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三线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

　　关于三线建设的影响效应问题，研究成果综合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并对评价三线建设应注意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正面效应分析。（1）有利于国防安全。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三线建设第一次确立了以东西方划分前后方的国防战略方针，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成为保卫祖国安全、反对敌对势力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保障。［6］（pp396～408）从国防方面考虑，如果敌人从海上登陆入侵中国，那么，大三线建设无疑可使我们的经济损失大大减少，有利于自卫反击。［40］三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生产主要靠一线、二线的局面，大大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对于巩固国防和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地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41］（2）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布局不平衡的状况。［42］学者们认为，三线建设使中国东部相对发达、西部相对落后的工业畸形分布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建成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3）三线建设者们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永远肯定和发扬。［43］

　　第二，负面效应分析。（1）在决策方面，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6］（p.429）（2）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忽视现代化和长期生产要求，留下严重损失和后患。［6］（p.431）这种布局违背了聚集产生规模效益的经济规律，使以后的调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4］对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嵌入”方式使企业之间、工业部门之间、各产业之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正常的经济联系，因而难以发挥带动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这是三线地区新生产力虽大量配置，但区域的整体经济增长和经济技术水平提高却没有相应改变的主因之一。［45］（3）在经济效益方面，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和军事化管理，使得经济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6］（p.432）有学者通过投资效果系数Ⅰ和投资效果系数Ⅱ投资效果系数Ⅰ和投资效果系数Ⅱ分别表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所提供的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增加额。的计算指出，三线建设的问题在于投资效果系数下降幅度较大，持续的时间较长。有研究成果用具体的数据计算了经济效益的损失。从1966年到1978年，基本建设中损失、浪费及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的资金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建设投资的18%以上。［46］按新中国成立后17年百元基本建设新增国民收入的水平计算，1967～1978年因基本建设效益下降减少国民收入53343亿元。［47］（4）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片面追求政治目标，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事故，生活安排留下严重欠账。［6］（p.437）

　　第三，评价三线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联系历史和现实，并借鉴发达国家区域开发和国防建设的经验。针对认为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建设”以及“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观点，有学者指出，“如果稍稍具有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对比一下历史和现实，他就会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这个判断不对。”“如果稍稍懂得一点发达国家开发不发达地区的历史，懂得一些国家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就会放弃这些观点。”［48］

　　（2）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49］。在生产力布局上，如何把国防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经济的规划与发展之中，应当怎样恰当处理地区布局中的国防战备要求与经济发展合理性的矛盾［11］（p242）等，都是评价三线建设时值得思考的问题。

　　（3）结合均衡与效益两大经济目标进行客观评价。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既有加强国防的考虑，也有均衡经济布局的考虑，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三线建设的实施也基本达到了上述两个目的。至于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不理想，这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其经验教训给以认真的总结，以为今天的借鉴；同时也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得出不失偏颇的结论。这是我们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应持有的态度。［41］

　　（4）结合当时中国实施的“赶超”战略来分析。有学者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对这场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行全面的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苏联、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发展了重型军事工业，中、苏、美都投入了大国角逐的格局。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之外，还应该用战争结果来进行利益和效益的比较。与这些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的发展道路成本较低，成就较大。中国虽然付出了比较高的代价，但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50］

　　（5）对三线建设经济效益的评估，要结合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阶段来分析。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在一个时期内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人民生活不可能迅速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必须保证积累率不低于20%并逐渐提高。三线建设时期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包含着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6］（pp.443～444）

　　（6）将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来考察。有学者指出，三线建设得失相比，得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战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价，从根本上说是外部敌对势力强加给中国人的，也是暂时的，终归会得到补偿。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51］

　　（三）有关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

　　第一，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比较与借鉴。［52］有研究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战略目标与任务不同。前者是建设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后者是以经济发展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开发手段不同。前者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输血式”投资，后者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造血式”开发。（3）布局原则不同。前者遵循“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进行布置。后者必须依托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相同。都是在中国经济布局不合理、东西差距逐渐拉大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6］（pp.463～473）有研究者还分析了三线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公平与效率、速度与效益等关系；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6］（pp.474～481）转变政府职能，充分认识企业是西部开发的主体；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注重农轻重比例关系，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53］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54］与地方经济特点相结合；与少数民族地区科教的发展相结合。［55］

　　第二，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1）关于调整改造的基本特征分析。调整改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调整改造在目标、历史背景、环境等已与当年三线建设时有很多不同，与一般的企业调整也不同，呈现出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调整规划项目军工企业比重大、任务重等基本特征。［56］（2）关于调整改造效果的综合评价。调整改造已取得一定成绩，国家补助投资与项目建成进度大体同步；部分调迁项目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军民结合的新路上提升了一个台阶。［57］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稳定了员工队伍。［58］调整改造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三线人发挥了艰苦奋斗再创新天地的精神；“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调整搬迁单位实施了一系列优惠和扶持政策。［59］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从宏观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产力的战略布局急剧东移，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从微观看，三线企业的过度搬迁是调整的另一失误。［58］资金不足与投资超概算并存，导致建设拖期；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有的项目确定关停，报废损失过大。［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