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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
发布时间: 2009-09-15    作者:杨祖义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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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1991年和1999年是中国区域战略大调整的转折点,1991年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其基本经验对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 区域经济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3-0050-10

[收稿日期]2005-11-17

[作者简介]杨祖义,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60。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看,1991年和1999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与转轨的转折点,中国政府在1991年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始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1999年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层面上看,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本文主要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与改革的现实和历史背景、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与演变的历史轨迹、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及后果,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

 

一、区域发展战略大调整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分析

   1979~1991年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出现了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显著特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拉大。尽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是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曾出现的共同现象,也是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与梯度式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但是,长期持续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不利于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政局稳定。实际上,l979~1991年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已经产生了一些消极效应,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加剧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其次,强化了地方利益,阻碍了统一市场形成;第三,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治理和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带来的消极效应,已成为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重大问题。

   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文化环境、政策、体制等方面原因,抓住了发展机遇,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对外开放的速度慢,社会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不但没有从世界经济发展中得到多少利益,反而其发展的条件还因国内经济向开放型发展而被恶化,进一步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尽管从9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开始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呈扩大的趋势。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由1995年的2.3:1,扩大到1999年的2.4:1。1986~1999年,东部与西部人均收入绝对差额由132元变为2022元,收入之比由1.15:1变为1.4:1。1996年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人分别为5880元和4397元,西部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东西部分别为2956元和1493元,差距更为明显。[1]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部地区不断遭到境外“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骚扰,使得原本已基本解决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又一次突出出来。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实施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也是影响区域战略转变的重要诱因,它直接影响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适时出台。自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曾持续出现负增长的态势,由此导致国内市场消费低迷,商品库存增加,企业亏损扩大。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有效需求不足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直接相关。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近60%,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占40.4%。1999年,中西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179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6%、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7.3%。[2]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将可以增加消费需求5995亿元;如果能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将可以增加消费需求14586亿元。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市场的潜力很大。显然,要启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市场,关键是要加快其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将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投入,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既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将有助于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

   总之,历史与现实呼唤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与转轨,从非均衡型战略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转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90年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全方位开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基本特征。这一战略的推行并不是对以往发展战略的否定,也不是以牺牲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为代价,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制定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二)区域发展战略决策的历史过程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益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愈来愈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从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他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精神,对于促进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专门论述。他指出,“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4]1995年底,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M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5]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并明确提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5](p.1485)根据上述指导方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从建立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和6个具体政策措施。

   1997年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这些思想在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也成为讨论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7]的指导方针,并按照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先后顺序,对各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这样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计划中按东、中、西部梯度推进的思想。开发西部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部署,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体分析,追求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主旋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91~1999年为决策层开始关注、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阶段;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由酝酿、出台政策转向具体实施阶段。

 

二、主要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中西部可以享受政策的“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在制度安排方面,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投资与产业政策方面,尽量向中西部倾斜,并于2000年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调整行政区划,设立重庆直辖市,扩大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随着这些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对未来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政府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相继开放了一批沿边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城市,设立了三峡经济开放区。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1.扩大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92年9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的韶关、河源、梅州三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993年2月和3月,又分别批准福建省的三明、南平、龙岩、福安、福鼎5县市以及辽宁省的营口市和山东省的东营市(不包括所辖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l994年8月,在适当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基础上,国务院又批准建立了三峡经济开放区,其范围包括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恩施、巴东以及四川省的万县等十多个县市。国家对这些地区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

   2.对外开放沿边口岸城市。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内地对外开放的步伐,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黑龙江省的黑河市、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和吉林省的珲春市。6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的批复》,进一步开放伊宁、塔城、博乐三个边境城市;6月9日决定对外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市和东兴镇,云南省的畹町市、瑞丽县和河口县。7月30日,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市。国家对这l3个沿边开放城市,实行鼓励投资和贸易的政策,允许其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总规划面积达77.45平方公里。

   3.开放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继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之后,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乌鲁木齐、西宁、昆明3个内陆边境城市。1992年7月,国务院又进一步开放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首府)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ll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1993年2月和1994年8月,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开放黄石、宜昌、万县、涪陵等长江沿岸城市。国家对这些城市均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并允许其在具备条件后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4.增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1986年,中国曾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迅速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也大踏步地前进。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温州、昆山、营口、威海及福建的融侨、东山等6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又批准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武汉、重庆、杭州、芜湖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又新批准建设了苏州工业园和北京、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2000~2002年,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将合肥、郑州、西安、成都、昆明、长沙、贵阳、南宁、呼和浩特、西宁、南昌、石河子、太原、银川、石家庄、拉萨、兰州17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到200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了54个(含5个实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开发区)。此外,为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2000年4月,国务院同意海关总署选择辽宁大连,天津,北京天竺,山东烟台、威海,江苏昆山、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松江,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杏林,广东深圳、广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吉林珲春15个地区作为第一批出口加工的试点。

