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坤，历史学博士，讲师，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11121。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重要政策导向。从1949年至1976年，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地区生产总值而论，从1949年的20.28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208.12亿元，增长了近十倍。［1］同期，上海市的城镇化率则从1949年的66.6%降为1976年的56.2%。［2］这固然与上海市行政区划变化有关A，但更主要的是上海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持续不断地动员人口外迁所至。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政府动员人口外迁的研究较少B，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1949~1976年上海市人口外迁的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1949~1976年上海市人口外迁规模

　　从现有的户籍统计资料来看，1950~1976年上海市的人口迁移是较为活跃的。27年间上海市共计迁入4912295人，迁出6318121人，净迁出1405826人（详见表1）。仅以迁出来看，上海市迁出人口的规模非常庞大。上海人抑或是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人迁往外地，形成了“好儿女志在四方，上海人走遍全国”［3］的局面。

　　城市人口的外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升学、征兵、结婚等原因而引起的人口自发迁移；另一类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人口外迁，从而实现减少城市人口的政策意图。在户籍管理体制下，上海市迁出的人口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户籍的上海市人口，亦即所谓的“上海人”；另一类为无上海市户籍的人口，亦即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因此，现有的户籍资料无法全面地反映出政府推动人口外迁的工作力度和外迁规模，要研究这一问题，必须从档案材料入手进行考察。

　　1970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50年至1969年，上海市共动员了422.15万人外迁，其中支援外地建设137.73万人，动员人口回乡241.42万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3万人（详见表2）。由于缺乏1949~1976年政府动员人口外迁的详细统计，1970年的这份统计资料是目前所见最为全面和完整的，但仍缺少1949年的统计数据。同时，1970~1976年的统计数据也需要补足。

　　上海减少城市人口的实践从1949年即已开始。194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指出：“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方法，疏散大批失业及无业的市民回乡生产，以减轻城市的负担，以增加农村的生产”。［4］在同年8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确立了“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旧上海转变为真正独立自主和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的新上海”［5］这一目标，疏散难民回乡作为六大任务A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重要方式。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1950年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工作总结》，1949年6月到8月底，疏散难民回乡约有40万人；9月至12月底疏散3万多人。［6］因此，从上海解放至1949年年底，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总计有43万余人。

　　1970~1976年的统计资料目前尚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上海市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主要有两次。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上海劳动志》的记载，从1968年至1978年，上海市共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12952人，其中迁往市外615517人，在郊县安排497435人。另有15.6万名（其中1968年9.3万名，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回所在社、队务农，未计入上山下乡人数。［7］根据金大陆整理的资料，从1968年至1975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947024人。［8］二是由于战争威胁而进行的备战疏散动员。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上海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当年疏散人口20万。［9］从1969年至1974年，上海共计疏散人口857526人。［10］仅此两项，“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上海市外迁人口总数就高达近200万人。

　　将1949年、1950~1969年、1970~1976年的数据相加，则1949~1976年上海市动员人口外迁的规模高达660余万人。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年度统计资料，“文革”期间的数据与1950~1969年之间的数据有所重合；同时，“文革”期间驱赶“黑六类”(六大任务是指：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迅速解放福建、台湾，并配合全国各地解放其他一切尚未解放的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改变今后上海的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实行节衣缩食，克服目前困难。)回乡、动员外来人口回乡等数据又难以统计，综合分析可知，1949~1976年上海市动员人口外迁的规模应在600万~700万人之间。

　　应该说，这一数字是极为惊人的。1949~1976年，上海市区人口规模最大时为1965年，达到643万人，政府动员人口外迁的总规模与高峰期的上海市区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与同时期的其他各大城市相比，上海市的城市规模控制也是力度最大的。1976年与1949年相比，上海市区人口仅增长31.8%，而同期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的增长比例均大大高于上海（详见表3）。

　　

　　纵观这一时期上海市人口外迁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城市改造背景下的人口外迁（1949~1954年）

