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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
发布时间: 2018-03-12    作者:王凛然    来源:国史网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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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在水利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水利部与电力部几度分立、合并,本文为行文方便,除文中标明时间的按当时称谓外,全文通称水利部。1949年10月,水利部成立;1955年7月30日,电力工业部成立;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1979年2月23日,水利电力部分设为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1982年3月8日,《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再次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第二次设立水利电力部;1988年,撤销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和水利部;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能源部,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等中央部委指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和河北省、北京市等兄弟省市支持下,天津市组织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引滦入津工程建设。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个跨区域综合性大型供水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系统最完整的城市供水工程”[1],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意义重大。目前,关于这一工程的认识多散见于一些新闻报道、通俗性读物或通史性概述中,史学研究的著述还较为鲜见。(相关研究如朱振声:《地球上留下的痕迹——献给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铁道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宏儒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页;刘国新、贺耀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4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张榕芳等:《我们的共和国·振兴卷·天堑变通途》,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24页;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孙绍荣、张艳楠:《清华汇智文库:古今精品工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05页;等等。)鉴于近年来天津市档案馆引滦入津工程卷宗的开放,对此问题进行历史学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基于此,依据档案材料,兼采报刊、方志、回忆录等文献史料,本文拟对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进行考察,并求教于方家。 

  一、日益严重的城市缺水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天津城市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至1981年,天津市总人口达到760.32万人,比1949年增长357.78万人;工业总产值达到205.87亿元,比1949年增长198.58亿元。[2]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用水量激增。据时任引滦工程副总指挥的景春阳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在正常年份“天津每天需要供水180万吨左右,其中大概有100万吨左右是工业用水,另外的80万吨是供应居民的”[3]。然而,天津市的水资源受到海河来水量的直接影响。 

  海河水系是天津市的主要淡水资源,其水量“受上游来水的制约较大”且“呈大幅度减少趋势”[4],使得天津的城市发展饱受缺水困扰。1957年,华北地区雨量过小,海河流域“普遍呈现枯水现象”,天津市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用水困难”。[5]1972年、1973年和1975年,华北地区旱情严重,天津市出现了三次“严重水荒”。[6]从1980年起,天津地区持续干旱,“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80毫米,平均年受灾面积达230多万亩,成灾面积达140多万亩”[7]。海河上游来水量不断减少,天津市的工业生产、群众生活与城市安全均受到了威胁。 

  由于缺水,天津市的工业生产时常陷入停产、半停产的窘境。1981年,为应对水荒,天津市的工业企业不得不派发限额用水指标,以“尽量减少生产损失”。[8]由于部分用水量较大的行业被迫停产,全市工业的停机比例超过了1/3,准备上马的中外合资项目也因缺水而被叫停。一些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品生产成本增加,如印染行业回染率达到了30%,自行车工业镀锌返镀率达到了40%。[9]据估算,当时因水的问题,天津市一年的工业损失达200多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30亿元。[10]作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市的工业生产影响着全国。以天津市轻纺工业为例,每年25%的产品供出口,25%供应天津市与河北省,50%调往全国各地。(《引滦入津》第1卷,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印,第4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说:“天津的工业在全国来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天津停了产,这可是个不得了的问题。”[11] 

  由于干旱,天津市主要供水河——海河1981年水位最低时下降到-0.48米,潜入河中的自来水泵近1/3无法作业。[12]因水量不足,自来水厂不得不降低出厂水压。而水压不足又造成大片市区的二层以上楼房管道无水,“职工上下班都带着水桶,不到下班时间就去排队接水;本应及时拆洗的棉衣被褥,也不得不拖到雨季进行”。(《海河沧桑40年——〈海河治水40年〉征文选编》,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1989年印,第137~138页。)因为水质差,群众生活品质下降,洗衣服费肥皂,烧开水水垢多,煎服中药药效差。[13]当时天津市的饮用水含氯化物高达400毫克/升~ 800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数倍。[9]“水那是特别的不好喝,放了很多的茶叶也止不住水的咸、涩、苦”,人们戏称“天津这个水可以腌咸菜了,腌咸菜都不要放盐”。[3](p.269)地表水不足,只能超量开采地下水救急。据估算,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市地下水年实采量超过了10亿立方米,而其地下水年可开采量仅为7亿立方米。超额开采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天津市区地表出现大面积沉降。当时“全市11305平方公里面积,下沉达7300平方公里,占65%。市区内下沉1米以上的占70%,超过1.5米的占22%,超过2米的占1.27%”。[14]城市地表的沉降以及所形成的大面积地下水漏斗,侵蚀建筑地基,严重威胁着城市安全。 