   5.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1996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内地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由1000万美元以下提高到3000万美元以下。199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外商投资比例超过25%的项目,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1999年11月,国务院又决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对设在中西部地区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00年6月,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又发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列出了中西部各省(区市)的优势产业,鼓励外商进行投资。

   (二)调整国家投资和产业布局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投资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中央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96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下降到2.7%。之后,由于中央财政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的比重略有提高,到2000年已增加到6.4%。尽管如此,在这期间,中央还是相应增加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并积极推动沿海一些加工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资源丰富地区转移扩散,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1.投资布局重点的转移。在“八五”时期,国家提出在资源开发利用和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布点上,对西部地区实行同等优先的政策,提高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九五”时期,为加快中西部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建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中西部重点建设投资的力度。如1996年在建的119项国家重点工程,东部地区46项,中西部地区63项,不分地区10项,中西部地区占52.9%。在1998年国家计委下达的117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工业项目共有63项,其中沿海地区24项,中西部地区38项,不分地区1项,中西部地区占60.3%。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1998年国家新增发行1000亿元财政债券,配套1000亿元中长期银行贷款,也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下表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地区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沿海与内地投资之比由1996年的0.93下降到2000年0.66。如果以人口分布作为参照系,到2000年,中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国家预算内资金已经超过沿海地区。这说明,目前国家投资布局已经由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2.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要扶持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5](p.23)根据这一精神,国务院从1993年起到2000年,每年将在国家信贷计划中单独安排50亿元专项贷款,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在1993年9月召开的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再次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每年增加50亿元专项贷款,支持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

   3.调整产业布局,推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已进入一个大调整期,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遇到传统产业拥挤的障碍,在用电、用水、用地等许多方面新兴产业将与传统产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中西部一部分地区经过长期的基础准备已具备了经济迅速扩张的能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更接近能源与原材料供给地,在工资、水、电、地及环保要求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而已具备对一些加工工业的吸引力。外推力与吸引力两股力量合二为一,推动了一部分产业的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纺织等轻工业、石油等重化工业已开始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转移,一部分市场让渡出来。例如,为解决棉纺织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加工能力与原料基地脱节问题,1995年国家提出在压锭改造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引导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逐步将棉纺织初加工能力转移到中西部产棉地区,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重点扶持京、津、沪以及广东等地将纺锭向新疆转移。按照国家规划,在“九五”期间,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向中西部产棉地区转移棉纺锭200万锭,其中国家重点扶持京、津、沪等大中城市向新疆转移棉纺锭50万锭。这种产业转移无疑给中西部部分地区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会,提升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

(三)酝酿、出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早在1997年,江泽民就指出要“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8]。1999年6月,他在陕西考察时又进一步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9]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正式提出“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概念。之后,江泽民又多次强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已基本具备。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21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0月11日,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区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7](p.380)

   西部大开发是加快缓解东西部之间地区发展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扩大内需、开拓市场的内在要求。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有五个方面: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五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2001年8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出台了《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国家促进西部大开发方面的政策措施。同时,国家对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2000年,国家决定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十大工程”,包括西安至南京铁路西安至合肥段、重庆至怀化铁路、柴达木盆地涩北—西宁—兰州天然气输气管道、西部地区公路和机场建设等。国家在西部地区改扩建机场20个,共需资金50亿元。2001年6月,青藏铁路开工建设,7月,“西电东送”工程正式启动。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西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具体的开发策略上,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西部开发要实施“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及建设经济带的模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

   (四)开展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促进东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为加强东西部地区互助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1996年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开展扶贫协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如期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目标。会议确定经济发达的东部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经济欠发达的西部10个省区。[10]2000年4月,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启动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目前东西部扶贫协作领域越来越宽、方式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东西扶贫协作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面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东部地区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五)调整行政区划:设立重庆直辖市,加快长江流域开放开发

