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为完成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各地盲目招工，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城镇人口膨胀。为此，1959年中共中央开始控制人口大规模流动，并采取措施精简城镇人口。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的精简城镇人口关注较多，（对于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开始时间的认定，学术界分歧较大。陈理、柳森等认为中央1959年1月5日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是精简城镇人口的开始，但大部分观点都认为精简城镇人口开始于1960年或1961年。参见王瑾：《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述评》，《红广角》2016年第4期。）本文拟通过相关档案史料，厘清北京市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历史脉络，以期揭示1959年城镇人口精简的特殊性并探讨其对60年代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影响。

　　一、“大跃进”运动导致城镇人口膨胀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北京的各行各业进行“大跃进”，盲目招工，城镇人口迅速膨胀，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和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等。

　　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和缩短完成时间。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并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还下放了招工的审批管理权。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1958年5月3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人委”）第九次会议提出争取在短期内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31日， 7万多人组成宣传大军，采用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2］8月20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建筑企业跃进誓师大会。8月23日，北京市委召开土法炼铁现场会，“要求全市动员，以小、土为主，走群众路线，城乡结合，用最快速度建成一批小高炉”。［3］10月上旬，北京市开展了小土群炼钢运动。10月26日，北京市动员70多万人利用星期天参加炼钢，出现了群众性炼钢运动的高潮。［4］为了完成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的目标，各部门不得不竞相制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增加建设项目，并为此增加大批职工。到1958年7月，全市各部门要求增加职工14万人，到9月又提高到23万人。各级劳动部门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首先，从社会上招工，从商业、服务业抽调青年职工到工厂工作，动员家庭妇女出来工作，补充商业、服务业的缺员或到工厂参加生产。其次，鼓励原有技工学校扩大规模大量招生，并在《北京日报》刊载招生通告，吸引了大批外省市农村青年赶赴北京报考技工学校。各报名点一律接收，总共招收了3万余人，技工学校留下1.4万余人，其余的转给工厂当学徒。但仍未能满足需要，还有许多单位自行招收市内外青年农民。［5］到1958年底，北京市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包括手工业）有135.3万人，比1957年105.6万人增加29.7万人，其中从社会上招收18.7万人（城市13.6万人、郊区农村5.1万人），占新增人口的一多半。［6］

　　在工农业 “大跃进”的同时，教育领域的“大跃进”也开展起来。为提高地方办学积极性，中央下放教育管理权限，致使各地盲目建校，扩大招生规模。再加上当时学生吃商品粮，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吸引了大量学生涌入城市。

　　1958年5月30日，北京市人委第九次会议提出，争取在1958年内全市普及中小学教育，两年扫除文盲。［2］1958年成为北京市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一年，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82.7万人增加到122.8万人。1959年4月，学生总数增至156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4。［7］与此同时，学校数量猛增，1958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分别由1957年的31所、33所增至 57所、52所。［8］ 民办小学由1所猛增至121所，在校学生人数由1000余人猛增至8万余人。［3］（p.218）

　　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增多给市场供给带来很大的压力，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北京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形势严峻。1958年全市各类商品的消费量大部分比1957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如“食糖增加43.9%，棉布增加49%，毛巾增加81%，肥皂增加86%，胶鞋增加64%，蔬菜增加15%，等等”。［7］（p.12）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指出：1958年“全市工矿、交通、建筑等单位共约增加职工25万左右，街道居民有14万人参加生产，密云水库河北省的11万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许多都是由北京供应，再加上流动人口增加10万人，以上共计60万人。由于就业人口增加，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和农村实行吃饭供给制等，人民生活一般都提高了，因而社会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7］（p.13）社会购买力的迅猛提高导致市场供应日趋紧张。1958年12月，市民给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写信反映：“现在仅‘吃’一项，真是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今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去年下降了”，“目前买不到白菜，白薯多半已腐烂，花十斤的钱，落不到五斤可以吃的……比起去年来，今年每个月至少减掉十几元的收入。而物价却在无形中上涨不少”。［9］为保障市民的基本需要，北京市商业系统除了派出大批采购人员深入产区组织货源外，还采取了对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办法。从1959年1月起，城近郊8个区的居民，按人凭票定量供应猪肉。从1月21日起，实行凭证定量供应食糖，城近郊居民每户每月1斤。［10］然而，这些举措对缓解市场供应紧张的作用仍然有限。