  对天津市因缺水造成的诸多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兄弟省市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支援。1966年,北京市的密云水库开始向天津市供水。[15]至1981年,密云水库向天津总计供水70.44亿立方米。(徐华鑫:《天津自然地理》,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8年印,第167页。)但是,由于长距离明渠输水,沿途损失较大。据1981年统计,密云水库水运抵天津的平均收水率只有20%左右,最低时仅为3%。[16]更为严峻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密云水库保障北京市用水已很困难,无力继续放水接济天津市。[17]为解燃眉之急,经国务院批准,从1972年到1982年,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大力协助下,国家四次引黄济津。然而引黄济津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还使引黄沿线出现了土地返碱问题,[18]且引黄济津的用水成本过高,难以长期维持。 

  “开源”困难,“节流”也不易。为节水,天津市召开了全市节水抗旱动员大会,做出了《关于立即在全市开展节约用水加强抗旱的决定》,千方百计节水保生产。各工业企业安装水表,限额用水。广大职工也积极开展节水技术改造,落实了建冷却塔、封闭循环、一水多用等1500多项节水措施。[19]经过努力,1981年第一季度全市工业用水量比1980年同期下降25.8%。[12]不过,由于严重干旱,节约下来的水仍远远不能满足城市需要。因1981年大旱,全市可用水量降到了日均60万立方米左右,仅相当于城市正常年份日用水量的1/3,比1980年大力节水后的平均日用水量还要少46%。[20]此时的天津市“水源断绝、河库枯竭”,“全市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陷于险境”。[9]日益迫切的缺水问题促使党和政府加快了引滦入津工程的酝酿与决策。 

  二、引滦入津工程的酝酿与决策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业。(《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印,第141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满足农业发展需要,京津冀地区修建了一批水库,蓄洪增流,切实保障了该地区农田灌溉的需要。[21]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也越来越多的开始依赖水库供水。事实上,从70年代开始,由于密云水库供水量不足,中央政府就曾提出修建潘家口水库,将水量较大的滦河水提蓄引入天津市的设想,但滦河下游流域的大量农垦区也需要这些淡水资源,[22]这就在水量的分配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1977年12月,在北京市召开的有河北省、天津市代表参加的水量分配会议上,水利电力部提出了潘家口水库用水“首先满足本流域用水需要,然后照顾天津市用水”的解决方案,令十分渴望引滦入津的天津市难以接受。[23] 

  因天津市用水日趋紧张,1981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京津冀三省市解决天津城市用水会议(以下简称天津用水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指出:“当时修水库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发展农业,现在,事物走向它的反面,因为工业搞大了,所以主要应该保工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4]万里的讲话明确了水库要先“保城市,保工业”用水[25],即潘家口水库“必保天津”的方针。[12]同年6月,国务院发文明确了潘家口水库最终的水量配额。按照国务院的分配方案,在19.5亿立方米的可分配水量中天津市的份额为10亿立方米,[26]并且丰年还应有所增长。水库用水方针的调整及中央对潘家口水库重点向天津供水的决定,为引滦入津工程的开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早在1973年,国家计委就曾草拟了一份《关于加强统一规划,抓紧解决京、津供水问题的报告》,规划了一条将潘家口水库的库水从河北省的还乡河经唐山地区引入天津市的线路,后被称为“南线”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规划实施极其缓慢。为解决天津市日益严峻的水荒问题,在1981年5月的天津用水会议上,中央开始酝酿加速兴建引滦入津工程。天津市顺势在原国家计委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北线”规划。“北线”规划是将潘家口水库的库水引入大黑汀水库抬高后,凿隧洞穿过分水岭直接进入天津市地界,最后经于桥水库进入天津市区。之所以提出“北线”规划,是因为相较于“南线”,“北线”投资少、水质好、污染小。[16]更重要的是,“南线”规划主要利用还乡河输水,该河两岸有大量需灌溉的农田,且全部位于河北省地界,供水的管理、使用难度大,存在工农业争水的风险。[27]“北线”规划得到会议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方案“有其优点,由水利部帮助天津尽快拿出比较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随即,在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的支持下,天津市组织全市勘测力量开展了地质勘探、测绘和地质测量工作,提出了详细可行的“北线”设计任务书,为工程的开展提供了依据。[28] 