   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的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中,长江流域都得到重视和发展,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长江“黄金水道”将沿海的经济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它的发展起着沟通东中西三大地带、牵动大半个中国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作出开发长江流域的战略决策,开放了上海浦东和长江沿岸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5个城市,并开工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将长江沿江地区列为我国未来七大经济区之首。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重庆升格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内陆港口和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重庆具有承东启西的枢纽作用。设立重庆直辖市,呼应上海浦东开放开发,是加快中西部振兴与发展的重大举措,可以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沿岸中心城市为“龙身”、以重庆为“龙尾”的长江流域整体开放开发格局,对协调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设立重庆直辖市,不仅改变了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开放格局,同时标志着中国政府再次运用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三、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明显加快,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开始形成。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国家投资布局和政策优惠的重点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由于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发展条件和政策优惠,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东西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

   (一)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明显加快

在国家财政投资的积极引导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连续多年快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已由1994年最高时的1.98:1下降到2000年的1.54:1。2001年1~11月,西部地区投资3616亿元,增长22.3%,比东部、中部地区分别高出7.9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全国投资增幅在两成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然而,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投资环境的改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尽管国家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明显增加,但国内外民间资本并没有迅速跟进,外商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2000年,中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共403.33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为354.11亿美元,所占比重达87.8%;而中部地区只有37亿美元,西部地区则只有12.22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只有9.2%和3.0%。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尽管比上年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前些年的水平。

(二)地区间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近年来,尽管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投资和政策支持的力度,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获得了迅速增长,但由于原有基础较差,加上新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虽有所扩大,但并没有东西差距扩大的幅度明显。特别是在1996~1997年间,东部与中部地区问发展差距曾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小,但1998年以后又开始趋于扩大。2000年,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已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然而,由于发展基数的增加,即使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仍在急剧扩大。在1992~2000年间,东部与中、西部问人均GDP绝对差距年均扩大的幅度分别达到了103.3元和138.2元,远高于1979~1991年间年均扩大20.6元和21.7元的幅度。

   东部所以发展更快,主要是东部内在的自主增长大幅度增强,形成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又面临新一轮国际资本和高科技产业向中国转移的重大机遇。现在东部已经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经济更快增长的时期,产业结构迅猛升级,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增长的附加值高。然而西部的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很弱,一旦国家投资减少,速度还有可能下降。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将呈扩大态势。

   (三)传统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开始打破

   1949年以来,适应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需要,我国提出和应用过沿海—内地划分、六大或七大经济协作区及1986年以来采用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东、中、西三大地带主要根据海陆地理位置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均收入相对一致性并考虑到工业机能相对一致性来划分的。但是,这一划分没有充分考虑到影响9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因素。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成长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内外投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长江沿江地区因地处国内市场中心位置而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另外,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和实施长江沿江地区发展战略。这些因素,加快了沿海周围及沿江省区经济的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逐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把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和对外开放布局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外引内联、双方循环、东西互补、南北联动的生产力布局框架,形成了若干新的经济增长极,传统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开始被打破。

   (四)区域联合与协调的政策效应开始呈现

政府主导的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和产业布局的宏观调整开始演变成企业的自主市场行动。早在1986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区域联合与协作的原则、目标、管理方式、征税办法、协作领域、权责界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199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中西部开发,并重新划分了我国七大经济协作区域。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区域间的联合与协作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区域联合与协作发展实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意识和行动,区域联合与协调的政策效应开始呈现。

 

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经验

 

(一)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市场的力量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中市场调节的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20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出台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区域差距扩大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和解决。因此,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今后应该坚持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方针。

   (二)建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确保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有一个能促使区域经济增长运行良好的机制。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在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的提高上做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政策时,注重运用政策手段建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能力;其次,加大向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力度,实现增长速度上的协调,具体表现为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适当调整国家投资布局政策,有限度地减少国家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并且对西部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优惠政策;再次,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实现区域分工的协调,具体表现为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地区经济布局中的调控作用,协调国家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成立区域间协调发展组织机构,协调区域合作。

   (三)正确处理好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关系

   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必然造成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引起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还很低,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不能因为沿海地区相对内地较为发达,就迫不及待地挖肉补疮,以抑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换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将同时面临着缩小两大差距即国际差距与国内地区差距的问题。

   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需要更多地依靠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要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将影响未来中国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四)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目标取向:区域统筹

实践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或缓解市场化过程对区域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相关政策,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流向,使资本、知识、技术、商品与人力资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中国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的宏观区域政策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增长与协调是中央政府区域政策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区域协调问题。由于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采取逆市场调节而不是顺市场调节的方式,从多方面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更应注重区域统筹发展。

 

   [参引文献]

[1]根据《’97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240页的数据计算。

[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5页。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7页。

[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1690页。

[8]《人民日报》1997年9月3日,第1版。

[9]《人民日报》1999年6月19日,第1版。

[10]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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