　　另一方面，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使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农业产量下滑。为了保证正常的粮食供应，不得不依靠中央调拨粮食，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1958年1～7月，中央下达调给北京市的粮食计划为8.4亿斤，在此期间粮食销售计划则为10亿斤，计划调入的粮食比销售计划少了16%，而实际调入6.5亿斤，只完成计划的78%。到7月，完成得更差，全月调入计划为1.7亿斤，仅完成0.72亿斤，完成计划的42%。在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下，市粮食局的库存量降低到历年最低水平。到8月，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大跃进”运动逐步发展，城镇人口继续增加，粮食不足现象更加严重。［4］（p.658）副食品供应情况也很紧张。1958年上半年，猪、牛、羊、鸡蛋等副食品未能完成调入计划。与此同时，一些日用品的供应也出现不足的情况。

　　此外，城镇人口膨胀除了对生产发展和对城乡互助造成不利影响外，还容易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造成混乱，助长某些职工个人主义、经济主义思想的滋长，而且由于私招等常常是不问政治条件，给坏分子混入企业造成了可乘之机。［1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精简城镇人口势在必行。

　　二、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提出及措施

　　面对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处理私招乱雇人员、整顿劳动组织，初步精简了城镇人口。

　　（一）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和提出

　　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5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劳动部、内务部关于制止从农村私招人员的联合通报》，强调必须制止在农村中私招乱雇人员，企业、基建单位需要补充劳动力的应力求从企业内部和城市中挖掘潜力、解放妇女来解决。对于已招入农民的去留，由其县、乡（人民公社）决定，县、乡（人民公社）同意的可以继续留用，如不同意，招人单位负责把他们送回原地，没有证明文件的农民，一律动员其返乡。［12］11月29日，劳动部党组就私招农民和挖用在职工人的问题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并提出了解决办法。［13］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参照办理。［14］

　　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要求“各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停止招收新的职工和继续固定临时工人”，“严格制止私招乱挖在职工人的错误做法”。［15］上述文件和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精简城镇人口，但是已开始从源头上处理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问题。可以说，中央已经开始酝酿精简城镇人口。

　　195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充分挖掘企业内部劳动力潜力》，强调完成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不能再靠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进行，而是要靠充分挖掘工业战线的劳动力潜力，尽量做到增产减人，发出了精简职工的信号。4月，面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指出：“对去年过多地招收了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15］ （p.249）5月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和劳动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一九五九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指出“全国职工的年末人数应该比去年减少八百万”，“主要的应该减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去年新增职工中这类工人约有一千万人），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多余的学徒也应该裁减”。［15］（p.318）6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提高了职工压缩指标：“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经减少的三百万人），能够减到一千万人以上更好”。［15］（p.330）对于北京市，中央要求减少2万人。［16］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北京市委采取了各种措施。

　　（二）精简城镇人口的措施

　　1.处理私招乱雇人员

　　从北京市来看，各单位私自招工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发动本单位职工写信或通过亲友、老乡关系串联招工，或采取公开、半公开方式登记招收盲目流入本市的农民；二是以招收职工家属为名，私招本市和外地人员；三是以提高工资待遇等方法挖其他单位的在职工人。这三种途径造成了城乡之间、北京与地方之间、北京企业之间三重关系的紧张。一方面，大批精壮劳动力流出，不利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批流入城市，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他们白天“就跑‘人市’、工地找工作，或到劳动局、民政局要求介绍工作”，“有的在大街上要钱，有的甚至偷窃行骗，有的还准备到国务院请愿”。［7］（p.82）

　　因此，在1958年12月18日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办理的前一天，北京市劳动局党组就针对私招乱雇现象向市委做了报告，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劳动力调配管理工作上，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发动职工，结合技术革命，掀起一个调整劳动组织、挖掘劳动潜力的群众运动，力求做到劳动力使用安排更加合理”，1959年“可以少从或不从社会上招工”，“凡确实需要从社会上招收工人的单位，必须报请市委批准，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供应”，“任何单位均不得私自招工（包括吸收职工家属）”。同时，各单位要检查未经批准自行招用人员的情况，“如发现私招其他单位在职工人，原则上应送回原单位”，“未经劳动部门批准招收郊区和外地农民，如持有外出工作的证明文件，原地区不往要回，可继续留用，但需签订劳动合同”。［4］（p.972）12月25日，北京市委批转劳动局党组的报告，要求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招收新工人。