  1981年8月,水利部批复了天津市提出的“北线”设计任务书。9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实施以“北线”规划为基础的引滦入津工程。[29]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将引滦入津工程列为国家“六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30]至此,引滦入津工程开始进入施工阶段。 

  三、引滦入津工程的开展 

  由于施工进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原计划进行过一些调整,但施工大体上还是按照前期准备、全面施工、收尾通水三个阶段进行的。 

  (一)前期准备阶段(1981年9月至1982年5月) 

  为避免纠纷,加快建设速度,在天津市的主动争取下,国务院同意将引滦入津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等全权交由天津市“负责审定,并组织实施”。[29]在经费上,工程所需款项从天津市上缴国家的利润中筹措,不足部分报国家计委解决。实质上,这等于由天津市承包了全部工程的施工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对工程提出了三点要求:“保证质量,加快速度,尽量节约”,并强调“引滦工程速度问题要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研究”[31]。随后,天津市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中央精神,做出了工程“齐头并进、突出重点、洞完水通、逐步完善”的建设原则。中央的三点要求与天津市委的十六字原则成为工程施工的指导方针,贯彻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1981年5月26日,天津市引滦工程筹备组成立。9月27日,在筹备组的基础上,天津市抽调干部组成了引滦工程指挥部。时任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李瑞环担任指挥,市财经、建设、农业、城市基础设施、金融等部门以及参加工程建设的解放军某部的领导担任副指挥或相关部门负责人,[32]从而形成了“一马双跨”的局面。[33]这种人员安排“形成了全市支援重点建设的有力阵势,指挥部的各项决定都能很快传递到各有关系统,变成各方面的行动”[34]。在机构设置上,总指挥部设3室、4部、32处,并在主要施工单位设置了13个分指挥部,在工程一线设置了11个前线指挥所。[35]这种机构设置有利于形成一个高效、贯通的指挥体系,从而保证指挥部的决策能够贯彻到底。 

  在指挥部领导下,从1981年夏至1982年初,建设者们提交了地质报告和测量图纸,完成了大量的地质勘探与地形测绘工作,基本满足了规划选线与设计需要。在设计任务书和选线方案确定后,天津市又组织了庞大的设计队伍,设计人员根据已有的勘测资料,查照、引证设计依据,与施工单位结合,按期提供了基本满足开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在此期间,在施工所在地政府的支持下,征地拆迁、施工水电、交通运输、生活物资等保障性工作也相继顺利进展。[28]从1981年11月11日起,承担泵站、水库等重点项目的施工队伍陆续进场。特别是担负关键任务——分水岭引水隧洞工程的解放军陆军某师、铁道兵某师及其配属单位等,克服不利条件,在施工现场布置营地,开挖支洞,工程建设进展迅速。至1982年5月前,隧洞规划的15个支洞已有14个开始施工。[36]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也给予天津市很大支持,“尤其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多次来津,帮助我们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困难”。(《引滦入津》第1卷,第180~181页。)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前期准备阶段进展顺利,从而为工程的全面施工准备了条件。 

  (二)全面施工阶段(1982年5月至1983年7月) 

  1982年5月11日,在引滦入津工程水源地——河北省遵化县举行了开工典礼大会。水电部、天津市、河北省、解放军某部等单位的领导到会,数万名引滦工程的建设者参会。[37] 

  引滦入津工程总长223公里,全程设计有113个项目。其中,引水隧洞、泵站、输水明渠和尔王庄水库是工程重点,也是判断工程进度的重要指标。引水隧洞则是整个工程“重点中的重点”。隧洞所在岩层属于片麻岩,结构复杂,工程技术难度大。1982年5月正式开工后,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担任施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数次施工大战,攻克了主洞掘进方法、断层破碎带、衬砌等技术难关,[38]战胜了塌方、涌水、泥沙流等困难,采用新技术、新方法[39],最终仅用322天即全部完成了9.69公里的正洞开挖任务。在隧洞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委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如在隧洞断层攻关时,水电部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地质部从全国抽调了技术骨干加强地质预报工作。为了尽量加快施工进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作业面掘进速度最高达到了日进尺6.8米,创造了“国内隧洞开挖史上的奇迹”。[40] 