　　解放之初的上海，一方面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灾害多发，外来灾民的涌入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隐患。因此解放后不久，疏散难民回乡就作为改造旧上海的重要措施提上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在疏散难民回乡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进行城市改造的意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目标，必然要求将城市中的消费人口变为生产人口。从文献中(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对“难民”的界定来看，具体包括了失业工人、贫民、游民、逃亡地主恶霸富农四类对象，实际上扩大了“难民”的范围，主要指向为城市中过多的消费人口。政府对这些“难民”采取了疏散回乡的措施，以将其改造成生产者为目标来进行难民救济，是“用一种新方法面对一个老问题” ［11］，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社会反响。

　　除集中性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外，政府根据城市改造的要求，对妓女、摊贩、三轮车工、奢侈品行业的从业者等被界定为非生产性质的人口进行改造，动员他们回乡生产成为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取缔了为富人服务的一些行业，舞厅、妓院、西装店、古玩店等纷纷停业，从而将这些消费和寄生人口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者。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初步改变了城市面貌和社会风气。一些旧有的社会阶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有的“吃白相饭”的人回乡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生产者。

　　这一阶段政府对城市人口规模并没有系统规划，人口迁移总体上处于自发状态。由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对外来人口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大量迁入。同时，此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上海市区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至1954年，市区人口已由419万人增加到567万人A。在当时的条件下，城市供应的压力非常大，迫使中央和上海市不得不对人口问题进行系统规划。

　　第二阶段：劳动平衡法理论指导下的人口外迁（1955~1962年）

　　1955年，上海市对于城市人口问题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设计和规划。1955年9月，国务院派赴上海的工作组向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报告，195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与临时人口已达699万余人，加上流动人口与驻沪部队，全市约计在720万人左右。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市每天需供应生猪3000头、鱼鲜117万斤、鸡35万斤、蛋112万斤以及蔬菜300万斤。如此大的需求量给上海市物资供应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不(上海市区人口数1949年为4189397人、1954年为5669282人。详见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编：《上海市人口资料汇编（1949 ~ 1984）》，1984年，第7页。)论从国防观点、市政管理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各方面看来，中央所指示的：防止上海人口的继续集中并有计划地予以内迁，确已成为当前必需考虑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中，“非在业人口与服务人口的过多是上海人口问题的基本关键”。［12］

　　在此背景下，上海市正式开始对人口问题进行系统规划。规划的理论依据来自苏联的劳动平衡法理论，具体标准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关于城市人口构成的初步草案》，根据这份草案，城市人口的构成应当是：基本人口占24%~26%，服务人口占18%~20%，被赡养人口占56%~57%。［13］根据1955年7月底的调查，上海市区人口中基本人口只占17.31%，服务人口只占16.5%，被赡养人口和其他人口占66.19%，［13］与标准差距很大。因此，上海市民政局在“逐步紧缩上海人口、并且调整上海人口构成比重”的目标下［13］，制定了紧缩人口的规划，其要点集中在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两方面：

　　1.逐步减少人口

　　人口规模到1957年“一五”计划末，要求降低到580万人左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末降低到540万人左右；1967年“三五”计划末降低到500万人左右。以后尽可能经常稳定在500万人左右。

　　2.逐步改变人口构成比重

　　被赡养人口的比重，在三个五年计划末分别降低到63.5%、61.6%、60%。该规划提出要有计划地把社会上的游民、渣滓以及反革命分子等强迫遣送到外省垦荒，因此使得这种人口调整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上海城市人口必须在逐渐减少的同时，大力减少被赡养人口及其他人口，其实践指向是必须将大量的服务人口和被赡养人口逐步外迁。1956年上海市确定的人口工作方针是：“在充分发挥本市劳动力潜力、满足生产需要和支援国家建设的基础上，合理减少非生产人口，逐步消除人口臃肿现象” ［14］，劳动平衡法理论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

　　1957年，上海市民政局制定了《上海市人口工作方案（草案）》［15］，初步形成了上海市减少人口的政策体系，即积极动员迁出、适当控制迁入、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该方案将迁出人口的方式归结为五种，分别是动员回乡生产和居住、动员无回乡条件的青年参加外地农业生产、组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下乡上山在农村安家落户、调配在业技术职工和服务人员支援外地建设、强制外迁劳动改造和教养对象。