　　尽管1958年底到1959年初，中央连续下发《劳动部、内务部关于制止从农村私招人员的联合通报》、《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等文件，但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现象依然突出。因此，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事业、机关一律不得再招用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使用的，应即进行一次清理，已有固定工作确实不能离开的，必须补订包括企业、人民公社和劳动者本人三方面同意的劳动合同。其余的，应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以后，一律遣送回乡”。［15］（p.972）从这份文件可看出，针对农民盲目流动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中央加大了调控力度。

　　1959年2月16日，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外地农民来京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据2月15日的不完全统计，晚上在前门、永定门、丰台、西直门4个车站露宿的即有2000多人……秩序十分混乱”。［7］（p.8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月16日，北京市委决定取缔外地流入农民集中等待招工的“人市”。同日，市劳动局副局长赵化达、公安局局长安林、民政局局长李恕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北京市动员农民还乡办公室”。4个城区和朝阳、丰台、海淀、通州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和收容点，负责收容、动员和遣送工作。［17］在有关省、市、县的大力协助下，动员遣送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人市”私招工人的现象仍未完全绝迹。为彻底解决流入北京的农民返乡问题，市劳动局党组进一步提出解决办法：

　　一是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部队、学校的干部职工“给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写信，广泛地宣传党和政府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方针，说明城市已经停止招工，并且正在节约劳力和动员多余人员回乡生产，劝告在乡的农民安心生产，不要盲目外流。对于住在自己家中的农民要切实动员他们返乡”。

　　二是做好动员工作，“市动员农民返乡办公室应当组织专人，对本市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其他交通要道进行检查，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动员他们返回原籍”。

　　三是做好安置工作，要求“郊区人民公社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回乡以后，应当表示欢迎，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四是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大专学校，应对“1959年以来本部门招工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对于私招农民和乱拉职工的错误行为，必须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是妥善安排解决各部门以及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各种临时工。

　　六是为使郊区农民安心农业生产，各人民公社要进一步安排好社员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要加强对社员的教育工作，“今后公社不得随便给外流人员开给证明信件以及转移粮食供给证明和户口”。

　　七是“市公安局、粮食局和各区的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户口和粮食的管理工作，堵塞粮食统销工作和户口管理工作中的一切漏洞”。

　　八是组成检查组督察政策执行情况。［7］（pp.195～197）

　　1959年3月31日，北京市委同意市劳动局党组的意见，再次强调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坚决停止继续雇用临时工。

　　2.整顿劳动组织

　　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逐渐纠“左”，降低了各种生产指标。随着工农业生产指标的降低，北京市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大大减少，一度出现了闲置劳动力，劳动组织混乱的问题逐渐凸显，北京市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整顿。

　　一是整顿劳动力安排中的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解决不计算定员的问题。以钢厂为例，按冶金部定员编制标准，每套6吨转炉定员为320人，而北京钢厂实际用了392人；特殊钢厂第一炼钢车间开2套转炉，由于技术设备条件差，每套转炉需506人，加上必要的辅助人员，需1044人，但钢厂却配备1220人。若按冶金部定员标准，则现有人员开3套有余。［18］这种不计算定员的现象在各企业普遍存在，造成大量劳动力闲置，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是整顿业务分工等问题。为完成高指标，不少企业只顾招人，却忽略了合理安排劳动力问题。以北京钢厂为例，厂内的装卸运输工作占用182人，运输公司每天还派13部马车。该厂经过初步核算，只要在业务分工上稍加调整，在劳动组织上稍加整顿，人员就可节省一半。［16］

　　二是整顿“卫星厂”和附属企业占用劳动力问题。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某些原材料供应不足或生产协作关系中断，为维持生产，很多部门搞了“卫星厂”或附属企业。这些“卫星厂”或附属企业大都与本部门的生产无直接关系，却占用了大量劳动力。如建筑工程局曾有附属企业142个，职工21000多人，比1957年增加16000余人，其中很多企业从事的是与建筑施工无直接关系的纯商品性生产，这些企业如果停办或移交工业部门，职工人数至少可减少1/4。［16］

　　针对上述劳动力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北京市各单位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顿，主要有：开展以改进劳动组织、开展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把挖掘劳动潜力和技术革命、改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切实核定需要人数；加强劳动力管理工作，健全组织机构，在较大的厂矿或企业设立专管机构或由专人综合掌握企业职工人数及其变动情况；加强技工培训工作，制定培训计划指标，提高后备人员的质量，以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6］

　　不论是对私招人员的处理还是对劳动组织的整顿，北京市都坚决贯彻了中央的精简政策。由于被精简人员主要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等，他们刚来城市不久，精简难度相对较小，所以这次的精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三、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成效