  按照规划,滦河水自引水隧洞入天津市的于桥水库后,从于桥水库由新开挖的输水渠道进入天津市区。其中,全长64公里的输水明渠是整个输水渠道的主体。为了节约开支,降低工程造价,天津市积极发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到工程建设中来。天津市政府决定以义务劳动的形式开挖明渠。经过部署动员、思想发动、队伍组建、筹措物料等工作,全市工交、财贸、文教等系统及郊县的10万群众参加了明渠义务劳动。[41]由于士气高涨,从1982年10月1日至11月22日,仅经过52天的施工,即开挖土方810万立方米,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多月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42]此举既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又实现了“两期工程一期完,一期工程再提前”[43],大大推进了工程进度。 

  由于输水明渠位于华北平原,地势平坦,仅有渠道并不能实现自流输水,因此,担负提水功能的泵站建设就成为另一个“通水的关键性工程”。[44]经过勘测规划,工程指挥部决定在下游全线设置潮白新河泵站、尔王庄泵站、大张庄泵站等。这些泵站的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均贯彻了“加快速度”的精神,对全线完工起到了带动作用。如尔王庄泵站土建采用板桩方案替代大开挖方案,只用了100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厂房结顶,“打出了土建施工高速度”。大张庄泵站的“五台大泵从安装到试运成功只用98天,打出安装高速度”。[45] 

  为提高供水保证率与水质,工程设计了一座平原水库,即尔王庄水库。由于是平原建库、围堤屯水,施工难度较大。这项工程由北京机拖公司、天津机拖公司、中国建筑工程六局机拖公司3家单位共同承担。[46]3个单位开展竞赛,工程进展较快。从1982年7月开工,陆续完成封坝冬施、筑堤、库区清底及黄花淀筑岛等工程,至1983年7月17日,尔王庄水库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在重视上述几个重点工程的同时,河道整治、倒虹吸工程、水闸工程、引滦入厂等子工程也都齐头并进。从原计划1985年完工[30],到计划1983年底完工,再到计划1983年“七月完工、八月试通水、九月验收、十一通水”,[47]工程建设完成时间不断刷新预期。与此同时,指挥部始终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一直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明确以质量保速度,当质量和速度发生矛盾时,服从质量”。[48]为此,工程指挥部不但设置了分级质量监控机构,还进一步修订了质量管理制度,贯彻规范标准,并开展了各工种技术培训,完善了质量监控网络。[49]施工期间共“印发修订质量规范标准73件,设立现场实验室和小组74个,施用各类检测手段19种”。[9]指挥部成立了技术领导小组,施工单位“实行定人定位操作,关键部位专人把关”,并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质量检查,若发现质量问题“绝不姑息”。[50]如大张庄泵站建设初期,因水泵层混凝土墙出现松散与露筋问题,被指挥部要求“推倒重来,并以此教育全线,提高对质量的警觉性”。[51] 

  由于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了施工速度,至1983年7月,引滦入津工程全线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工程进入了收尾通水阶段。 

  (三)收尾通水阶段(1983年6~9月) 

  在全面施工阶段尚未完全结束时,工程的收尾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首先,一些完工单位陆续组织施工队伍撤场,清理施工现场,对工程材料、设备、财务开始进行结算。天津市成立了引滦管理局,并联合市公用局、电力局、邮电局对工程进行接管。其次,指挥部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并组织各单位开展自验收工作。事实上,从1982年开始,很多施工单位就一边施工,一边为验收准备材料。1982年8月,水电部等国家部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工程质量等问题提出意见。1982年7月、12月及1983年5月,工程指挥部结合质量检查对各施工单位的验收材料进行了三次查验。1983年6月,工程指挥部在蓟县召开了验收工作会议,明确了验收性质、原则、内容、手续、分级和组织领导等工作。对所有蓄水、通水工程进行了检查、初验。由于验收基础好,准备充分,验收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验收鉴定对工程质量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引滦入津工程的质量是好的”[51],“分项工程的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混凝土强度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强度保证率达百分之九十;土方干容重合格率达百分之九十六”[34]。工程的高质量为全线成功通水提供了保障。 