　　在人口紧缩规划的指导下，上海市几乎每年都开展动员人口回乡的工作，同时也发挥上海的优势，组织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支援外地建设。仅1955年一年，就动员人口回乡586408人。［16］随着人口大量外迁，上海市人口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生产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赡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困难，全国开展了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运动，上海市生产人口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从表5可见，生产人口比重最高的1960年恰恰是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一年，说明用劳动平衡法理论来指导城市人口工作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第三阶段：总量控制目标下的人口外迁（1963~1967年）

　　劳动平衡法在上海的运用遭受了挫折，在精简职工运动基本结束后，上海市人口规划转而侧重于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1963年，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制定了《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规划》［17］，提出“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本市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都应该争取基本维持在现有水平上，力争不再增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严格限制人口迁入的基础上，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同时通过外迁人口来抵消自然增长的人口数。根据规划，上海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通过五年的努力将从18.2‰逐步降低到12‰左右，因此，为实现维持现有规模的目标，在五年内上海市至少需要动员70万人外迁，其具体外迁方式有10种（详见表6）。

　　在减少人口的政策手段上，政府一方面认为“积极动员人口迁出是减少城镇人口的关键”，另一方面更为强调计划生育的作用，把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8］从1963年开始，人口外迁的主要目标就是抵消当年自然增长的人口数量，从而使上海的城市规模基本维持在1962年年末的水平上。人口外迁的安置方式更为分散和多元，反映出外迁工作的难度与50年代相比增大了。从1963年至1967年，上海市区人口的数量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六百三四十万人的水平上。

　　政府通过动员人口外迁，实现了总量控制的调控目标。在生产发展缓慢的条件下，人口外迁缓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然而，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高峰期，到60年代中后期，劳动适龄人口仍越来越多，社会闲散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再次成为突出的问题。

　　第四阶段：政治运动中的人口外迁（1968~1976年）

　　1968~1976年的人口外迁主要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战备疏散两项运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不是疏散城市人口的一项措施，但是，对于减少城市人口有积极作用” ［19］。“文革”期间，上海市共动员近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0年，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初步规划》。［20］规划认为，历次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上海都首当其冲，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也必定为敌人所注视，可能成为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目标之一，疏散城市人口，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疏散的预期疏散人口，主要包括14类人员，即临时户口、袋袋户口和倒流人员；社会闲散劳动力（指有劳动力而无正式职业的人员，如小商小贩、无证摊贩、个体化、拾垃圾等人员）及其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历届毕业生及社会青年；医务人员（除老、弱、病、残）；调往外地（包括郊区）的职工、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沪家属；退休、退职人员和社会救济户；长期病假，当前又不能恢复工作的人员及其无职业的家属；设在市区的养老院、教养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院等；部分工厂；一些大专院校以及可以迁离市区的单位；外地来沪就医的病人；外地一些无须设在市区的单位，如煤矿设计院等；在地区监督改造和外地流窜来沪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押犯，劳改犯。从这14种对象不难看出战备疏散动员不仅带有加强战备、防止战争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明显的城市改造意图。

　　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政府放弃了1963~1967年期间制定的人口规模总量控制目标，从而使上海城市人口进一步减少。从1968年至1976年，上海市区人口逐年下降，户籍人口从1968年的633.7万人减少至1976年的551.9万人(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编：《上海市人口资料汇编（1949~1984）》，1984年，第24页。)，共计减少81.8万人。

　　三、上海市人口外迁的特点及效果分析

　　1949~1976年，上海市持续不断地动员人口外迁，这一过程中涵盖了支援外地建设、动员外来人口回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次动员人口外迁均有其独特背景，但从长时段的视角分析，更可以看出上海控制城市规模的一贯努力。纵观近30年上海市的人口外迁历程，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上海市的人口外迁实践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特点

　　虽然不同时期人口外迁的背景、对象均不相同，但人口外迁工作从未间断。一时的经济困难、粮食危机固然会导致政府对外迁人口的工作力度加大，然而从长时段分析，政府动员人口外迁的根源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既定目标。在城市发展理念中，“城市的发展规模（包括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必须根据国家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国民经济计划来研究确定” ［21］。因此，“城市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城市人口，也必然要和工业生产人口保持合理的比例” ［22］。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城市发展的目标是生产型城市，是作为工业生产的空间而出现的，城市化的进程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化的发展。

