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从地域角度看，它涉及13个省、市、区，实现了国家建设重点由东部向西部迁移并建成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从过程来说，它横贯国家3个五年计划，历时17年，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参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对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研究开始浮出水面，其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这一事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问题被重新思考和争论：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实施的情况如何？有哪些评价？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等等。梳理相关文献有助于推进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近20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可简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资料方面。有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关政策文件选编》①；《党的文献》1995年、1996年刊出的《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编》［1］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编》［2］；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的《甘肃三线建设》［3］；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4］、《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5］；《当代中国丛书》各地方卷、各部门卷《当代中国丛书》相关各部门、地方卷，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3～2001年出版。；三线建设所在各省区的地方志、建设简史等。

　　第二，著作方面。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6］是一部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专著。该书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三线建设决策的背景进行了系统考察；对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统计；对三线建设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客观评价；对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进行了比较。李彩华的《三线建设研究》［7］也是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论著。林凌和李树桂的《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8］对三线建设中的经济布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何郝炬和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9］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国家战略的总体层面探讨了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的历史借鉴，并在此基础上，由曾经进行了三线建设的9个省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论述了各省区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思路。

　　第三，相关领域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0］、《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11］、《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12］、《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3］等都将三线建设专门作为一个章节进行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15］、《中国军转民大事记》［16］、《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17］、《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18］等书目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一些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文集，如《毛泽东传(1949～1976)》［19］、《李富春传》［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1］、《彭德怀在三线》［22］、《三线建设铸丰碑》［23］、《中国大三线》［24］、《共和国要事口述史》［25］、《程子华回忆录》［26］等都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第四，学术论文方面。在中国期刊网上按篇名可检索到近20年来与三线建设相关的论文200多篇，这些文章集中对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实施过程和评价、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对三线建设的贡献等进行了研究。另外按题名检索，还有17篇学位论文对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五，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Barry Naughton的《The Third Front：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27］对三线建设的起源、发展和影响进行了论述。Lorenz Lüthi的The Vietnam War and Chinas Third-Line Defense Plann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4～1966［28］，对越南战争和1964～1966年间中国的三线国防规划进行了探讨。John Wilson Lewis等的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29］，对中国为抵御核战争威胁而作出的三线建设决策进行了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John Friedmann的Chinas Urban Transition［30］，追溯了毛泽东时代三线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专题研究概述

　　（一）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研究

　　第一，决策的形成原因。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战备因素的分析，认为决策的主要原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集重兵，制造事端。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中国不但要做越南的战略后方，而且需要准备支援越南作战。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后方工业建设。因此，备战是进行三线建设的一个最直接动因。［31］

　　还有研究成果从其他因素对决策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工业布局因素。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认为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试图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32］（2）“反修防修”的考虑。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非常忧虑，他开始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33］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34］（3）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影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等为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大规模展开并持久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35］三线建设符合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进步的规律。［33］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将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36］（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不足。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35］

　　第二，评价。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当时过分地估计了战争的威胁，三线建设决策有失误之处。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37］还有学者指出，“基于对形势的不正确判断，让客观迁就主观意志，以政治目标取代经济目标，依据这些扭曲了的信息和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其后果就可想而知”。［17］（p.196）但多数学者对决策是充分肯定的，并指出，“凡事预则立。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战争，但也决不畏惧战争而放弃一寸领土，因此将战争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的预防，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当年制定的三线建设的前后方防御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当时国际形势的冲动，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起到长久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6］（p408）“战略后方是国家战时前线作战后勤供应的主要基地，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主要依托，也是和平时期保障经济建设、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那种以为建设三线的决策是过高估计发生战争可能的产物，认为事实上仗并未打起来而证明建设三线决策是错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严肃的。战争的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所准备也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38］“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作出和开始实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必然结果，取得的伟大成绩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三线建设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国防工业，加强了反击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具有预防、遏制战争以保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