  全线通水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1983年6月,全线进行空载试运。分水枢纽闸进行了闸门空载启闭实验,泵站的机泵同期“全部空载试运成功”。[52]第二阶段,通水负荷试运,分为分段通水与全线通水试运两部分。1983年7月,于桥水库以上、于桥水库以下至大张庄、宜兴埠至水厂三段进行了分段通水试运。为保障试通水成功,成立了引滦入津工程试水协调组,各分段均组织了试通水班子,建立了工作制度,对通话、供电系统做了检验。经过试水,泵站负荷运转、联动均告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53]在此基础上,1983年8月15日10点至24日10点,进行了历时9天的全线通水试运。滦河水顺利通过水库、闸、洞、涵、泵、渠及建筑物,到达天津市自来水厂。经过试通水发现,“引滦入津实际过流量超过设计过流量”,“工程设计、施工可靠,有条件正式通水运行”。[54]随后,进入第三阶段,即总体联动全线通水。9月5日,大黑汀水库正式提闸放水。9月11日,滦河水经引滦入津工程送入了天津市区各企业和各家各户。[55]至此,全线通水成功,工程胜利竣工。 

  四、引滦入津工程的成功因素 

  自1981年6月开始筹建,至1983年9月11日正式通水,引滦入津工程克服了线路长、项目多、技术难、工期短等诸多不利因素,提前完工。玻利维亚一位议员在参观工程后说:这项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真是了不起。在我们国家起码也得十年。[56]引滦入津工程还被誉为“重点工程建设的榜样”[57]。尽管在常年运行过程中,由于水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管理权限、部门配合等原因,引滦水质一度出现欠佳的问题[58],但从总体上看,工程“解决了天津用水的紧张状况,结束了天津人民喝咸水的历史,促进了工业生产发展,提高了产品质量,有效地控制了地面沉降,提高了海河的雨水排放、内河航运、环境保护的综合功能。而且由于提前建成通水,避免了再次引黄济津,为国家节省了资金”,获得了巨大的效益。[59]引滦入津工程通水以来,“安全运行零事故”,“已累计向城市安全供水218亿立方米”,取得了“输水损失率低于10%,工程设施设备完好率达到98%以上的优异成绩”。(《滦水润津沽:纪念引滦入津工程通水三十周年(1983~2013)》,天津市水务局、引滦工程管理局2013年印,序言。)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 

  (一)跨区域协作 

  将滦河水跨流域、跨行政区引入海河,离不开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协作与支援,特别是天津市与河北省以及相关地、县的跨区域协同合作。在工程施工前,河北省迁西县等就成立了支滦工程领导小组、移民迁建办公室等支援引滦工程的机构。[60]为满足施工需要,河北省动员了宽城、兴隆、承德、迁西四地近五万农民离开故土,迁居他乡。河北省为此做了大量的占地、附着物赔偿和安置工作。[61]为使施工部队能够按期进场,唐山地区主动承担并完成了50多公里的黎河整治工程。围绕施工队伍物材供应、交通运输、沿线队社思想教育等方面,当地政府也都开展了大量工作。[62] 

  “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这一跨省市协同合作能够实现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在根治海河运动中,天津市与河北省团结协作,共同战斗完成了许多工程任务,培植了深厚的友谊。更为重要的是,在引滦入津工程施工前、中、后各期,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所涉及的省、市或地区间的关系,由中央予以协调”[34]。水利部组织召开了数次由国务院牵头,津冀两省市参加的引滦入津工程协调会,为跨省市协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工程实施期间,河北省表态:“解决天津用水,是天津的大事、河北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河北省是义不容辞的”[63]。唐山行署表示:“引滦工程是国家的工程,我们大家是党的干部”。[64]遵化县负责同志说:“支援引滦入津,就是支援祖国四化,这是中央决策,是对党中央的态度问题,谈不到什么支援、感谢。”[65]正是在相关省市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引滦入津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此外,互利原则的落实也有力地巩固了跨区域的协作。作为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兄弟省市对天津市的支援也为天津市支援周边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征地拆迁和移民安排问题上,天津市多次与河北省有关地、县共同研究安置方案,“对于各项正当合理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对于各种具体困难,主动帮助解决”。[66]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尽量减少工程对当地的影响,供应施工现场的“粮、油指标由天津市划拨,其他不足的物资指标,由天津市划拨或调拨”,“国家规定的政策性亏损商品,亏损额由天津市补贴”,“用电指标由天津市划拨”。[67]工程施工期间,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天津市在施工所在地举办了天津商品展销会[68];支援迁西、遵化两县自行车31540辆、缝纫机29330台;支援唐山、承德等市县335万元适销对路的日用工业品。[69]天津市的上述举措,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压力,加强了相关地区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了各地区的团结与协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 