　　从上海市的特殊性来看，“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并非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对于本来人口很多和不是重点建设的旧城市却是不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力求避免人口过多集中到城市，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 ［23］。在确立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之后，上海市的资金亦大多投入工业生产，而给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留下的资金并不多，这也是人口外迁的一个原因。例如在劝阻外地盲流进入上海的材料中就明确指出：“在今天集中主要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情况下，又不可能大量盖房子、学校和创办各种事业”。［23］1963年，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确定了要把上海市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奋斗目标，［24］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产不增人乃至增产要减人成为上海处理工业生产与人口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从而大大限制了上海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此外，这一时期上海作为国防前哨城市，城市规模不能太大是战备的要求。毛泽东曾说过，“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一千万人”，但前提是“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 ［25］，在还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想而知，若非作为国防前哨，国家对于上海市的发展会有不同的思路，城市人口的外迁也会有所不同。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目标和国防前哨的定位之下，上海通过动员人口外迁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建设的既定方略，从根本上决定了动员人口外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

　　（二）人口外迁的目标具有城市规模控制与人口结构调整的双重使命

　　上海市人口外迁的过程不仅是城市规模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通过制定外迁人口的具体规划，确定外迁的具体对象，将特定群体从已有的人口结构中剥离出去。除支援外地建设的干部、职工和工人外，大多数外迁对象是在上海市的无固定职业、无业、退休等不事生产的人口。

　　解放初期的外迁对象除外来难民外，多数是所谓为富人服务的行业、困难行业以及寄生阶层。1955年的动员人口回乡运动确定的对象为“解放以来流入本市无正当职业、原籍有生产条件可以回原籍生产的农民和其他居民” ［26］。据统计，1955年8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市共动员回乡380193人（详见表7），其中依靠家属亲友、社会救济和失工救济的人口可视为无业人口，占总数的48.9%，有职业的则占51.0%。在有职业的外迁对象中，动员规模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三轮车工、小贩和佣工（保姆），这些人恰恰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和需要逐步加以淘汰的行业。

　　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口外迁主要是通过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开展的。精简工作一方面要精简职工，另一方面则必须保证上海的工业生产，因此，被精简的对象主要是中央明确规定的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职工、临时工、里弄工，并且动员一部分劳动能力不强的老弱职工退休退职。为了完成减人指标，还“不得不着重动员一部分有条件回乡的老职工退职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27］。70年代战备疏散的外迁对象不仅大多没有生产能力，而且强调要把戴帽子的“五类分子”、在押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清理出上海，以为战争做好准备，其净化城市的指导思想非常明显。

　　（三）从安置方式来看，人口外迁从以回乡为主向以下乡为主转变

　　从外迁人口的安置方式来看，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是人口外迁的主要方式，具体又可以分为回乡和下乡两种形式。回乡主要是回到农村原籍，与下乡相比，回乡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以1964年上海市减少城镇人口的安置费用预算来进行比较，安置一名青年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花费800元，筹办新国营农场需要700元，而安排一个回乡人员只需要40元。外迁人口的人均安置费用约为215元，动员人口回乡只是平均安置费用的1/4左右即可。［28］因此，政府从主观上倾向于采用回乡的方式对外迁人口进行安置，然而随着不断地开展动员人口回乡工作，可以动员回乡的对象越来越少，政府的外迁安置方式逐步转为以下乡为主。

　　1963年，周恩来、谭震林在有关城市人口和城市劳动力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城市社会青年、闲散劳动力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是主要方向，是长期的任务”，同时，还决定“退休人员提倡回乡养老。原来在城市的供应标准等等可以带下乡去，劳保也带下乡去。对城市中为非作歹的分子，要拨出卅万亩土地给他们耕种”。［29］从1963年开始，政府在人口外迁的规划中逐步加大了下乡安置的比重，如采取动员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城镇居民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等形式进行安置。在战备疏散中，政府计划以“主要是回原籍” ［30］的方式进行安置，但进度并不理想，这一工作一直存在“渠道不畅、进展不快” ［31］的现象。以下乡安置为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快速推进，客观上为上海减少城市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 语

