责,而令其专管技术工作”。[10]在安排新干部的同时,对接管干部内部也进行了整编,“对于老弱残废,荣誉军人,新解放区来的,业务上无技术,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甚至闹思想问题不起好作用的,应分别处理,一部分去学习,一部分去老解放区,有的分配农村工作,有的南下,有病的,予以精神安慰和生活照顾,避免推出门不负责的偏向”。[6]
精简旧人员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7∼8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铁道处秉承的方针是“凡转业军官、特务分子、国民党党部黄色工会负责人及无技术专长,拿干薪并有特权的份子,即予免职”,[9]对精简人员的态度十分慎重,确定编制后对他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自9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就处理旧人员问题发表谈话后至1949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作是设法安置被遣散的旧人员,一部分送至杭州铁路人员训练学校进行学习,另“一部分技术人员调铁道部分配工作,及一部分行车和站务人员介绍至太原铁路局工作”。[9]
第二,机构变革自1949年下半年开始,上海铁路局裁撤了某些旧机构,成立了一些新机构。内部裁撤了4个机构:警务处、福利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和员工体育会。[9]外部也裁撤了众多机构,如浙赣线裁撤了浙赣铁路联合公司理事会、力行公司、员工训练所、玉山办事处、九江办事处、梁家渡桥工程处、南浔和玉浔两警务段、南昌装卸事务所、南昌服务分所、赣江桥渡工程处南昌通讯处;宁芜线裁撤了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会、员工福利委员会、交通月刊社和警务室。此外,还裁撤了华南铁路调度处上海办公室、粤汉路上海办事处、平汉路驻沪办事处等一批各路驻沪办事机构。[9]在裁撤旧机构的同时,上海铁路局成立了政治部和公安局,加强了党的领导,促进了铁路秩序的稳定。总体上讲,机构变革遵循的原则是尽量保持业务机构的稳定,裁撤与生产无关的机构,成立政治部和公安部,实现党对铁路系统的绝对领导。
(二)基层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建立
组织建设是增强铁路员工的归属感、改变旧风气的重要举措。积极建立各种基层组织,团结铁路工人,依靠群众是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海铁路局通过建设基层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逐步完成对旧铁路系统的改造,实现对人民铁路的管理。
第一,加快铁路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在日常工作中的领导这主要包括党支部的公开情况和建设基层党组织两方面。就党支部的公开情况来讲,党员干部是领导和联系工人群众的主要力量,公开党支部的情况对加强党员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有重要意义。至1949年6月,上海铁路局所辖地区公开党支部情况如表2:
表2各地党支部公开情况下载原表
单位:个
说明:戚厂即戚墅堰铁路工厂。资料来源: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公开党问题的决定和建团工作的决定(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5。
从表2可以看出,南京办事处党支部只有1个未公开,而戚墅堰铁路工厂则只公开了1个,两者相差较大。在63个党支部中,近50%的支部得到公开,这对发挥党在铁路系统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在建设基层党组织方面,上海铁路局积极成立各生产单位的基层领导小组,“凡有三人至五人的党员应成立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均不能例外的要过一定的组织生活,执行支部决议与组织制度”。[11]至1949年10月20日,上海铁路局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如表3:
表3上海铁路局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下载原表
单位:人
说明:1.地方党员是解放前既有的党员人数。2.外来党员是解放后进入上海铁路系统进行接管的党员干部。资料来源: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年度计划总结、报告及华东局的批示(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
通过表3可知,上海铁路局党委有党支部96个、党小组509个、党员2614人。上海铁路局各下属单位均建有党支部及党小组,这就为基层党员过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引导群众积极进行铁路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二,建立青年团组织由于“铁路的青年职工,是一个最重要的生产建设力量,应立即地把思想纯洁、工作热情的青年职工,迅速地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自愿的带头开展生产建设运动”。[10]因此,自1949年9月始开展青年团的建设工作,为保证顺利建立团组织,采取了由点到面的策略,即先在上海职工学校、上海机务管理段和戚墅堰铁路工厂三个地方重点建设,取得成功经验之后,于11月在上海铁路局全面展开建立团组织工作。至1949年底,青年团员已发展了2056人,占全路青工总数的23.16%,成为党的有力助手。[4]
第三,依靠工人阶级组织建立工会“解放初期,首先公开了地下职工联合会的组织,以推动抢修、清点、接管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发现积极分子。至八月份,相继成立了厂、段、站工会的筹委会,九月底,成立全路筹委会。”[3]随着群众运动的不断开展,“在评功运动的基础上,与全路庆功大会同时,全路工会亦已成立”,至1949年12月已有6个分会,123个基层工会,会员32616名,占全路职工的92.5%,培养了工会干部212人。[3]工会建立后即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发行了许多刊物,极大地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振奋了工人的工作情绪,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调度、维护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上海解放第二天沪宁线即通车,至9月底各线路相继完成抢修工作,但这一过程进展得并不顺利。1949年7月,敌人开始轰炸扫射,仅7∼9月,全路被打坏63辆机车,其中最多的一天被打坏10辆,伤亡员工32人,使运输效能大大降低。[4]面对这种状况,上海铁路局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第一,成立机调室,建立各种调度机构国民政府时期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仅派机务联络员驻在行调室负责联络机车及检修调度,根本没有专门的车辆检修调度组织。解放后,上海铁路局于1949年8月召开了机车调度暂行办法会议,并开始向“沪宁沪杭甬机务段调用青年司机员,开始筹备本局机调室,开始做机车十八点报告,并每日向北京铁道部5机调室转报告,九月份开始召开机调训练班,调南京杭州二办事处所属各机务段人员到局训练,十月一日起成立南京及杭州机调分所,同时为配合玉山行调期间,成立玉山机调分所,由杭州分所领导,十月份又调南昌办事处所属机务段人员到局训练处,十二月份成立调度分所,到此始统一全路机调机构”。[5]机调室成立之初对全路机车掌握不准,效果不够明显,随着不断健全组织以及推行负责制,使机车运用效率逐步提高,12月的日车公里达到了229.3公里,客列车技术速度自10月起每月在进步,总走行公里由10月的586000余公里增至12月的8390000余公里[5],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
