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深刻的社会与经济转型, 这些促使转型的力量既包括中国自身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市场化推进, 也包括国际化背景下全球资本的介入。 (1) 从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正式进入以农民工为主的“乡—城”迁移时代, 流动的趋势与特点集中表现为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 利益和改善生计是其向城市流动与迁移的根本目标。这个中国最大规模的“乡—城”迁移过程一直从改革开放持续至今, 它不仅在微观的个体生命历程中改变了“乡—城”移民包括其家庭的生活与命运, 也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形塑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乡城面貌与结构系统。 (2)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由来自农村的定居者构成的新的都市共同体意味着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根本性转变, 它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系统。这种个体与社会重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即在“乡—城”社会的两端都产生了彼此牵涉的新问题。 (3) 在西方发达国家, 劳动力的职业转换、空间转移与社会文明同步完成, 但在中国, 户籍制度、二元劳动力市场等制度结构约束使得以农民工为主的“乡—城”移民呈现“钟摆式”来回迁移状态, 在双向摆动的过程中, 进一步固化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进入新世纪, 随着流动人口代际传承阶段的到来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两栖人流动态势逐渐减弱。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持续攀升, 家庭化迁移成为该群体流动的主体模式。该迁移模式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更容易产生认同感, 定居的意愿更强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春光研究员认为, 新生代“乡—城”移民的突起开启了从临时性迁移向城市移民定居的新时期。 (5) 陈映芳则将其界定为“城市新移民”与“市民权”的争取问题。 (6) 纵观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乡—城”移民史, 尽管叫法不一、阶段不同, 但无论是“暂时的飘浮者”还是“潜在的定居者”, 他们都对国家的乡城空间重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产等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7) 同样地, 从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中国“乡—城”迁移不仅直接决定了迁移群体自身的发展、也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公平正义。与40年的“乡—城”迁移史相对应的是学者们对一问题的持续关注与研究。期间, 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各门学科的学者纷纷投入这一领域, 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 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框架。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开启, 中国“乡—城”迁移的新规律、新特点何在?这种新的迁移特征将如何影响其城市融入的要求?未来中国“乡—城”移民实现城市融入的出路如何调适?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一个文献综述的视角, 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乡—城”迁移与城市融入的理论变迁史, 并对中国范式与融入路径提出思考。 

二、“乡—城”迁移的模式演变与代际差异 

　　受西方迁移理论的影响, 在两级框架所主导的移民话语中, 迁徙人群分为循环和线性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情况下, 人们保持自己旧的认同, 铭记自己的家乡, 并最终返回那里。在第二种情况下, 人们抛弃了曾经的家乡和认同, 在接纳自己的社会中定居并最终为其所同化。 (8) 这种对于社会空间和归属感的两级化假设也一直主导着人们对当下中国流动轨迹的思考。按照“返乡”和“留城”的不同空间方向, 可将以农民工为主的中国“乡—城”迁移群体分为:返乡当传统农民;返乡创业成为新农民;留在城市当农民工;留在城市成为市民。 (9) 从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的经验来看, 人口流动的进程包括三个依次演变与递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个体迁移为主的先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家庭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迁移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移民大众化阶段。 (10) 就我国目前人口流动的现状来看, 它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 即从家庭迁移逐渐向大众化迁移过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也逐步完成了中国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代际变更。 

　　(一) 模式演变:从“单枪匹马”到“链式迁移” 