　　上海市动员人口外迁的实践效果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1975年，国家建委对上海控制城市规模的做法进行了总结，认为上海“为我国大城市的合理发展，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这与资本主义大城市畸形发展、恶性膨胀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可以说，上海市通过不断推动人口外迁，实现了既定的城市规模控制目标，完成了城市改造任务，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转型意义重大。

　　从积极意义而言，动员人口外迁减少了城市供应、城市建设的负担，上海可以集中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发展工业生产。在20世纪50~70年代，上海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设备、技术、资金的来源地，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的1/5到1/8，利税总额占全国的1/4到1/6” ［32］，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而且从资金、设备和人力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控制城市规模也保证了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尽量降低损失，这是与此一时期上海作为国防前哨的定位相适应的。

　　动员人口外迁对上海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为典型的是通过长期的压缩城市人口，也同时压缩了对城市建设投资，积累了历史欠账。以1975年为例，上海市除工房外，“用于市政公用设施的基建投资仅一千六百万元，明年也只安排了三千万元，仅占全年基建计划的百分之二，北京经国务院批准五五期间除工房外，市政公用基建投资为每年一亿二千万元，占全市基建投资的百分之八左右” ［33］。可见，上海城市建设的投资比例与北京相差很大。在“先生产、后生活”和“增产不增人”原则的指引下，上海的城市建设尽量不新建、不扩建，因此形成了“骨肉关系处理不当”的局面，即城市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不相适应，欠账很多，缺口很大”［33］。这些都给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压力。

　　［ 参 引 文 献 ］

　　［1］《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2］谢玲丽主编：《上海人口发展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3~124页。

　　［3］《关于上海市人口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127-2-371-1。

　　［4］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文汇报》1949年8月6日。

　　［5］《饶漱石同志报告中共上海市委会对于粉碎敌人封锁和建设新上海的方针》，上海市档案馆：L1-1-2-3。

　　［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B168-1-683-12。

　　［7］《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8］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

　　［9］俞克明主编：《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8页。

　　［10］《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11］〔美〕魏斐德著、梁禾译：《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12］《关于上海人口、地方工业等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5-2-20-111。

　　［13］上海市民政局：《关于上海市人口规划的初步意见（草案）》，上海市档案馆：B168-1-870-12。

　　［14］中共上海市委人口问题研究委员会：《关于上海市人口增长的情况、今后方针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25-1-3-59。

　　［15］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人口工作方案（草案）》，上海市档案馆：B168-1-882-27。

　　［16］上海市民政局：《1955年和四年来遣送回乡生产人数统计表》，上海市档案馆：B168-1-867-1。

　　［17］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和15年内减少城镇人口的规划、设想及统计表》，上海市档案馆：A62-1-22。

　　［18］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和1962年1~7月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总结、情况和意见》，上海市档案馆：A62-1-21。

　　［19］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关于上海高速发展生产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246-2-1405-19。

　　［20］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加强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初步规划》，上海市档案馆：B228-2-240-124。

　　［21］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城市规划处关于上海市人口现状及今后规划的初步意见》，上海市档案馆: A54-2-158-24。

　　［22］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逐步紧缩上海人口的宣传提纲》，上海市档案馆：B168-1-870-33。

　　［23］上海市人口办公室：《关于为什么要劝阻外地人口盲目流入上海的资料》，上海市档案馆：B25-2-6-77。

　　［24］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7、346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

　　［2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疏散本市人口五十至一百万人的方案（草案）》，上海市档案馆：B168-1-870-8。

　　［27］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精简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委精简小组关于上海市1962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方案和上海市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A62-1-10。

　　［28］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上海市1964年控制城镇人口安置城镇人口所需物资、经费、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情况规划、统计表和1963~1967年控制城镇人口发展农村安置城镇人口统计、规划表》，上海市档案馆：A62-1-32。

　　［29］中共上海市委交通工作部办公室：《关于劳动局于副局长传达有关中央和华东局对精简工作的指示》，上海市档案馆：A58-2-244-173。

　　［30］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简告上海市疏散人口工作的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228-2-240-151。

　　［3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关于当前上海市人口疏散渠道不畅、进展不快的情况反映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228-2-240-115。

　　［32］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关于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提纲》，上海市档案馆：B246-2-1405-8。

　　［责任编辑：杨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