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30余年，其间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也遭遇了严重的错误，经济发展出现过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出于各种立场、动机，也密切关注着大陆的经济发展，并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整理、分析这些与大陆地区研究视觉迥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反思大陆地区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以资以后经济建设借鉴，更有助于对宏观社会发展策略的反思与改善。同时，作为一个学术史的研究和整理，也可以了解港台地区学术演变与两岸三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做了初步的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概况

　　1949年至1979年间，由于受各自地区政治气候的影响，加之大陆同港台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策略差异很大，港台地区研究者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大陆经济发展除少量的、局部的肯定外，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一）经济体制。对于1949年至1979年间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港台地区研究者认为有不可弥补的缺陷。首先作为经济体制核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产生腐化官僚作风、贪污、经济犯罪、特权横行的根本原因，也是破坏经济最有力的力量。”其次，“经济制度过于中央集权化，经济计划的制定及执行脱离现实；强制性的指标，束缚了经济发展”。[1]

　　（二）农业。港台研究者大都认为，大陆的经济发展策略是“集中投资于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国防有直接关系的钢铁及机械制造业，牺牲农业”。[2]

　　在农业管理体制上，港台研究者大都认为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对农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人民公社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分配上的问题，严重的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困苦。[3]

　　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这一时期的大陆农业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农地面积的扩大；山地河川的整理；土壤的改良；机器耕作的推广；为防旱、防灾、防霜、关于地理及气候的研究；水利、电力、机器、肥料等‘四化’运动的推进；各大牧区――内蒙、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和自治区――灌溉、贮水设施的建设、整理，使牧区的人群得获定居，仍算是颇为切要的”。[4]

　　（三）工业。港台学者认为，在工业发展策略上，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有所偏差，“严重地犯了‘重重轻轻’的错误，”[5]

　　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港台研究者认为有很多弊端：推行单一公有制；国家对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企业实行统负盈亏，企业无权无责。故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普遍陷于僵化；条块分割”造成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严重阻害专业化，大大降低经济效益；在经济活动方面，只讲求总产值增长，不计经济效益；只重实物分配，不重商品流通；否定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能，价格只作为计量手段，不讲等价交换，无法反映生产成本、市场供需、质量差异、地区差异与季节差异，直接妨害企业经营，间接造成浪费；在分配上提倡平均主义，盈亏一视同仁。对职工忽视物质奖惩，工资长期冻结，造成工人磨洋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6]

　　但港台研究者也认为， 1949年至1979年间工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经过30年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接近世界最先进国家。[7]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投资还是取得了应有的回报。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就已经“奠定了重工业基础”。[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去一百余年中国一直落后的事业如钢铁、机器、电力、石油、化学、航运、边疆交通、农业机械和水利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是不可抹杀的”。[9]

　　（四）重大经济事件。

　　国民经济恢复。欧阳正宅认为，这一历史时期是大陆国民经济奠定基础的时期，极为关键，工业和农业主要的产量，除个别外，都超过建国以前的水平。[10]

　　另一方面，也有负面的评议，认为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对于土地改革，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共的‘土改’，乃实施阶级斗争，目的是争取贫雇农的支持，透过残酷的清算斗争，彻底铲除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法制度，破坏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目标是为了实施农业集体化”。[11]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主要成绩，港台学者多数还是承认的。邓辛未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达成四项成果：（1）是重工业基础的建立及与战争有关的钢铁、石油、电力、机器、水泥、机器等工业均有相当显著的发展，（2）是内陆新工业的形成；（3）战略交通网的发展，为适应全面备战的需要，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对战略交通线的构筑，全力推行完成铁路五千公里；（4）经济集体化的完成。[12]

　　台湾地区研究者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虽有肯定，但仍属有限，更多的还是批评与否定：“各项生产及投资指标的设定，违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原则，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脱节”。“首先严重脱节的是农业发展远落于工业之后”；“第二个严重脱节的是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发展的不平衡”。[13]

　　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台湾学者更是彻底否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大陆一亿数千万独立耕作的农户，改变为土地公有、集体经营、吃大锅饭的集体耕作。打破农民发家致富的美梦，并消灭其劳动诱因”。[14]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大陆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消积的影响：“（一）摧毁大陆民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十八年来大陆工业产品陈旧落伍，生产效率低落，也毫无经济效益，这就是中共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结果，也就是消灭私有制度的必然性。（二）大陆上有数千年光荣历史的手工业，亦因这一改革而一蹶不振。”[15]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台湾地区研究者的批判连篇累牍。“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在大跃进中，用土法生产了约二百万吨的钢，都属废料。[16]在土法炼钢的过程中，“大规模砍伐树木，对大陆森林及水利形成大破坏”。[17]台湾地区研究者估计：“大跃进”对大陆经济的破坏，约达人民币1000亿元。[18]在农业方面，大跃进中的水利工程“缺乏地质调查与工程设计，严重破坏河川的自然灌溉系统，致黄河流域有二亿亩农田碱化。”“人民公社”导致农民生产情绪一落千丈。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大陆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同时引发了饥荒，“农村人口大量死亡，据孙冶方的分析，三年中大陆上死亡人数约增加一千万人”。[20]

　　国民经济调整。港台研究者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效果大致予以肯定。“到一九六五年，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至一九五七年的水平”。[21]除了工农业生产恢复之外，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国防生产的推展工作相当迅速，从一九六三年先后成立四个机械工业部，分别负责电子、大炮和重型武器、造船和海军装备、飞机和火箭的制造。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引爆第一颗核头，成为世界核子国之一”。[22]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港台地区学者认为“当在人民币三千亿元以上。”[23]

　　不过，港台研究者对“文革”十年期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整顿经济秩序的努力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周恩来和邓小平相继制订“关于坚持工业计划，加强经济通知”（简称“工业十条”）、“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工业二十条”）。以整顿工业企业，纠正‘文革’以来大陆工业方面发生的偏差和混乱现象。[24]

　　文革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冒进。港台研究者一致认为1978年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是又一次“大跃进”，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有：“（一）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建筑材料供应不足，施工期普遍延长，造成人力及资金大浪费。（二）各部门争取机器设备，大量向国外进口，出现十三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外汇存底迅速下降。（三）因为缺乏技术人员，机器进口后无法使用，积压大量资金”。[25]

　　二、港台地区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中几个代表性观点的评析

　　1、关于1949-1979年大陆经济体制是否严重束缚经济发展。

　　港台学者普遍认为，1949至1979年大陆实行的经济体制给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严重阻碍了大陆经济的发展。[26]

　　显然，这种看法受到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很大，这种全盘否定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诚然，这一段历史时期大陆的经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经济发展也遭受很大的挫折，但也绝非台湾学者所言无可取之处。事实上，大陆经济发展的成绩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05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1980年的6.7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而1980年前后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27]试想，如果大陆地区经济体制真的象港台学者所言一无是处，怎么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是考察其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实行的经济体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对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后来的效果来看，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速度上过快了一点，所有制过于单一。正如邓小平所言：“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28]但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消灭剥削制度的尝试，是人类探求平等的一次积极的实践。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或如港台研究者所言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使得国家能够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办大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两弹一星”的成功制造，等等一系列的成就，都是受益于这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