　　很多关于移民群体的研究得出结论, 认为新移民的人口迁徙模式是一种“链式迁移” (Chain Migration) 或“连锁迁移”。例如, Takeyuki Tsuda对日裔巴西移民的研究表明该移民群体的流动趋势是一种连锁式的迁移, 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之间形成具有一定路径依赖性的“迁移链”, 这是移民群体产生社会嵌入性的重要社会性因素。 (11) 国内, 项飚等人关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的研究亦表明, 中国的城乡人口迁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出生地为根基的链式迁移。 (12) 这种链式迁移具有滚雪球的效应, 它一方面导致迁移人口高度集中化的聚集居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所从事的职业高度趋同化, 这主要是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农民工获得的信息也相对集中和趋同, 这有利于他们掌握信息并形成规模效应。从传统的单枪匹马式的进程务工转向链式迁移,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城”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变化趋势之一。在陌生的城市里, 这种链式迁移有助于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的归属感, 帮助他们重新社会化和融入城市。个人关系和网络通常建立在过去的经验和互动的基础上, 很多农民工倾向于在他们的亲戚、朋友、邻居以及原来的村落中寻找和重建个人的关系网络, 以此作为城市适应的手段。这种嵌入性的关系网络能够产生相互信任和理解, 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和交往成本。除了提供经济性的或工具性的支持之外, 由于共同的生活经验、作为工友和朋友而产生的依附感等, 它还能为关系成员提供情感上或心理上的支持, 使个体应付和适应各种社会压力。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区分了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 前者指经济行动者彼此之间的个人关系, 它包括规范性期待、为一致性作出的共同努力以及互惠性交易等;后者指这些行动者所属的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13) 后来的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观念, 行动者理性的经济行动通常嵌入在社会结构中。随着农民工迁移模式变化, 他们的经济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是一种双重的过程。也就是说, 结构嵌入性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程, 农民工一方面在经济上嵌入于地方性的劳动力市场, 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 即农民工社会性地嵌入于地方性的城市社会。劳动力的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后果, 而这反过来又结构化了迁移过程。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依赖、共同决定了农民工对当地社会的结构性嵌入。 

　　(二) 代际差异:从“返乡务农”到“留城发展” 

　　与这种链式迁移相关的一个问题是, 伴随农民工群体的代际传承,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职业伦理正在逐渐发生改变。1999年, 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曾就农民工外出后是否还会回家乡进行调查统计, 结论显示“89.7%的农民工将会返乡, 10.3%的人选择在外定居”。 (14) 2008年, 浙江大学就同一问题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41.1%的人希望能留在城市, 35.3%的人确定返乡务农, 还有23.6%的人待定、但他们也表示将来留在城市的可能性会更加大。 (15) 相隔十年的两个调研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明显高于父辈。第一代农民工仍保留着小农思维, 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城市, 相反尽管进城多年, 但对土地与农村保留着深深的依恋。 (16) 与父辈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摆脱了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心理依赖, 在迁移过程中建构起了具有一定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和居住场所对他们社会网络的重组起了重要作用。 (17) 的确, 新生代农民工对初级社会资本的依赖强度要小于第一代, 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上, 新生代较之于第一代更注重次级社会资本的构建, 他们更倾向于尝试使用弱关系的力量。 (18)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 (19) 进一步地, 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分析表明, 在以生存为特征的低层次阶段, 依靠亲戚、老乡、邻里等强关系能够减轻城市生活的交易和心理成本;但在以发展为特征的高层次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更多依靠异质性强和具有制度性关联的弱关系, 并运用策略选择性地将其转化。 (20) 特定群体从关系资本中获益是以限制和牺牲内部个体的自由为代价的, 并会对个体的创造力和个性产生压制。 (21) 在第一代农民工那里, 强关系在产生收益的同时也具有隔断作用, 因为强关系容易产生以自我、以“家”为中心的小团体, 而且其社会资本由于同质性强、水平低, 它很难向外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会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感知, 并阻碍其城市融入。在代际变迁过程中, 强关系的作用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因此, 它无法成为未来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群体融入城市的主导力量。 (22) 此外, 在新的职业伦理中, 像父辈们那样单纯经济上的诉求也已经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 他们更多地试图寻求平等的公民身份, 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即使新生代农民工将自己看作是都市寄居者, 但他们与城市的纽带更为密切, 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由农民工代际差异带来的“返乡”与“留城”选择差异背后实质是生存理性与发展理性的不同逻辑导向。 

　　三、“乡—城”迁移群体的城市融入障碍及破解路径 

　　与“乡—城”迁移如影相随的是这个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根据城市认同以及适应程度的不同, 朱力将两代农民工的适应模型划分为“被动性适应”、“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三种类型。他认为第一代基本上以“被动型适应”为主, 绝大部分的新生代可归为“主动型适应”, 而少数具有精英型特质的新生代则可以划入“建构型适应”, 这是一种全新的也将带有趋势性和引导性的适应。 (23) 不同的城市适应类型受制于融入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及其发生机理。 