  引滦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干部职工的建设热情,提高了施工速度。众多“勘测、设计、施工单位在引滦工地拼死拼活,干出了平时用奖金买不到的业绩”。[34]如输水明渠工程经过全市6000多单位10万义务劳动大军的奋战,胜利提前完成。在尔王庄水库施工过程中,受雨季影响,进度落后,指挥部“充分发动群众,昼夜赶班,顽强奋战,比学赶超,相互竞赛”,“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水库筑堤会战高潮”,加快了进度,提高了班产量。[70] 

  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首先源于宣传工作的有的放矢。各级宣传部门将引滦入津工程的重大意义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增强了宣传效果。工程期间,围绕“引滦入津,造福人民”主题,宣传部门及时刊出《引滦入津报》,出版《引滦英雄赞》,并编印《动员起来,为早日完成引滦入津工程任务而奋斗》等宣传册,同时还举办了图片、模型展览。[35]由于“天津市人民长期以来深知少水和饮咸水之苦,他们热切期望滦河清水能早日流到天津”[71],有针对性的宣传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使引滦入津工程“在天津可以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支持”。[72]1978年,天津市欲铺设一条3公里的地下管道,因房屋拆迁纠纷而耗时4年未能完工。而引滦入津工程在市内铺设的13公里长的管线,不到6个月即完工了。参与过前后两项工程的天津市自来水公司经理刘占山深有感触:“舆论的确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前一项工程我们一家闷头干,有关的单位和广大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阻力重重,工程迟迟不能完成。这一回可不同了。大家都把引滦工程看成是自己的事,自觉地为它让路,当然就不互相扯皮了。”[73] 

  其次,各级党组织注意发现、宣传先进典型,做到了表彰先进的常态化。对施工中涌现出的优秀人物、优秀事迹大力褒奖,注意宣传的广泛性、连续性。每个施工现场都办了黑板报、宣传栏和光荣榜。每个工程项目完成一阶段性任务,指挥部都发来奖旗、贺信。如“隧洞施工中,每个支洞达到正洞都送旗、发贺信,每段正洞贯通又是送旗、发贺信,隧洞整个贯通还是送旗、发贺信”。[74]表彰的常态化有利于现场建设者们工作热情的持续高涨。 

  再次,各级党组织及时开展慰问、动员相结合的活动,起到了市民群众、干部职工互相教育、互相促进的作用。在工程建设期间,国家和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组织了多个慰问团,深入工地开展慰问活动。在天津市,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孩子将买冰棍的钱攒起来,老人用生活费织袜子,妇女缝制了针线包、袜底,“分送到每个引滦战士的手里”;在施工工地,“利用天津人民的每次慰问动员,全工地范围的动员不下十来次,小的动员更是不计其数”。[34]这种后方慰问与前方动员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两方面作用:一是后方市民的慰问鼓舞了奋战在一线的引滦职工,使他们感受到工作的伟大意义;二是一线的拼搏献身精神又教育了广大市民,提高了群众的认识和觉悟。 

  (三)改革创新 

  针对当时一些工程出现的“速度慢,质量差,浪费大”的苗头[75],引滦工程指挥部特别注意建设过程中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引滦入津工程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改革的胜利”。[34]换言之,“如果不打破陈规陋俗,要进展这么快是根本不可能的”。[76]事实上,整个引滦入津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在管理、施工、后勤、技术、财务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从而“促进了工程的顺利进行”。[77] 