　　到1959年9月底，北京市共精简53700人，但在精简工作的同时又增加了大量人员，使1959年城镇人口最终增加33800人。［19］如果仅从结果看，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1959年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北京市不可能仅增加33800人。具体而言，1959年的精简工作至少有以下四方面成效。

　　（一）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至1959年3月，北京市私招工人人数大大减少，私招问题基本得到控制。据市劳动局对市化工厂等6个单位私招工人的情况统计显示，6个单位自“大跃进”开始至1959年3月私自招收工人共980人，其中本市人员500人，外地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480人。从私招时间看，1958年12月25日以前私招704人。自1958年12月25日（北京市委批转劳动局党组的报告，要求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招收新工人）至1959年3月，私招工人人数下降到276人。［20］ 与此同时，“至3月10日止，各区共收容流京农民7100多人”，“已经动员遣送回乡的有5170人，收容后自己走了的1867人，现在还有坚决不愿回乡的农民有68人”。［7］（p.194）这表明，私招工人的现象和农村人口大规模盲目涌入城市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二）精简城镇人口工作一度取得成效

　　从1958年底开始，北京市委就对招收新职工进行严格控制，处理了一批私招人员，并对中央分配给北京市减少2万人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据统计， 1959年1～5月，北京市共私招2963人，其中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1894人，占私招总人数的64%。经过精简，到5月底，除已掌握一定技术或生产上确实需要的工人未被辞退外，各单位已动员还乡或辞退1202人。［21］精简职工工作取得一定成效。1959年1～9月，全市各行业共精简53700人。从精简的人数看，北京市已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减少2万人的任务，一度取得明显成效。但遗憾的是，在精简工作的同时又新增大量人员。1959年1～9月，全市各行业共新增87500人，其中复转军人33700人，从城市和农村招收29200人，大学和高等专业学校毕业生10000人，中等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10100人，外地调入4500人。增减相抵后，反而增加了33800人。［19］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必须辩证客观地看待。虽然城镇人口最终增加了3万多人，但精简工作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

　　（三）通过整顿劳动组织提高了生产效率

　　通过整顿，“三人看管一台床，喝水聊天唱二黄，工时浪费真不少”的劳动力浪费现象得到了遏制。整顿劳动组织的工作促进了各企业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普遍得到提高。据统计，北京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8月比7月提高了18.3%，9月比8月又提高了17.2%。此外，通过整顿工作，很多单位意识到做好定员的重要性，对职工进行全面的调查，并按照市委的要求制定定员。部分企业还发动职工讨论、核定和修改定员，使定员的标准更加合理。如五四七厂通过编制定员工作解决了工种间不平衡的现象，解决了夜班无人管理造成的质量、数量降低的问题，促使生产任务提前完成。［22］

　　（四）为其后的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经验

　　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注重工作方法。一是分清步骤、循序渐进。第一阶段摸情况、查人数、统一思想认识；第二阶段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第三阶段整改、制定人员方案和妥善处理被精简人员。二是将思想工作放在首位。打通群众思想，动员群众参与整顿工作是精简工作的关键。开展动员工作，不仅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更关键的是还要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三是明确政策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单位在减人过程中不发生随意的现象，精简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四是妥善安置被精简职工。做好安置工作，广大职工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会积极配合精简工作。例如，1959年北京市在开展精简城镇人口工作时，在发放资金补贴和安排被精简人员的生产生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积累的经验，为20世纪60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精简城镇人口工作提供了借鉴。

　　1959年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有力指导下，针对城镇人口膨胀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城乡对立、影响农业发展等问题而采取的及时的政策和措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探索中的不足。总体而言，这次精简工作虽然因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而中断，但它一度为缓解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为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精简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 引 文 献 ］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98～499页。

　　［2］《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3］《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844页。

　　［5］《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6］《劳动局党组关于1959年劳动力安排的意见》，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984。

　　［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8］北京市统计局编：《北京5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3页。

　　［1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4辑，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12］《劳动部、内务部关于制止从农村私招人员的联合通报（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968。

　　［13］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4］《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6］《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安排意见的报告（1959年6月24日）》，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984。

　　［17］北京市劳动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8］《劳动力的情况和问题（1959年2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1067。

　　［19］《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劳动力使用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05-00303。

　　［20］《向万副市长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1062。

　　［21］《各单位执行市委关于停止从社会上吸收职工指示的情况报告（1959年5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982。

　　［22］《北京市工业系统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总结（1959年12月）》，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1068。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瑾，法学博士，讲师，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210009。