　　(一) 城市融入障碍研究的双重取向 

　　从社会结构要素和主体要素两个层面分析“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是近年来学界较为集中的分析方法。社会结构要素主要指群体所置身于其中的城乡社会背景和宏观制度框架, 主体要素则是群体城市融入的意愿和市民化的能力。城市融入是主体要素与社会结构要素互动的结果, 而“乡—城”移民就是在这种社会与个体、行为与制度的竞争与张力过程中逐步进行的。 (24)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中国“乡—城”群体城市融入面临的最大障碍, 而群体自身的因素 (如乡土意识、教育水平等) 是阻碍其城市融入的直接原因。其他还包括一些社会性的因素, 诸如市民及城市管理者的偏见与歧视、城市传媒的污名化与忽视以及城市社区的隔阂等, 都是阻碍“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消极因素。 (25) 例如, 自身障碍主要表现为:第一, 他们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职业技能, 因而只能从事脏乱、危险和劳累的工作 (即所谓的“三D”工作:dirty、dangerous和demeaning) 。第二, 文化上由于这个群体易遭受社会歧视和排斥而产生心理抗拒和文化抵制, 他们形成自我隔离的居住空间和自我封闭的亚文化圈, 结果导致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排斥。第三, 认知上农民工的“小农意识”浓厚, 这种精神气质与现代城市社会的伦理显得格格不入。受到西方“行动—结构”视角的直接影响, 不少学者还将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运用于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过程。他们提出移民个体的社会资本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分别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由于微观层面资本狭窄、中观层面资本不足及宏观层面缺乏公正而导致了城市融入困境, 并且这种困境在两代“乡—城”移民身上的差异不明显。 (26)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乡—城”移民, 经验研究表明, 其工作适应、人际适应停留在中等水平, 而生活适应则位于较低水平。家庭阶层地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组织支持、社区参与以及相对剥夺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严重相关。 (27) 2006年“成都青年农民工状况调查”的数据资料分析则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影响。 (28) 此外, 乡土世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日常生活仍起到了路径依赖的影响, 使得他们的都市性和现代性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长期生活在城市也不能完全适应和融入城市。 (29)

　　图1“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　

　　以上论述为我们了解“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综而述之, 我们可以将他们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按照迁移阶段的不同分为双重取向:迁移前的特质影响和流入地城市的特征影响。迁移前的特质包括主体受教育水平 (包括职业培训) 、原先城市化程度、个体人口学特征、进城动机及父母职业等。进入流入地后, 城市的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的包容性、多元性等也会对其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 (如图1所示) 。 

　　(二) 推动城市融入的两大路径 

　　学术界对于如何改善中国“乡—城”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思考, 并提出诸多建设性的对策思路, 其重要的落脚点也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变革上。具体来看, 该方面的研究和思考可归纳为两大路径。 

　　第一, 从城市融入的宏观制度路径推进来看, 学者们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结构、消除身份制的户籍制度作为切入口。事实上, 影响以农民工为主的“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诸多制度性障碍中有不少因素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衍生品, 因此,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消除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深层结构制约是学者们认为破题的根本。何得桂、吴理财提出, 在大战略上要实现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一体化, 从而促进农民工自由全面地发展。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目标就无法完成。 (30) 王桂新、沈建法等学者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呈现出非正规、不完全的特征。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中国就不会出现“乡—城”移民, 他们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要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体制改革, 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前提和根本, 也是推动中国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 (31) 截止2015年9月, 中国24个省份出台了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 部分地区表示将降低落户门槛, 明确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的具体目标。 (32)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还包括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以及政治参与制度等。因此, 刘传江建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应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入三个环节开展。在第一个环节解决土地流转和农地征用制度机制的创新, 在第二个环节解决户籍制度转型以及城乡一体的就业制度改革、人力资本投资和安居工程的跟进, 在第三个环节是实现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市民化问题。概括而言, 主要是突破三块坚冰:农民退出农业农村制度、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33) 张蕾等学者则进一步认为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 对他们在城市长期生存、生活和发展影响显著。因此, 只有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子女接受同等教育才能实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34) 杨菊华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得出近4/5的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教育程度仅为初中或以下, 这样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如果城乡教育差距得不到改善, 那么教育偏低、技能偏差、工作经验缺乏的新生代农民工永远只能在城市从事低端的行业和工作。因此, 改变必须从基础抓起、从源头抓起,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还在于改变城市教育差别, 提升他们的群体生态和生活品质。 (35) 