  中央将国家重点工程交给一个省级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这本身就是对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的一个突破,极大地鼓舞了天津市的建设热情,从而在权责一致的基础上,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正如万里所言:“全部权力给你们,全部责任你们担,这也叫作包,现在看来这个包字是可以调动积极性的”。[31]这种既强调政治又强调经济的责任制,因“一经制定,严格执行,奖功罚过,奖勤罚懒,奖罚分明,一丝不苟”[33](p.507),从而“打破了‘大锅饭’,启发干部在科学组织、精心计划上动脑筋,想办法”[38]。指挥部将其“在引滦施工单位中普遍推行”,“取得了良好效果”。[69]同时,对重点工程采取几家单位同时参与,开展竞赛与会战的方式。如分水岭引水隧洞由几支部队两头并进,输水明渠被不同单位分成72段开挖,尔王庄水库由3家机械公司同时建设。这样就形成了“互相比着干的阵势,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34],加快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此外,工程指挥部在施工中还尽量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效率。在报批手续上,“突破了旧框框”,力求简化,以节约时间。如引水隧洞和下游线路的选定,“市委用召开常委扩大会的方式,把有关部门召集到一起,集中审批,只用半天时间即研究决定”。[78]在工程程序上,工程指挥部突破了设计完成再动工的传统做法,将设计、施工交叉进行,“既坚持了科学,又简化了程序,缩短了各环节的周期,争取了时间”[9]。在后勤保障上,工程指挥部没有采用“先征地、备料再动工”的做法,而是进行了“先征后赔”的改革,使得各工地“长则两月,短则十几天就定了下来”。[33](p.507)在技术手段上,工程指挥部积极采用、推广新技术,如在隧洞开凿中,大胆使用了光面爆破、喷锚支护等新工艺。[78]在资金拨付上,工程指挥部在不违背国家财经纪律的前提下,实行联行管理改革,优化了资金供应。[79] 

  综上所述,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疏解了天津市的缺水困境。经过数十年的运营,工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天津水利年鉴(2004)》,天津市水利局、引滦工程管理局2005年印,第30页。)。跨区域协作、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对工程“又快又好又省”[80]地完成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些有益的经验也为此后国家的水利建设及重大工程施工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 参 引 文 献 ] 

  [1]《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0页。 

  [2]天津市统计局:《天津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286页。 

  [3]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编:《亲历天津改革开放(1978~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4]《当代中国的天津》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5]《关于天津市水源紧张情况和今后采取措施的初步意见(1958年1月6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4- Y-001030-05。 

  [6]《王中年同志在节水、保水现场会上的讲话要点(1975年10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X0078-Y- 001065-23。 

  [7]《海河志》第4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8]《保证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本市工业实行限额用水》,《天津日报》1981年9月12日。 

  [9]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引滦入津工程建设实施情况汇报(1984年8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25-01。 

  [10]《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瑞环同志关于引滦入津工程的情况汇报(1981年10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6-08。 

  [11]《谷牧副总理的讲话(1981年10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6-05。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的会议纪要(1981年6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4-01。 

  [13]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引滦工程简报(1984年2月23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 000140-06。 

  [14]《引滦入津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初步分析(1984年)》,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26-11。 

  [15]国务院:《关于密云水库对天津市供水问题的批复(1966年7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002-018-00100-01。 

  [16]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引滦入津工程改走北线的汇报(1981年5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4-02。 

  [17]国务院:《京津用水紧急会议纪要(1981年9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26。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171页。 

  [19]《〈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缺水问题短期不能解决 节约用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天津日报》1981年10月20日。 

  [20]《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节水保水、战胜水荒的决定》,《天津日报》1981年8月31日。 

  [21]《河北省志·水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22]河北省水利厅:《水利简报(第二期 1981年1月14日)》,河北省档案馆:982-13-208-01。 

  [23]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潘家口水库水量分配意见的函(1980年1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 Y-000002-03。 

  [24]《万里同志在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81年5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4-01。 

  [25]《解决天津交通运输和水利问题会议简报(第六期 1981年5月18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 Y-000004-04。 

  [26]《引滦入津工程规划设计情况及有关问题的汇报(1983年2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 Y-000015-04。 

  [27]天津市建委赴滦河查勘组:《关于“引滦工程”及路线现场查堪情况的报告(1981年4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4-07。 

  [28]《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一九八一年工作总结报告(1982年2月14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 

  Y-000009-03。 

  [29]国务院:《关于引滦入津工程问题的批复(1981年9月25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3-02。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3日。 

  [31]《万里同志和伟达、瑞环同志谈话摘要(1981年9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3-03。 

  [32]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关于建立天津市引滦入津工程指挥部的通知(1981年9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1-07。 

  [33]李瑞环:《城市建设随谈》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页。 

  [34]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引滦入津工程总结报告(1983年11月1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68-01。 

  [35]《引滦入津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小结(1982年5月1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29-05。 