第二,实行新的养路方法接管初期,受战争及恶劣天气影响,各条线路年久失修,枕木腐朽及道砟缺失现象严重。“枕木在宁市线内(全段包括侧线共十八公里余)腐朽不堪使用者达二万六千余根”[5],而宁市线之道砟亦有十余年未曾补充。在军管会接管后,调整养路基层组织并从10月开始推行新养路工作法,建立养路负责制对线路进行修补工作。首先是研究新养路工作法,将各种养路班合并,勤杂人员也分配到实际生产工作中,“再由全路工务会议将新养路法介绍到各级基层,建立起事前调查、计划、分配人工及事后检查等工作方法的思想,然后逐步深入地推行”。[5]其间,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工作队的工人来沪示范,使局内员工充分掌握了新的养路护路方法,学会了包修、包养、包检的“三包”制,加强了对铁路线路的维护。以浙赣线为例,一是行车速度,由原来的时速24∼38公里提高到40∼55公里。一是消减徐行,“已由解放时的桥梁限制速度四五处减少到二三处了”。[5]而沪宁、沪杭线自实行养路工作负责制后,在该两线的行车事故中,由于工务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的仅有4次(10月2次、11月1次、12月1次)[5]。
第三,全面推行负责制在军委铁道部的领导下,“新制的人民铁道建设思想即全面推行负责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上海铁路管理局实行机车包承制、养路工作负责制、建筑工程负责制、桥涵工程负责制、材料负责制等。其中养路工作负责制分为建立道班工作负责制和建立道班工具、材料保管及使用负责制、建立经常查道负责制和建立学习小组;建筑工程负责制分为修缮工程负责制和新建工程负责制;材料负责制包括预算、筹划、发料、运料、收料、请购、报销、料账、保管、点验整个过程。通过推行全面负责制,能够将责任落实到单位和个人,既保证了铁路工务活动各个环节之间的质量,又提高了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通过对人事、机构及生产经营工作的改造,上海铁路局从人员到管理方式逐渐符合了人民铁路的要求。这种变革是前期接收与管理的最终结果,也是党全面领导铁路系统的必要前提。
上海铁路的成功接管,体现了人民政府接管和改造铁路系统工作走向成熟。接管过程中,上海军管会从顺畅交通、稳定社会秩序出发,首先,抓住了接管铁路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即领导权和人事权问题,为实现对上海铁路系统的管理奠定了基础。其次,囿于管理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缺乏,在接管初期,创造性地改造旧机构,将旧人员为我所用,在稳定人心的同时达到了迅速恢复铁路运营的目的,体现了人民政府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尊重铁路建设和营运规律的精神。最后,在原有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对组织人事进行全面改造,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而完成了向人民铁路的转变。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铁路接管工作的成功,使铁路运营迅速恢复和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参考文献
[1]方晓升主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65页。
[3]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和总结(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2。
[4]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年度工作计划、总结(1950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9。
[5]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机务、工务、电务工作总结(1950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1。
[6]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人事、组织的计划、总结(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4。
[7]《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工会员工纠察组工作总结报告和章程(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6。
[8]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年度工作报告、总结、决定(1950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31。
[9]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接管以来人事、整编工作总结(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2。
[10]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年度计划总结、报告及华东局的批示(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1。
[11]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公开党问题的决定和建团工作的决定(194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2.14-5。
注释
1与铁路接管相关的文章仅有李春明的《献给新中国铁路60年:刘建章与接管北平铁路》(《铁道知识》2010年第1期)和杨星明的《我军接管东北铁路纪实》(《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8期)等回忆类文章。
2即工程师--作者注。
3位于江苏常州,建有戚墅堰机厂,解放前隶属于京沪区铁路管理局,解放后更名为戚墅堰铁路工厂。
4杭州地区缺少具体举办期数的数据。
5此处北京铁道部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驻地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1954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作者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