　　第二, 从流入城市的社区化治理与服务策略来看, 除了倡导和建设从宏观制度上建构城市融入的路径体系外, 近年有不少学者也积极提倡加快推进“乡—城”移民流入城市的属地化治理与服务水平、加快改善城市融入的中观环境, 推动其市民化的步伐。中观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推动他们的城市融入, 对于其他流动人口进城生活状况和发展处境的优化也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流动人口的聚居, 城市社区成为一个从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场域, 是一个流动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基层组织、管理体制以及服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因此, 如何构建一个开放、流动、分化和多元化相适应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 妥善处理不同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 增强社区认同和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 促进社区的整合和融合成为重要的议题。早在本世纪初, 有学者就从社区建设的理论角度提出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对于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意义, 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是同步发生的, 政社分离后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基层社会, 社区成为承担政府公共职能的末梢基层组织, 同时, 从流动人口个体的角度来看, 也对当地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36) 政府宏观政策和措施对于流动人口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效率很低而市场主体严重缺位, 因此, 要将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治理服务互补衔接来推进外来人口综合治理和服务的新举措。 (37)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陈丰等人, 陈丰认为社区自治管理将会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新趋势, 这一模式不仅能有效利用各类行政和社会组织资源, 优化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 更重要的是推进基层社会民主协商的步伐。 (38) 张艺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对流动人口实行社区化管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并针对在外来人口社区管理中已经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阻碍因素, 提出重构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管理新体系的构想。 (39)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增长与城市移民意愿的凸显,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视角提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策略。周莹、周海旺基于江苏省无锡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 提出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 做到与常住人口同服务、同管理, 通过社区融入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隔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并真正融入城市。 (40)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创新城市社区体制机制, 要将融入的主题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中,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的同时, 整合城市社区现有的培训资源和渠道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培训水平, 并将社区关怀普惠式延伸和拓展从而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41) 随着上述研究视角的推进, 学界提出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危机调适、人力资本提升与社会支持网络扩展和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对策建议。 (42) 在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社区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从而摸索适合中国本土需要的社会工作方法。(43) 

　　四、未来推进中国“乡—城”迁移群体城市融入的思考 

　　与中国近40年的“乡—城”迁移史相比, 发达国家漫长的移民运动大致经历两个研究阶段:早期移民研究包括迁移人口社会特征及迁移规律、迁移人口与城市发展、迁移人口的适应与融入三个方面。20世纪后期以来, 欧美学术界对移民问题的探讨则从理论研究转向融入策略 (Inclusion Strategies) 。西方学者认为移民尤其是早期的西方移民主要是一个“乡—城”迁移过程, 其中, 推拉理论、历史—结构 (historical-structural) 理论和中观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是解释和理解“乡—城”迁移的三大经典理论流派。不难发现, 国内学者在人口流动行为、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尤其是融入策略问题上的阐述与西方三大经典理论相比呈现出较强的继承性, 这些观点和建议也为理解和化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城”移民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综而述之还存在有待拓展的空间, 具体表现在: 

　　第一, 目前绝大部分研究中关注中国“乡—城”移民的群体变迁以及在城市融入主观的意愿、群体的需求以及障碍因素等, 它们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将“乡—城”移民视为流动人口, 而非跨越农村空间、永久定居城市的移民人口。的确, 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中国的“乡—城”移民与西方移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获取了工人的职业、但身份仍旧是农民, 并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但随着新生代规模的增长及中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壁垒的松动, 永久性“乡—城”迁移及城市定居已经成为日益凸显的现实。因此, 学术界有必要对中国“乡—城”移民的群体界定及未来发展定位进行调整。 

　　第二, 在以往关于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要素的挖掘上仍过多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融入, 由此原因分析也集中为城乡二元的制度分割、政策不均衡等结构性“强”排斥, 对于制约“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深层潜在文化适应、社会交往、心理接纳等非结构性“弱”排斥研究相对不足。在社会学领域, 结构与行动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持久的话题, 从古典到现代的诸多社会理论家一直在关注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 以社会为代表的结构要素是调解国家与个体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对此, 阿米塔伊·埃齐奥尼 (Amitai Etzioni) 曾提出“反应性共同体” (responsive community) 的概念, 并明确表明这是一种“社群主义的视角”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 (44) 在埃齐奥尼看来, 反应性共同体可以在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和个体对自主性的需求之间寻找一种共生性的平衡。例证之一就是, 在早期的中国城市中, 具有相同籍贯的“乡—城”移民就倾向于聚集在一起, 营造一种与家乡类似的文化环境, 并在城市提供就业机会、娱乐、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 (45) 事实上, “乡—城”移民是在“强结构 (国家) —个人或群体—弱结构 (社会) ”的张力中选择行动, 而这种行动也不断形塑他们在城市中的“结构环境”。因此, “弱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比“强排斥”更具有解释力, 随着宏观制度背景的变革更应关注隐形的“弱排斥”因素。 