  [36]《关于引滦入黎隧洞工程开挖施工支洞的报告(1981年)》,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7-03。 

  [37]《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引滦入津工程开工典礼》,《引滦入津报》1982年5月18日。 

  [38]《引滦入津施工总结(1983年7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359-07。 

  [39]《引滦工程连续三个月大战情况报告(1982年12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359-07。 

  [40]《李瑞环同志在引水隧洞贯通工程贯通祝捷大会上的讲话(1983年4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70-03。 

  [41]《引滦旬报(第19期 1982年9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66-03。 

  [42]《引滦旬报(第26期 1982年11月3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66-03。 

  [43]引滦输水明渠土方工程分指挥部:《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促进明渠土方工程的胜利完成(1983年9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89-01。 

  [44]《引滦旬报(第22期 1982年10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66-06。 

  [45]《引滦入津工程汇报提纲(1983年8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72-16。 

  [46]《宝坻县水利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47]《引滦入津通水协调会会议纪要(修改稿 1983年2月3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92 -06。 

  [48]王葆珍:《同心同德,乘胜前进,确保七月完工、“十一”通水,夺取引滦入津工程的全面胜利(1983年6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79-01。 

  [49]《引滦入津工程质量情况(1983年2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5-05。 

  [50]《引滦入津通水工程进展情况汇报提纲(1983年2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5-01。 

  [51]关学中:《在引滦入津工程通水施工会议上关于中间验收问题的讲话(1983年8月2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93-07。 

  [52]《关于提供引滦工程三大泵站十七台大泵单机负荷试运需水量的函(1983年7月2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360-01。 

  [53]引滦指挥部:《关于试通水情况的说明(1983年)》,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72-14。 

  [54]《引滦入津工程试通水总结报告(1983年9月3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256-03。 

  [55]《引滦入津工程竣工报告》,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24-03。 

  [56]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引滦工程简报(1983年10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 000098-05。 

  [57]《重点建设工程的榜样》,《人民日报》1983年9月12日。 

  [58]水利部水资源司、政策法规司联合调研组:《关于“引滦入津”水资源保护调研情况的报告(2009年11月)》,《水利系统优秀调研报告》第9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年版,第59~70页。 

  [59]《引滦入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书(1984年8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24-01。 

  [60]《迁西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61]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关于加快移民迁建进度确保两大水库蓄水的安排意见(1983年1月27 

  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5-10。 

  [62]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协助做好引滦入津工程施工中有关工作的通知(1982年2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411-10。 

  [63]《引滦入津施工座谈会简报(第二期 1981年10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6-11。 

  [64]《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在引滦入津施工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1981年10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6-04。 

  [65]《天津市引滦工程慰问团工作总结(1982年1月12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178-30。 

  [66]《发扬引滦精神 加快四化建设——热烈祝贺引滦入津工程竣工通水》,《天津日报》1983年9月30日。 

  [67]《引滦入津施工座谈会纪要(1981年10月29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16-14。 

  [68]天津市财委:《关于在迁西遵化两县举办天津工业品展销情况的报告(1982年1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63-02。 

  [69]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后勤部:《引滦入津工程后勤工作总结(1983年9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421-06。 

  [70]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引滦工程简报(1983年4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 Y-000116-18。 

  [71]万里:《用引滦入津精神抓重点建设》,《经济日报》1983年5月11日。 

  [72]《李瑞环同志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隧洞施工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28-03。 

  [73]《学习引滦入津建设者向“扯皮”作斗争的经验》,《天津日报》1983年8月18日。 

  [74]引滦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引滦入津政治工作经验(1983年9月)》,天津市档案馆:X0156-Y- 000189-01。 

  [75]王葆珍:《在引滦指挥部通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引滦入津报》1983年8月8日。 

  [76]《引滦入津工程高速优质八条基本经验》,《经济日报》1983年7月5日。 

  [77]《动员起来,决战决胜,为确保七月完工,十一通水而奋斗!——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一九八三年工作要点(1983年3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76-01。 

  [78]《引滦入津工程进展情况汇报提纲(1982年11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30-02。 

  [79]《一九八二年工作总结(1983年2月28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29-06。 

  [80]《邓小平高度赞扬引滦入津施工部队 完成任务快好省 为重点工程作出榜样》,《人民日报》1983年7月6日。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王凛然,历史学博士,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30035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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