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自建立以来，一直在进行艰辛的探索。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相继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然而，十多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完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最近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这一问题都有大量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计划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我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用计划调节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个突出的弊病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效率不高；而市场在对各种经济信号的反应上却恰恰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江泽民同志早在十四大之前那次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i]

　　在十四大之后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ii]另外，在前面提到的十四大之前的那次讲话中，他还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市场就是全面的万能的，也不等于计划经济就一无是处，相反，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和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调节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泽民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iii]“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iv]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v]他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vi]“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vii]这就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理解，这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viii]“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ix]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呢？从政治上讲，最基本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是四项基本原则；从经济上讲，最基本的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正是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x]“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xi]“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等任务，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xii]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基本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此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些都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xiii]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xiv]“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制度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优势。”[xv]

　　其次，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有的在程度上，例如，在耕地、淡水的人均占有量上，甚至还有所加剧。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xvi]“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xvii]

　　再次，说到经济体制转轨，这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的范围、形式也尽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xviii]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计划调节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它虽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也不是与计划经济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之后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