　　第三, 已有研究关于推进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策略角度略显单一, 虽然提出了从社区等微观的组织视角进行推进, 但作为一种系统的社区支持模式, 其实践策略意义尚未充分体现。西方学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历时较长, 在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较为系统全面, 但当前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与西方移民问题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结构背景不同, 目前中国社区发展和建设的路径与国外也差异明显。从已有移民聚居的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和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模式研究来看, 往往将他们视为“外来客体”而推行以纵向的政府管理为主,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机构设置, 还是出台的统一政策和执行标准, 无不反映出管控和被动的色彩, 作为推动和实现城市融入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横向社会化治理机制明显缺乏。随着“乡—城”移民在城市大规模的出现与聚居, 以家庭、邻里以及地方共同体为代表的各种原有的横向社会化治理机制逐渐被破坏, 它们的影响被极大地削弱了。 (46) 正如帕克所言, 地方性共同体应该成为都市有机体的重要构成部分。相对紧密结合的、具有凝聚力的移民共同体具有解决某些都市问题所必须的属性。以社区支持为代表的横向社会化治理机制由于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建立共同体为主要目标并且通过自治模式来实现目标。因此, 在未来“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中横向社会化治理机制的实践运用应进一步推进与完善。 

　　注释 

　　1 Li Zhang, “Migr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Socialist China.”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8, No.1, 2001:179. 

　　2 Zai Liang, “The Age of Migration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27, No.3, 2001:518. 

　　3 (12) Laurence J.C.Ma and Biao Xiang,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The China Quarterly, No.155, 199:566. 

　　4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 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年版, 第10页。 

　　5 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 

　　6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7 Kenneth Roberts,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Shanghai:Temporary‘Floaters’or Potential Settler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6, No.2, 2002:492~519. 

　　8 Rouse, Roger.“Thinking Through Transnationalism:Notes 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lass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Public Culture 7 (2) , 1995:353~402. 

　　9 江立华:《农民工转型:市民化与新型农民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3月8日第424期。 

　　10 胡书芝:《从农民到市民: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之路》,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第45页。 

　　11 Takeyuki Tsuda, 1999.“The Permanence of‘Temporary’Migration:The‘Structural Embeddedness’of JapaneseBrazilian Immigrant Workers in Japa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8, No.3:707 

　　12 M.Granovetter.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 No.3:481~510. 

　　13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58页。 

　　14 朱筱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对杭州及周边地区的调查》,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4月。 

　　15 郎晓波:《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差异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11期。 

　　16 齐心:《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7 白小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18 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19 熊凤水、慕良泽:《农民工城市适应:层次及其转型——基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调研世界》2007年第7期。 

　　20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1 (26) 李爱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2 朱力、赵璐璐、邬金刚:《“半主动型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3 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第1-2页。 

　　24 谢有长、宁陶:《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分析》,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2期。 

　　25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南方人口》2007年第4期。 

　　26 许传新、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人口与经济》2007年第5期。 

　　27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社会》2006年第2期。 

　　28 何得桂、吴理财:《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武汉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29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30 刘心源:《24省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部分地区降低落户门槛》, 中国网2015-9-23,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5-09/23/content_36661622.htm。 

　　31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 《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32 张蕾、王桂新:《第二代外来人口教育及社会融合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西北人口》2008年第5期。 

　　33 杨菊华:《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 《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34 刘祖云:《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探讨》,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 

　　35 蔡小慎、王天崇:《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前沿》2005年第1期。 

　　36 陈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 《人口与经济》2012年第6期。 

　　37 张艺:《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 《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 

　　38 周莹、周海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39 邓秀华、丁少洪:《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和谐社区建设》, 《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 

　　40 谢永飞、王红艺、汪华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探讨》, 《兰州学刊》2013年第5期。 

　　41 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266页。 

　　42 Amitai Etzioni, “The Responsive Community: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No.1, 1996:1~11. 

　　43 Laurence J.C.Ma and Biao Xiang,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The China Quarterly, No.155, 1998:578. 

　　44 Park Dixon Goist, “City and Community:The Urban Theory of Robert Park.”American Quarterly, Vol.23, No.1, 197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